（Nath/图）
2025年5月8日，古文字学家裘锡圭逝世，终年90岁。他一生沉潜于古文字之间，历经波折却不曾虚度光阴。他构建了古文字研究的新范式，开启了第二次古典学重建，培养了一大批出土文献和古文字研究的优秀人才。
实事求是，是古文字研究的精神，也是其意义所在。如果无法正确释读文字，便不能理解古典时代最重要的典籍，在此之上讨论义理也不啻于空中楼阁。古文字则犹如上古结绳记事的绳结，一结一结记录着跨越漫长历史的往昔世相，蕴藏着文明与创造的意义。
1952年，裘锡圭考入复旦大学（受访者提供/图）
紧要关头的好运
裘锡圭在学术上交到的第一个好运，是大学即将毕业的时候。1956年上半年，全国掀起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他成了复旦大学在政治上积极争取的对象。
1952年，因为对历史感兴趣，17岁的裘锡圭考入了复旦历史系，又因被古史分期所吸引，他产生了学好古文字的愿望——研究上古社会，必须到出土的古文字资料里去找史料。
当时古文字学书籍多价格高昂，裘锡圭一边借书一边抄书。午休、夜晚还有周末，他读胡厚宣的《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也抄罗振玉的《殷虚书契考释》、郭沫若的《卜辞通纂》《殷契粹编》，还摹录书上的甲骨文拓片。图书馆里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不能外借，他就用晚自习时间去抄。最初，他连铭文原形也摹录，后来，觉得太费时间，只抄考释。这本手抄《大系》，裘锡圭使用了50年。
裘锡圭的祖父是地主，父亲则做小买卖。他自知以这样的背景拼命钻研学术，在当时断不会被看作好学生，心里便做好准备要被分配去最差的工作岗位。“不料我的运气非常好。”裘锡圭后来回忆，在“向科学进军”的口号下，他在毕业前入了团，还留系做了恩师胡厚宣的助教。
裘锡圭的第二个好运，便是在1956年冬天跟随胡厚宣离开复旦大学，前往北京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一所，以复旦研究生的身份在先秦史组学习。半年后，复旦给裘锡圭去信，要他参与群众向学校提意见。裘锡圭心想，我有那么多书要读,哪里有时间给你们写信提意见，便没有接茬。
“如果我还留在复旦当助教，以我的性格，在提意见的整风会上，一定会讲一些领导不爱听的话。”裘锡圭说。多年后，他初识曾被错划为“右派”的黄永年，聊得投机，黄永年蹦出一句：“你老兄没当‘右派’，真是没天理啦！”
“我不但应该感谢胡（厚宣）先生领我走进了甲骨学的大门，还应该感谢胡先生带我离开了复旦，使我避免了划为‘右派’的噩运。”裘锡圭回忆道。
初到历史一所时，裘锡圭曾遇到兼任所长的郭沫若。他自认当时年轻，没什么世故，直接问郭老古史分期的问题，说大家用的史料都差不多，但一个说是奴隶社会、一个说是封建社会，好像已经不是史料不够的问题了，到底应该怎么解决？
“你把所有的史料都找出来了吗？”郭沫若反问。
这话对裘锡圭刺激很大。接着，他就去做《左传》、《周礼》等书和殷墟甲骨的卡片，这些卡片他一直沿用到晚年。后来，他在笔记本上记录了《颜氏家训·勉学》的一句话：“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
1956年7月，裘锡圭跟随胡厚宣、张政烺去往济南、开封、洛阳、西安等地作考古旅行，也因此躲过了“大鸣大放”的高潮。“真是一件天大的好事。”裘锡圭说。
平静的日子未能长久。在后来的运动中，裘锡圭被认定为走“白专道路”的个人主义者，被要求参加一个又一个集体项目。裘锡圭自认虽然对参加集体项目有抱怨情绪，但在实际工作中要比一些走“红专道路”的研究员认真得多，“可惜所用的精力大部分白白浪费掉了。”在夜晚和周末，他仍在读书抄卡片。
《甲骨文合集》第3册，编号6057正。裘锡圭去世前还在释读该甲骨文（受访者提供/图）
读研究生的最后两年，裘锡圭已经有了想突破古文字考释的强烈愿望，却也一度怀疑自己是否有这种能力。“我已经看了大量古文字资料，抄了很多卡片，还读了很多考释古文字的文章，为什么自己一个字也考释不出来呢？是不是我不如那些古文字学家聪明，再努力也没有用呢？”他问自己。
就在产生这种自我怀疑后不久，他逐渐在古文字考释方面有所收获。也正是由此，他的学术态度逐渐明晰：做学问有点像跑长跑。初跑长跑的人，跑到简直透不过气来的时候，会感到自己好像再也跑不下去了。然而，如果能咬咬牙，硬挺着继续跑，透不过气的感觉一般会有所缓解，往往就能跑到终点。只要你的方向和方法没有大问题，“坚持就是胜利。”
裘锡圭的第三个好运，是1960年毕业那年，被北京大学的胡双宝教授选去了北大。“双宝先生比较重业务，虽然从文件中看出我的政治条件不太好，仍然要了我。不然，我很可能被分配到一个学术条件很差的单位去。”次年，裘锡圭发表第一篇古文字考释文章《甲骨文中所见的商代五刑》，因形势所迫，他署了母亲的名字，用稿费请家人到饭馆吃了一顿不错的饭。
此后十余年，裘锡圭再难有称得上好运的时候。“文革”中，他重业务轻政治的表现突出，思想跟不上形势，自我批判的任务比别人更重，又被定为“反革命”，“臭骂自己成了家常便饭”。
形势几经反复，裘锡圭住所屡迁、工作频调。他借用过语言学家叶蜚声的书房，也在旁人外出“串联”时孤守中文系的空楼。周末，室友不在，他通宵写古文字考释笔记，“不到实在睁不开眼的时候不睡觉，即使躺下，也往往只睡两三个小时就起来接着干。”这使他在政治学习时屡屡因瞌睡招来训斥，也落下了青光眼的病根。就在这个阶段，他完成了《战国货币考（十二篇）》的初稿。这篇能穿越时间的学术研究后来在1978年发表，又在1980年代获得北京大学科学研究成果论文一等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有两年时间，裘锡圭在干校里放牛、插秧、割稻、种菜、盖房子、做运粮的脚夫。回校后，他在学校里烧过暖气锅炉，也去胡同清理过垃圾。带领裘锡圭清垃圾的是力学家郭仲衡。裘锡圭回忆说，“郭先生走起路来跛得很厉害，干活却比谁都卖力；平时话很少，但一点没有架子，对组员很和气，是一个很纯粹的人。”
裘锡圭也是这样。他在干校劳动时，获得了“裘大力”的称号。裘锡圭的学生张玉金向《南方人物周刊》回忆，裘先生很少向自己学生提及这些政治运动的细节，只是用往事勉励学生做事要认真严谨。他曾对张玉金说，“你看我被下放劳动，我就好好做，也得到锻炼，最后身体也挺好。”
在回顾自己的学术经历时，裘锡圭耗费了大量笔墨记录自己在运动中的经历，也反复叙述其间的所见所闻，甚至个中细节也历历在目。
运动结束时，裘锡圭已至不惑之年。这一代人被迫蹉跎了许多时光，因此常对时间感到分外紧迫。1984年，裘锡圭成为北大最年轻的博导之一，时年49岁。他自觉与投身古文字研究的数十年相比，自己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实在太过微小。“我遇到了不少爱护我帮助我的人，而且在有些紧要关头交了好运。不然，就连这些成绩也是难以取得的。”裘锡圭说。
在晚年的一次采访中，他说自己看侦探小说，喜欢雨果、狄更斯、巴尔扎克、契诃夫、托尔斯泰。末了，他补充道：“很喜欢看，后来就没时间看了。”
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帛书文献（视觉中国/图）
什么是古文字研究
在漫长的汉字发展史上，曾有过一次重大的变革。自战国中晚期起，秦国文字的圆润线条被方折、平直的笔画分解；复杂的部件被省略、合并或改换以实现简化。这些变化趋势持续作用，最终在战国晚期至西汉中期之间，催生出抽象化的新字体——隶书。
隶变既是新字体（隶书）的诞生，亦是旧字体（篆书）的谢幕。以隶变为界，在此之前产生的字体为古文字，在此之后产生的字体则为今文字。
简言之，“古文字”指商代至秦代期间产生并使用的汉字。依据出土材料：商代文字以甲骨文和金文（青铜器铭文）为主；西周、春秋时代则主要体现为金文；战国时期文字材料更为丰富，涵盖金文、简帛文字、陶瓦文字、玺印文字等不同载体的记录。面对古文字，研究者首先要辨认出这是什么字，既要解意，也要能找到与之关联的后世文字，破解待释字形在历史中的流变过程。陈寅恪曾在读过沈兼士的《“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一文后，给沈氏回信说：“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
裘锡圭的研究从甲骨文开始，又受北大教授朱德熙影响，对战国文字产生浓厚兴趣。1972年，他跟随朱德熙参加了马王堆一号汉墓遣策的考释工作，由此激发了他对秦汉文字，尤其是汉简的浓厚兴趣。而后，他的研究从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一直到秦汉文字，既无缺项，又无弱项。
也是从那时起，裘锡圭的研究范式初见雏形。他非常重视出土材料，特别强调在古籍整理和古汉语研究中利用地下出土资料的重要性，认为王国维提出的古史研究中的“二重证据”法同样适合于古籍整理工作，研究者要尽可能利用出土材料校读古籍，研究古籍源流。
还在生产队劳动时，裘锡圭利用晚上和周日的时间考释战国文字，与朱德熙合著了《战国文字研究（六种）》。文章的第一节，裘锡圭阐明了出土于山西侯马的春秋“盟书”上的誓词：“麻夷非是”。这四个字反复出现在“盟书”末尾，历代学者争论不休，东汉经学家何休错释为“视彼昧雉”，意为诅咒背盟者像待宰的鸡一样被杀。这个解释被官方注疏系统收编，又成为科举的指定教材。而裘锡圭通过大量旁证，结合音韵、训诂，对比文献和出土材料，确定“麻夷非是”与“昧雉彼视”是一个意思，应为“灭夷彼氏”，即“消灭那个家族”，由此破解了先秦誓词中“灭族”的残酷真相，终结了近两千年的误读，是古文字学“小字证史”的典范。
朱德熙（资料图/图）
1974年，他与朱德熙一同被借调到文物出版社，参与整理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马王堆帛书等工作。这是裘锡圭又一次学术上的好运，避开了学校里的政治运动，获得了整理研究出土古文献的经验。
他们首先细致研究竹简本身，根据竹简上残留的缠线痕迹加以分类。接着，再从字体形态和内容入手进行辨识。有些字仍保留着上古篆书的形态，辨认起来相当困难。即便能够认出字形，具体含义是什么，往往还需要进一步考证和分析。凭借对古文字的熟悉，裘锡圭和朱德熙将数千片碎简拼接起来，最小的碎片只有指甲盖那么大。
也是在整理马王堆《老子》甲乙本卷前卷后的佚书时，裘锡圭补上对思想史文献的阅读。“一定要边干边学，随时补充知识，”裘锡圭说，“更为重要的是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不知为不知，把握不大的暂时就不要说，多找些资料，再深入下去。”
实事求是，正是古文字研究的精神，也是其意义所在。没有文字，万古如长夜。覆盖广袤地域、跨越漫长历史的汉字使中国保持了历史的连贯性，古文字则犹如上古结绳记事的绳结，一结一结记录着跨越漫长历史的往昔世相。
如若读错了古文字，也就误解了历史。正是为了解决上古社会性质、古史分期这样的大问题，裘锡圭开始了古文字研究。如果将文字考释比作地基，他在这里夯实了几十年。最终，他的重心逐渐从文字考释向义理阐释转移，想要挑战一些思想史中更宏伟、更重要的问题。
裘先生清唱京剧选段（受访者提供/图）
学脉
2013年，《文字学概要》出修订版。裘锡圭在前言附上了《朱德熙先生关于〈文字学概要〉的信》。这是1991年12月从美国寄来的信，朱德熙建议裘锡圭修改行文中不够明白晓畅的地方，并做了多处具体的示范。
“有些地方真可以说是诘屈聱牙，令人难以卒读，这就把全书的好处都掩盖住了。我觉得最好现在就开始修改，发现一处改一处。作好再版修订时的准备。”朱德熙写道。
这是一封完全讨论学术的来信，只有结尾处，朱德熙匆匆道：“我在这里心情总是不太好，效率亦低，乏善可陈。”半年后，朱德熙去世。
裘锡圭是在1962年的一个夜晚独自去敲开朱德熙家门的。自我介绍后，裘锡圭陈述了关于战国文本的一些意见，朱德熙则听得饶有兴致。“一位在学术上已经有很高成就的学者，竟能这样坦率热情地对待我这样一个初次跟他接触的青年，这使我十分感动。我庆幸自己找到了一位最好的老师和知音。”从此，裘锡圭常常迫不及待地往朱家跑，雨天也不管不顾，想尽早与朱德熙讨论自己的发现。
在朱德熙之女朱襄的回忆中，裘锡圭经常与朱德熙一聊就是几个小时，每每压低声音不打扰邻居，却又会忍不住大笑或激烈争辩，亦常陷入沉默各自思索。在朱襄看来，正是这些日夜相谈、惺惺相惜，对心中至高无上学问的追索，使两位学者彼此支撑，度过了严酷肃杀的岁月。“如果没有那些被折腾的时间消耗，父亲也许可以多有些寿数，裘先生也不会有早年被浪费的时间，他们可以多做更多的学问，以飨国家。”朱襄说。
朱德熙在西南联大的同窗汪曾祺曾以“完全超功利”、“每日孜孜，手不释卷”，形容朱氏的治学态度，又称其虽然感情不外露，但对家人、青年学者都怀着一种含蓄温和但很深厚的爱，“我不止一次听他谈起过裘锡圭先生，语气中充满感情，好像他发现了一个天才。”裘锡圭是在朱德熙的追悼会上，第一次听到这段话。学者李零回忆，当时裘锡圭泪如雨下。“（德熙）先生对我的帮助最大。”裘锡圭以此总结自己的学术道路。他列举了诸多事例，比如朱德熙反复三四次为他修改文章，将《文字学概要》荐予商务印书馆，帮助他晋升副教授，以及出国讲学。“先生对自己的文章，要求非常严格……先生的这种身教跟言教一样重要。”
而今看来，裘锡圭对朱德熙的追思，亦如弟子对他一般绵长未绝。
1985年，裘锡圭招收了自己的首批博士：黄天树、张玉金。在他们毕业前，裘锡圭未再招博士生，亦曾婉拒两位留学生，只因水平未合要求。
张玉金今年67岁，是华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兼任广东省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他说，直到现在，每每动笔，常觉裘先生站在自己身后，让他时时自省，所作文章能否经得起裘先生的批评。他能回忆起许多画面，比如裘锡圭对他说“怎么这个问题都弄不懂”，比如为了使用“又”还是“也”作连接词，批评他半天，比如在回信中指出不应将“不尽如人意”缩写成“不尽人意”。“毕业之后，我们写好文章就寄给裘先生，要是他不说什么，那就是不错。”张玉金说，“我教书之后，也认为学生经常写点文章给老师看，接受批评，是非常重要的。”
与朱德熙一样，裘锡圭也会反复修改学生的论文。黄天树对《南方人物周刊》说起自己的博士论文，五千余字的前言，裘锡圭修改了十几遍，先以铅笔边读边改，再用红笔细摘，最后以黑笔写定。黄天树的博士论文题为“殷墟王卜辞的分类与断代”，裘锡圭同他看甲骨拓片、缀合甲骨，力图将原本模糊定为商代晚期的甲骨详细分类。
众所周知，裘锡圭不愿为学生谋关系，但对于真正的学术创建，裘锡圭与朱德熙一样，总是倾力举荐。黄天树的论文因领域冷僻、名声未显，久无人问津。裘锡圭写了推荐信，请朱德熙同署名。他主动向中华书局推荐，又通过学生联系到台湾文津出版社，最终《殷墟王卜辞的分类与断代》在1991年出版。16年后，科学出版社再版，并获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提名奖。黄天树现任教于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以甲骨断代和甲骨资料的整理而闻名。
裘锡圭曾言，朱德熙对学术和教育事业抱有真挚、热烈的情感，总是由衷地为学术上有希望的年轻人高兴。他自谦自己缺乏老师那样真挚的热情，却也屡屡不拘一格举荐人才。
1979年，建筑工人王慎行携书求教，裘锡圭即荐往历史系同仁处；看完初一辍学的农民徐宝贵的论文后，裘锡圭写下“近日拜读大作，觉得所论皆极是”；2008年，在裘锡圭等教授的极力推荐下，锦州下岗工人、三轮车夫蔡伟获得博士报考资格。
1995年，蔡伟向裘锡圭写信求教，裘锡圭复信解答，并说钦佩蔡伟对“传统小学”真心好之，不计功利、刻苦潜修达到较高水平。
后来，蔡伟在与北大学者董珊的通信中提及“没有时间看书”，董珊才知他靠蹬三轮维生，于是将情况告知自己的导师刘钊。刘钊与裘锡圭商量后，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决定以借调的方式邀请蔡伟来学习、参与注释两篇马王堆汉墓简帛。
“蔡伟来了以后，我们的老师跟他都谈得来，都像对待自己的学生一样毫无保留，很多老师都感到应该帮助他。”裘锡圭说。2009年，蔡伟进入复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攻读博士，如今是辽宁大学副教授。
2008年秋，裘锡圭（右）和刘钊参观“首阳吉金”展览（受访者提供/图）
第二次古典学重建
面对陈旧的文字，学者希望得到怎样的回响，这是裘锡圭要面对的问题。
2001年，裘锡圭在《中国古典学重建中应注意的问题》中，首次提出“古典学重建”的概念。“古典学”本是舶来词，泛指基于文献的一切与古希腊、古罗马相关的研究。裘锡圭借用古典学一词，指代对上古典籍的研究——成书、体例、真伪、作者、年代、流传……
裘锡圭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古史辨”派为主的疑古思潮作为“第一次重建”的开端。“古史辨”派领袖顾颉刚认为，中国古史是“层累地造成”，意即今人所看到的古史传说，是经过历代转述者层层添油加醋的产物，而非历史原貌。在《古史辨〈自序〉》中，他直言“上古史靠不住”，试图挑战传统史学叙述。
疑古浪潮高涨时，新出土的材料为学者们提供了验证的机会。19世纪末，河南安阳发现了商代后期王都殷墟遗址。根据出土的甲骨，王国维写成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证明《史记》中对殷商世系的叙述基本可靠。而后他在《古史新证》中提出了新的史学方法“二重证据法”，即以地下之新材料与传世文献两相印证，以考察历史真伪。
裘锡圭总结，正是对国外学术思想的借鉴和二重证据法的应用，使得第一次重建中涌现出诸多对古史、古书的新见。三皇五帝不是信史，后人伪造的古文《尚书》不能用于论述，这些第一次重建中得出的结论很快就成为了学界共识，在裘锡圭求学的年代被传授给学生。
如果说第一次重建以去伪存真为中心，重在“去”。半个世纪后的古典学第二次重建更像破而后立，学者通过大量出土的简牍帛书等材料，在疑古的废墟上对古书建立起全新的认识。“这个时候的重心，是通过出土文献重新认识古代中国。”历史学者葛兆光总结说。
在王国维的时代，学者们对重建古典有方法却没有足够的材料，大量简帛文献的出土要等到1970年代。“裘先生和李学勤先生他们，正好碰到这个‘地不爱宝’的时代，因此，他们开启了被称为第二次古典学重建的时代。”葛兆光说。
出土的材料很快就在各个领域发挥了作用，甲骨学甚至与天文学产生了关联。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学者对商代一次月食的日期产生了争执。月食的卜辞中出现了“己未夕”和“庚申”两个日期，早先甲骨学家董作宾认为月食发生在“庚申”日。裘锡圭通过释读连接两个日期的关键字，指出其应读为“乡（向）”，进而确定月食发生在“己未日夜间将要到庚申日”，即“己未夕”的时候。通过月食和其他证据，学者们考证出商王武丁在位的具体年代为公元前1250至前1192年。
对于传统中常见的命题，新材料也给出了颠覆性的答案。通过将传世文献与出土的郭店简、北大本《老子》对读，裘锡圭认为通行本《老子》的“宠辱若惊”是“宠辱若荣”的误读。《老子》认为好的统治者能够“受邦之垢”，承担坏的事情，所以要“宠辱若荣”。裘锡圭推测，或是庄子后学将“宠辱若荣”改为“宠辱若惊”。他们曾写下“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后来收录在《庄子》中，为自己参与治理国家留了后路。为了给自己背书，他们又将《老子》改得文义不通。过去学者认为，因为时代接近，《庄子》中的老子形象最为可靠，却忽视了时人篡改的可能。
2005年，离开北京南下前，裘锡圭（中）、董岩（左）在首都机场合影。那天裘锡圭只允许黄天树一人来送行（受访者提供/图）
裘锡圭以孔子、老子的研究为例，指出当下的认识与真实情况还有不小的差距，“尤其是对孔子，往往一贬就贬到九泉之下，一捧就捧到九天之上，态度极不客观。”不客观往往源于未能全面掌握新旧材料，也正因此，才激发了裘锡圭对古典学重建的重视。如果无法充分整理、释读古书，便难以做出优秀的研究。
1992年，李学勤发表了《走出“疑古时代”》。他引用了冯友兰的历史“三阶段”说，即“信古—疑古—释古”，向学界倡议：“在现代的条件下，我看走出‘疑古’的时代，不但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了。”
随着新材料的面世，裘锡圭认同“走出疑古时代”后不应再受疑古派一些错误看法的束缚。他反对否定疑古派过了头，以至于从“疑古”重回“信古”的老路，“大的方面他们讲对了，我们就应该承认，总之一句话就是实事求是。”
因为实事求是的态度，别人的许多问题对裘锡圭都不成问题。有人问历史学与考古学是否要结合，裘锡圭便解释可以结合就结合，不要勉强结合。学界往往将学风分为京派、海派，认为前者严谨，后者更洒脱。裘锡圭不喜欢划分派别，只是说强调这种划分没有意义，还是要看人“瞎说不瞎说”。
2012年，为纪念张政烺诞辰一百周年，裘锡圭写下《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出土鸟形盉铭文解释》。文中他将其他学者释为“笰”的字，认定为“‘并’之异体”，并与后面的“传”字相连，认为应合释为“屏”或“輧”。
六年后，《考古学报》公布了那批青铜器的全部资料，裘锡圭看后承认释为“笰”更为妥当。他在复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官网发表声明承认了错误，宣布自己前文“所论全误”，“拙文可谓毫无是处，自应作废，以后编文集也不收入。”
“他不管你是权威还是一般人，”张玉金说，“他不迷信自己，不迷信权威，也不轻视任何人，观点正确，我就认可你。”
2012年，裘锡圭（后排中）在《裘锡圭学术文集》上与弟子合影（受访者提供/图）
70岁南下，建立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
2005年，裘锡圭离开工作了45年的北大中文系，回到复旦大学建立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这个变化震动了学界，两所学校的古文字研究在其后此消彼长。
离京当日，裘锡圭只允许黄天树一人来送行。黄天树与裘锡圭夫妇在首都机场留下了一张合影，三人都是白衣白裤，行李车上放着两个旧箱子、两个书包。
那天，黄天树情绪低落。他想，裘老师已经70岁了，要去一个陌生的地方重新建立中心，只觉“风萧萧兮易水寒”。“但你现在看复旦的古文字，”黄天树话锋一转，“大家有目共睹，建设得是风生水起。”
年逾七十，北大不再为裘锡圭保留岗位。重返上海后，学界感叹“复旦捡了个大钱包”。初时，校内理工科师生不解学校为何如此看重裘锡圭，直至有领导解释道，裘锡圭之于复旦，如同当年苏步青归来。众人的疑问才涣然冰释。
跟随裘锡圭南下的还有学生陈剑和沈培，现下他们都是知名的古文字研究者，分别任教于复旦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两位学者都婉拒了采访，沈培复信道，“裘先生去世了，我很悲痛，现在接受采访，我感到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说起来一定很乱。”陈剑则以“裘先生的道德文章，立德立言立功，早在他在世时就已经不朽了，何庸我来赘言”答复。
中心草创时只有四人，除了裘锡圭和学生，还有浙江大学的张涌泉——他在北大读博士后期间曾与裘锡圭合作，晚年也是到养老院探望的常客。2006年，也就是中心成立一年后，张涌泉因人事原因不得不离开，临行前致电厦门大学历史系主任刘钊，征询其接任中心主任的意愿。刘钊当时虽口称“要再考虑”，实则心中已有决定，隔日便应允。
刘钊在读硕士时，曾致信向裘锡圭求资料，裘锡圭专门复印了论文寄回。“那个时候也是少不更事，裘先生已经鼎鼎大名，还去复印店给我这个学生复印资料。”后来，刘钊请裘锡圭看一篇古文字释读的文章，得到了裘锡圭的肯定，刘钊“很兴奋”。裘锡圭在信中还向刘钊指出一个释字的不足，并送给他一条自己发现的材料，加以佐证。正是凭这篇文章，刘钊获得了社科院青年语言学家奖。
在学术之外，裘锡圭颇为看重刘钊的行政经验，需由刘钊处理日常琐事。那时中心最大的问题是缺人，“人少就做不了大的集体项目。”刘钊告诉《南方人物周刊》。接任中心主任后，刘钊四处招徕学者，又从学生中选拔堪成大事者。到了2008年，中心便有能力接手《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这样的大项目了。
马王堆简帛自1970年代出土以来，始终未有系统整理，学界也无法窥其全貌。《集成》的工作主要有两部分：整理图版，释文注释。前者是将破碎的竹简、帛书重新缀合，恢复其原貌。以帛书为例，出土后，科研人员先将帛书用氮气密封，送到故宫博物院揭裱，泡在水中利用浮力将最上层分离，裘锡圭团队再根据数码照片，将这些碎片拼凑还原。帛书常年泡在水中，上层墨迹渗透晕染到下层，形成“反印文”，用长帛抄写短文章时，帛的空白部分便有上层文献较为清晰的反印文，学者借此识别、缀合了不少碎片。释文注释则是对简帛上的文本内容做出解释，内容涉及了经学、数术、兵书、医书、纵横、天文等多个领域。
关于这个研究，裘锡圭直言，因资料复杂、时间紧迫，团队屡次推迟交稿时间，未能如预想般“尽善尽美”。“‘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这样的项目都有时间限制，如果晚了就没有钱了。”裘锡圭的批评总是心直口快。他的学生回忆，在北京时有的同行因而记恨于他。
那时，还不到30岁的郭永秉协助裘锡圭完成了《老子》乙本的注释，也负责《春秋事语》和《战国纵横家书》的整理。郭自觉《春秋事语》整理得不错，但在崇明开会时，竟被陈剑在一夜之间找出了许多新的缀合和释文。郭永秉后来说陈剑“拼帛书像吸毒一样有瘾”。陈剑常被人问到“拼来拼去”在干嘛，他以《周易》为例，“休復”二字根据右半边便可知是什么字，但他还是从残片中找到了左边的偏旁。他说，“这才真正‘休（修）复’了。能拼上去为什么不拼呢？”裘锡圭很喜欢这样的团队氛围，与他读书的年代很像，“互相有点较劲的良性竞争。”
在陈剑眼中，裘锡圭就像团队中“无所不能”的父亲，总觉得他能永远保持工作状态。网上许多人说“一个时代结束了”，他很认同。但作为学生，他感受最深的是，“那双一直注视着我的眼睛，没了。”
2015年6月9日，裘锡圭在修订《裘锡圭学术文集》（受访者提供/图）
最后的工作
眼疾困扰了裘锡圭几十年。最初是近视与青光眼，加上晚年老花眼，约莫十年前起，只有贴着稿纸，裘锡圭才能勉强看清初号字，看早年写的卡片要用放大镜。他有一张特制的书桌，一米多高，桌面上放块倾斜的木板，木板上摆着书。工作时，裘锡圭的下巴顶着桌子，字写得很大，也不如早先规整，时常会写到纸外。
妻子董岩比裘锡圭还关心他的健康，包揽了大部分杂务，定时提醒他滴眼药和休息。为了平衡工作时间，二人也没少争执。吵得急了，裘锡圭会说：“人活着不工作，那和死人有什么区别。”但他也承认“好在有她管着，我才能持续地工作”。
眼疾愈笃后，凡是裘锡圭要阅读的材料，董岩都会仔细检查。后来同事和学生打印时，都约定俗成地设置为二号以上的字号。
2020年左右因病手术后，他的眼中只剩微弱的光感。到了2025年，最后的光线消失。
26岁的小汪是裘锡圭的最后一任助手，正在中心攻读博士。他自谦能成为裘锡圭助手是因为自己嗓门大，“裘先生的听力不是很好，客观上需要一个声音大的人，喊的时候不是很累。”他说。
本科时，小汪就读于一个文史哲混合班，班上流行读西方哲学，他却翻开康德的“三大批判”就犯困，再一看《文字学概要》，真是颇有意趣。“语言平实，很好读，但不是那么好懂。里面的例子特别丰富，让人觉得必须要肚子里很有货才能写出来，这种内在知识特别让人向往。”小汪当时并不知道，这是承自朱德熙的写作风格：言之有物，忌矫揉造作、堆砌辞藻。他说，自己杂乱无章地读书，直到读到《文字学概要》，才感受到学术的召唤，“学术就应该这样质朴，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他想成为这样的学者，也想见裘锡圭一面。考入中心后，小汪却听说裘锡圭已经很少来学校，不免失落。成为裘锡圭的助手，让他觉得“运气很好，一切都有些不真实”。
裘锡圭与小汪约定，一周通话五天，每天两个小时，由小汪来念文献，并记录裘锡圭的想法。有时候小汪把英文材料念得磕磕绊绊，裘锡圭听得吃力，却不乏鼓励；有时小汪念错材料，裘锡圭也不生气。“至少对我来讲，我一直觉得他好像没有传说中那么严厉。”小汪向《南方人物周刊》坦言。
对古文字学家而言，失明几乎就是被剥夺了面对研究对象的能力，不得不依靠他人的协助来完成阅读写作。
裘锡圭想要了解字形只有两种办法，调用记忆或他人转述。“这么一个嗜书如命、爱好古文字的人，一个觉得活着的意义就是做古文字学问的人，看不见东西，我想他内心应该挺痛苦的。”黄天树说。
两年前的一次会议上，裘锡圭的文章中论述了某字的字形，有学者提醒道，字形的细微处与他描述的不尽相同。裘锡圭颇为诧异，他起初怀疑这种观察差异或许另有原因，而后虽未完全放弃己见，却也做了修正。
“如果他还能看得到，自己直接去看就可以验证到底对不对了。”小汪说，“但他反复地问我，问这个字形是不是真的理解错了，其他人指出的问题是不是真的存在。”
会议几天便结束了，裘锡圭思考了近三个月，对一些“大问题”的观点有变化，而后在未公开文章的引言处，用激烈的口吻自我批评：“我轻率地将不成熟的初稿提交学术会议，并写了一篇拔高此稿的说明，请人在会上宣读。这种极不谨慎的行为应该受到谴责，谨向会议的主持者和参加者致诚挚的歉意。”
生命最后的一年半，裘锡圭搬去养老院居住。搬家时，他嘱咐小汪，餐桌左手边的小铁盒里有巧克力，“你想吃就拿着吃掉，不要浪费。”他也对家里的钟点工阿姨说，看到什么想吃的，都拿走，别浪费。
“后来再去裘先生家里，阳台上的植物也枯萎了。”小汪说，“当时就有点伤感。”
在养老院里，护工王姐说友人来探望，裘锡圭就同他们聊学问，很激动很开心。“他老是跟我讲，‘我要抓紧把我的学问做完，我这两年要好好做学问。’”
每天6点10分，有时更早，裘锡圭在护工的搀扶下迈出房门，开始在走廊散步锻炼。走廊不长，常人走一个来回200步足矣，但双手撑着助步器的裘锡圭需要走240步。2024年手术后，他一度只能走二十几步，“但他天天都要锻炼好几次，一定要求自己锻炼，慢慢就能走三趟了。”王姐对《南方人物周刊》说。
有回裘锡圭走了四趟，晚上躺在床上，还觉得脚底疼。王姐要给他按摩时，被他推辞了，怕王姐太辛苦。王姐说你不能贪步数了，裘锡圭说好，就走三趟。他不喜大锅菜，有时小炒加餐，也难合口味。但他从未在王姐面前流露这些，每日都是遵医嘱吃完。他要尽可能保持健康，多做一些事情。
尽管目力无存，但裘锡圭的仪表仍然讲究，胡子刮得干净，衣服拉得平整。休息时，王姐为他播放《老子》和《论语》的音频，他安静地听着，直到小汪打来电话。
一如过往，裘锡圭十分在意时间：他坚持问题应在两小时内解决，不要拖延，担心耽误小汪的学习。然而无人提醒时也会延误，但最多不过半小时。“裘先生为这件事往往会非常地不好意思，甚至会经常因此向我道歉，”小汪说，“我始终感到他很在意时间，经常嘱咐我如果超时一定要提醒他，千万不要耽误我的工作学习。”
有时候一天能写两三百字，有时候一个字都写不出来，有时旧问题还未解决，又旁逸斜出地发现了许多新问题。小汪觉得自己拖累了进度，裘锡圭反而安慰他：“那有什么！能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进步。”
他们时有遇到难题，裘总以商量的口吻征询意见，“小汪，你看能不能这样去理解？”“你平心而论”也是裘锡圭常对小汪常说的话。他要求小汪要客观、凭良心，不要对他曲意迎合。
2023年中秋，小汪收到裘锡圭送的一盒月饼，里面有四个，他一直舍不得吃。转念想，裘先生送的月饼，自己独占太不好，便分出三个给同学。分完又后悔，“想着要是全留给自己该多好，“越这样想，自己那块就越舍不得吃。”
对许多学者而言，裘锡圭的为学与为人本身，便令人心向往之。中西书局总编辑张荣记录过一次去养老院拜访裘锡圭：“裘先生坐在阳台上，金色的阳光从他的身后洒下来，逆光中，先生虽然消瘦，但坐得笔直端正、安详静穆。”
2025年，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合影（受访者提供/图）
“奋力攀登吧，年富力强的裘锡圭”
2025年5月8日，裘锡圭在上海新华医院逝世，享年90岁。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讣告称，遵从裘锡圭教授意愿，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和任何形式的悼念活动。其后一个月，各界悼念。北大中文系认为裘锡圭开创了新的研究范式，代表了古文字学的最高水平；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总结其学术成就为：“考殷契于残甲，辨籀篆于断金，使商卜周彝，再焕神采；楚简汉帛，重续遗编。”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赞扬他对中国古籍事业的重要贡献，《文史哲》杂志编辑部回顾了他对“古史辨”派、“二重证据法”等问题的阐释，湖南省博物馆则感谢他对整理马王堆汉墓简牍、帛书的贡献。
英国《卫报》称裘锡圭系统化梳理和追踪无数古文字的演变，是重建中国早期文明史的基础，亦赞扬裘锡圭致力于国际学术交流，曾在北大、复旦培养众多国外学生。日本学者广濑薰雄回忆自己2008年初到复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时，裘锡圭对他说“中国人和日本人没有什么不一样的”，他想，这是告诉他，放心在上海工作吧。
离世前一个月，裘锡圭曾回到光华楼27层，拍摄了中心的大合影。葛兆光和戴燕也在这天来拜访他，留下一张合影。当时裘锡圭的眼前只有黑暗，但他在镜头前把眼睛睁得大大的，透出温和的神色。“眼睛里有光，很清澈很明亮。”葛兆光说。
他工作到了最后一刻，最后两年完成了大约三万字的《老子》论著。5月3日下午，小汪帮助裘锡圭修改了新写的论文。5月6日，裘锡圭住进医院当天，小汪和同学往裘锡圭家里搬了一批书。他想起裘锡圭过往住院时，给自己打电话说“我会努力在医院工作，小汪你也要准备好，我们不能停下来”。
47年前，在开启拨乱反正和迎来“科学的春天”的节点，陈景润被树立为科学家的典型。1978年6月29日，《光明日报》第一版以整版的篇幅转载了《人民教育》报道裘锡圭的文章《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报道称裘锡圭为“古文字学的陈景润”，赞扬他在频繁的政治运动中排除干扰，争分夺秒，在甲骨文考释方面取得斐然成就。黄天树、张金玉等人都曾受到这篇报道的感召，决心向裘锡圭求学。当时，裘锡圭向记者展示了自己手抄的《荀子·劝学》的话：“是故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他说自己还没有赫赫之功，“我是说，要坚持这样一种精神。”
那篇报道以寄语收束了全文：
“奋力攀登吧，年富力强的裘锡圭！”
（参考资料：《裘锡圭文集》、《文字学概要》、《中西学术名篇精读·裘锡圭卷》、《千古学案:夏商周断代工程解密记》、《人间草木：汪曾祺散文精选集》、《字说中国：汉字里的生活世界》、《中文打字机：一个世纪的汉字突围史》、《陟彼景山：十一位中外学者访谈录》，以及《光明日报》、《人民政协报》、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文史哲》杂志、《上海书评》、中西书局、《南方周末》、《新京报书评周刊》、《中华读书报》等的报道。感谢邬可晶、程少轩提供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