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在文学、思想和哲学领域，长久以来都被男人的身影所笼罩。而20世纪，有三位女性大放异彩，她们的智慧为人类社会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被称为西方当代最重要的三大女性思想家。
这三位女性分别是：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西蒙娜·波伏娃，她1949年出版的《第二性》被奉为当代女性主义的“圣经”；
犹太裔美籍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她在1961年提出的“平庸之恶”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超越性反思。
还有一位，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
苏珊·桑塔格是一位天才少女，她16岁考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随后转入芝加哥大学，本科毕业后，前往哈佛大学继续深造。
二十多岁，她在美国文化界崭露头角，三十岁就获得了声誉的第一次巅峰。除了小说，她还创作了大量有关摄影、文学、艺术的评论，也凭借对社会文化直言不讳的批判，被誉为“美国公众的良心”。
而到了四十多岁，她在思想上发生了一次重要转变，从文艺批评和小说创作中抽身而退，开始对“疾病的隐喻”感兴趣。为什么呢？
这跟她的亲身经历有关。
1975年秋季，这位风头正盛的年轻学者，被检测出左侧乳房有个肿瘤，癌症4期，癌细胞已经扩散，她才42岁。
在持续数年的治疗中，桑塔格看到和她一样患癌症的病友们，不仅要承受疾病本身带来的痛苦，还要忍受那些被加在疾病之上的各类象征意义的折磨。而后一种痛苦，加在人的精神和心灵之上，在她看来，要远远超过身体的伤痛。
她计划将这段经历和她的思考写下来。
1978年，她出版了一部小书《作为隐喻的疾病》。虽然桑塔格没有提及自己的治疗细节，但是读者分明能从字里行间体会到她在患癌过程中感受到的隐秘而复杂的痛苦。
最重要的是，桑塔格不仅活了下来，书出版后，还有成百上千的人给她写信，说她的书鼓励了他们，通过积极治疗，他们的生命得到拯救。
80年代末，“艾滋病”的突然出现和大流行，引起社会的极大恐慌。为此，桑塔格在1989年又写作了题为《艾滋病及其隐喻》的长篇论文，分享了她对这种“新出现”的疾病的思考。
后来，这两篇文章合编为一本书，就是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本《疾病的隐喻》。
首先，什么是“隐喻”呢？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著作《诗学》中说，“隐喻，是指以他物之名名此物。”
桑塔格使用的也是这个历史最早、最简洁的关于“隐喻”的定义。在她看来，没有隐喻，一个人就不可能进行思考，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隐喻都是合理的、正当的，其中必然有一些应该回避甚至废弃。
那么，桑塔格究竟探讨了哪些疾病，以及有关它们的隐喻呢
1.结核病：维多利亚时代的浪漫化
在桑塔格看来，有两种疾病一直都因隐喻而变得复杂且引人注目。一个是结核病，另一个就是癌症。
结核病，俗称“痨病”。在19世纪，因为对病因缺乏了解，也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人们认为这种病很神秘。
因此，如果某人得了结核病，就好像收到死刑判决一般。实际上，结核病也的确是19世纪社会上最普遍的死因。
关于结核病的隐喻十分丰富。首先，它被喻为一种“灵魂病”。为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癌症可能发生在人体的任何一个器官上，但结核病只和一个器官有关，那就是肺，而肺位于人体的上半部，主要维持人的呼吸，所以它被视作是一个具有较高地位、和精神有关的部位。
试想想，如果一个人病在直肠、膀胱、乳房、前列腺、睾丸……都是多么不好意思说出口的器官啊！但是，如果病在肺，病人的死亡就好像有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忧郁和光泽。
因此，当时存在一种流行观点，认为结核病导致的死亡，会消解凡俗的肉身，使人的人格得到净化，变得空灵。例如，患结核病的梭罗曾经说，“死亡与疾病常常是很美的，如痨病产生的热晕。”
桑塔格认为，这种观念与当时的时代分不开。
18世纪开始，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人们的社会地位和财富急剧变动，人们迫切需要什么东西来对此加以确认。
于是，人们找到了两样东西：服装、疾病。它们分别被视为对身体的外部装饰和内部装饰，用来表达自己在新时代的新态度。
为了和投机者、暴发户、野心勃勃地往上爬的人区分，结核病被塑造成一种具有优雅贵族色彩的疾病。
与面色红润、臃肿肥胖的新兴资产阶级相比，肺结核病人那病恹恹的样子成为一种荣耀。社会上流行羸弱、消瘦的外貌，脸色最好像死人一样惨白。健康不再是时髦，反而与平庸、粗俗挂上了钩。
于是，普通的年轻男女都开始争相打造柔弱、苍白的个人形象，惟恐自己落后于时代。
这时，人们把结核病浪漫化，把它视作优越、教养的标志。而这种隐喻实际上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甚至可以说，如今所谓的“以瘦为美”，其实还是在延续这种风尚。
桑塔格认为，大概是在十九世纪中叶，结核病和罗曼蒂克联系在一起了。
人们认为，优雅、敏感、哀伤、柔弱的人容易患上结核病，也只有这样的人才会患上结核病。而年纪轻轻就死于结核病的人，被认为是具有浪漫气质的人。
与此相关，有关结核病的各种隐喻中最重要的部分出现了——结核病被认为是艺术家的病，属于孤独、敏感、有创造力的人。
尽管事实未必真是这样，但是，作曲家肖邦，诗人济慈、雪莱，小说家卡夫卡、契诃夫、艾米莉·勃朗特、艾伦·坡，画家爱德华·蒙克……患结核病的艺术家们，的确有一串长长的名单。
这还催生了艺术家和波西米亚生活方式的关联。从19世纪初开始，到景色宜人的疗养院或观光地休养被当作治疗结核病的方法。
因此，那些结核病患者好像总是“在路上”，他们不断寻找着有益于健康的地方，好像一个出走者和流浪者。
这助长了人们对结核病人的浪漫想象。这个观点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有人认为文学艺术之所以在19世纪末走向衰落，就是因为结核病当时正在逐渐消失。
而实际上，这可能和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有关。
1882年，结核病被发现是一种细菌感染。进入20世纪，结核病的患病率开始下降。
1944年，微生物学家发现了链霉素，成为首个有效对抗肺结核的药物；1952年，异烟肼成为有效治疗结核病的首选药物。
伴随着结核病患者死亡率的下降，结核病的神秘外衣渐渐去除了。这时，和结核病有关的部分隐喻被分派给了别的一种疾病——精神错乱。
精神错乱患者被认为具有超凡脱俗的感受力、创造力和大起大落情感的人，精神错乱成了罗曼蒂克的艺术家气质新的隐喻载体。
作者: [美国] 苏珊·桑塔格
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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