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六朝建康城的发掘与复原的新思路》为题，初载于《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第26-38页。修订稿以《六朝建康城的研究、发掘与复原》为题，载《蒋赞初先生八秩华诞颂寿纪念论文集》，学苑出版社2009年，第276―292页。后经小尾孝夫翻译，以《建康城の研究——発掘と復原》载《山形大学歴史、地理、人類学论集》第13号，2012年3月，第55-79页。译文又被收录新宫学编《近世東アジア比較都市史の諸相》，东京，白帝社，2014年2月，第195-220页。
作者张学锋，苏州人。1985年7月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本科毕业，获历史学学士学位。1988年6月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留校任教。1993年5月至2001年3月，在日本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攻读博士学位，获京都大学文学博士学位（东洋史学）。其间曾任姬路独协大学非常勤讲师、同志社大学嘱托讲师。2001年4月回校任教，现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物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江苏省六朝史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唐史学会理事、三国—隋唐考古专业委员会委员，曾任京都大学客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汉唐考古与历史研究、东亚古代文化交流史。主要成果有《东晋文化》《中国墓葬史》《汉唐考古与历史研究》，学术论文近百篇，译著30余种。
六朝建康城的研究、发掘与复原
文 | 张学锋
来源 | 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
六朝建康城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先后已持续8年，完整的考古资料虽然尚未发表，但媒体及发掘人员的近著中已公开了部分资料。这部分资料虽是冰山之一角，但其对建康城复原研究工作的价值已经充分显示了出来。为了做好考古资料全面公布后建康城遗址研究的准备，笔者曾对20世纪以来建康城研究的学术史进行了初步梳理，肯定其成果，指出其问题之所在，并提出了建康城复原的新思路[1]，希望在相关材料公布后对建康城址展开进一步的研究。本文在旧稿的基础上，增补笔者近两年来的一些心得，以备“六朝建康都城学术研讨会”之论文。
一
基于文献的六朝建康城复原研究
公元589年陈平以后，六朝建康城被夷为耕地，唐宋时期已几无遗迹可寻。现今的南京市区又直接叠压在历代城址之上，给考古调查工作带来了相当的困难。然而，作为三到六世纪南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六朝建康城，因其历史、学术意义的重大，受到了历代学者的高度重视，寻踪和研究工作一直没有间断过。
进行六朝建康城的形制、规模和布局的探讨，除相关正史中保存的片言只语外，唐人许嵩撰述的《建康实录》二十卷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最丰富的史料。全书除正文以外，还以合本子注的形式，广引《金陵记》、《寺记》等六朝典籍，对六朝建康都城宫观寺庙作了比较详细的注释，这一部分内容是研究六朝都城建康最重要的史料。但由于许嵩时代的参照地点于今亦失之殆尽，从而，想利用《建康实录》的记述来准确地复原六朝建康城已是几无可能。宋元以后，方志兴起，南宋张敦颐的《六朝事迹编类》、周应合的《景定建康志》，元代张铉的《至正金陵新志》等，直至民国的《首都志》，虽有部分内容来自撰者的考证，但主体部分都没有超出正史及《建康实录》，且因时代久远，其具体的古迹推定亦难免出现谬误。
明清学者对建康城的研究和叙述也令人瞩目，明人陈沂《金陵古今图考》，王士性《广志绎》，清人顾炎武《历代宅京记》、《肇域志》，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陈文述《秣陵集》，甘熙《白下琐言》等，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他们的著述，从性质上来说均属个人的学术研究成果，与唐宋人编撰的史料不同，使用时应该加以甄别考证。
今人对六朝建康城的研究始于1935年冈崎文夫的《六代帝邑考略》[2]和1936年朱偰的《金陵古迹图考》[3]。尤其是朱偰的《金陵古迹图考》，在文献考察的基础上第一次绘制了有别于古籍版本的六朝建康城平面布局示意图，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中给学术界带来了深刻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以后，探讨六朝建康城的论述不下40余种，其中较多涉及到建康城复原的论述亦在20种前后。在六朝建康城的整体复原研究中，意见分歧较大，以下基本上按照时代的先后，将主要的学术观点及存在的问题介绍评述如下。
1.朱偰《金陵古迹图考》
朱偰称：建康遗址，今已不可考，惟鸡鸣寺后所余古城一段，尤为六朝遗物。故除北界外，东西南三面所至，已不可确定。惟依据古籍，宣阳门距淮五里，假定都城为正方形，则周围二十里十九步，每边当为五里。然则自古长乐渡（今镇淮桥东北，古朱雀航所在）而北，五里当为建康南界，十里当为建康北界，宣阳门当在今土街口一带，其四至亦不难以此推得矣。（图1）朱偰先生绘制的孙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代建康城图，不仅包罗了六朝鸡笼山（今北极阁）、潮沟、运渎，甚至还包括了五台山的一部分。
图1 朱偰复原图
朱偰复原建康城图的出发点是认定今北极阁鸡鸣寺后的一段古城墙为六朝建康城北墙，将今中华门北侧镇淮桥东北的长乐渡视为都城南端的朱雀航，并想象建康城基本呈正方形，从而推断都城的正门宣阳门在土街口（今新街口以东中山东路洪武路口）。朱偰先生得出这一推断的依据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是认为今鸡鸣寺后的一段古城墙为建康都城北墙遗址，视城南内秦淮河上的长乐渡为朱雀航；一是将鸡鸣寺比定为梁代的同泰寺。将鸡鸣寺后的一段古城墙视为建康都城的北墙，应该说是一个误传，最早见于清代南京学者甘熙的《白下琐言》[4]，视长乐渡为朱雀航也与文献不符；而鸡鸣寺后的一段古城墙与六朝没有关系，已被证明是明代城墙中被废弃的一段[5]。因此，复原出来的建康城位置整体上与《秣陵集》等古籍中的记载多有不合。
蒋赞初先生的《南京史话》继承了朱偰的上述观点，书中所附的“南京历代都城相互关系图”中，六朝建康城的位置与朱偰所绘完全相同[6]。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后来蒋赞初先生多次提及都城北界应在今北京东路以南一线。[7]
2. 罗宗真《六朝考古》
罗宗真先生在其著《六朝考古》中，对朱偰《金陵古迹图考》将今鸡鸣寺后的一段古城墙呼为“台城”一说作了订正，认为：自魏晋以后，宫城亦称台城，处于都城之内，占地甚小，建康宫城在孙吴宫城基础上营建，其周不过八里。《建康实录》、《至正金陵新志》、《宫苑记》均确认台城即建康宫城，而非建康都城。在南齐以前，城墙和城门以土墙和竹篱建成，鸡鸣寺后六朝古城为砖砌，故其建造年代当在南齐之后。《建康实录》卷十七：
大通元年，（梁武）帝创同泰寺，寺在宫后，别开一门，名大通门，对寺之南门。
又《舆地志》：
同泰寺与台城隔路。
很清楚说明建康宫城在今鸡鸣寺南，宫之北门与寺之南门遥遥相对。证明台城北界应在今鸡鸣寺之南，即今东南大学之北墙一带。因此我们所见鸡鸣寺北到北极阁一段城墙，即为当时都城之北界，而非“台城”。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罗先生给出的六朝都城的四至为：西约在今中山路西侧，北在北极阁（六朝鸡笼山）下，南在中山东路南侧，东在太平北路东侧；而当时的宫城，南面约在今珠江路中段，西抵进香河，东至珍珠河，北至北极阁下鸡鸣寺前一带[8]。
罗宗真先生的观点与朱偰基本相同，只是将鸡鸣寺后的一段古城墙推定为建康都城的北界，而非“台城”的北界。
3. 郭黎安《六朝建康》
郭黎安先生认为：关于孙吴建业城的范围，考古调查发现在今北极阁鸡鸣寺后沿西家大塘（旧称栖玄塘，原系玄武湖一部分）有一段古城墙，外包明砖，内杂六朝小砖，俗称台城；而今小九华山（六朝覆舟山）到北极阁之间的明代城墙中也夹杂着不少六朝小砖。估计这是明代筑城时利用了六朝遗留的残垣砖石。由此可以断定，孙吴建业城的北墙当依鸡笼、覆舟二山而筑。《广志绎》和《秣陵集》谓“城据覆舟山之前”并非虚语。建业城的东界当至于青溪，并以青溪为濠堑。西界绝不会越过今日的鼓楼冈。东、西、北三边既已确定，则可根据城周二十里一十九步定其南界约到今新街口以南淮海路一带。东晋南朝建康城的范围因东吴之旧。关于建康宫的位置，近人朱偰推断今东南大学是其地。朱偰之说不谬，唯其云西界达今中山路似过于西偏[9]。（图2）
郭黎安先生的意见基本上维持了朱偰之说，并且增加了小九华山之北极阁之间的明城墙中夹杂的小砖为六朝遗物这一物证。然而，小砖为六朝遗物之说缺乏依据；其所绘制的六朝都城示意图已成不规则形，有别于朱偰的复原图。为了使宫城南门大司马门经都城南门宣阳门到朱雀航的御道与文献中的七里相合，不得不使御道弯曲，这与其宫城位置的推定有关。
图2 郭黎安复原图
4．秋山日出雄《南朝都城建康复原序说》《南朝古都建康》
日本学者秋山日出雄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连续发表《南朝都城建康复原序说》和《南朝古都建康》两文[10]，旨在说明建康的城市布局是日本古代宫城的祖型之一。其主要观点可整理如下：
所谓“九六城”，即北魏洛阳宫城南侧的中央衙署区域，或隋唐长安城、洛阳城的皇城。秋山先生没有顾及南京的自然地理因素，过多地依照洛阳、长安的规制来复原建康城，以致出现了将秦淮河两岸繁荣的居民商业区划入了“九六城”范围之中、将东晋都城与南唐都城相混、将刘宋都城的范围无限扩大的怪现象。其根源在于对建康城史料的不熟悉。
图3 秋山日出雄复原图
5.中村圭尔《关于建康都城》
日本学者中村圭尔先生认为：建康都城的北墙位于北京东路一线，北墙的东端在九华山的南麓附近；西端从北极阁南麓附近至进香河路洪武北路口附近一线；东墙从小营路蜿蜒而过太平桥附近至利济巷附近；南墙在镇淮桥北五里，即火瓦巷、户部街和三十四标附近，正门宣阳门在火瓦巷户部街口附近。并认为都城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规整，而是很不规则的，特别是沿青溪而建的东墙，由于青溪有九曲，因而墙也应该是曲折蜿蜒的[11]。（图4）
图4 中村圭尔复原图
中村先生此文中的考察对象主要是建康都城，将都城的北界考订为九华山南麓的北京东路一线，对都城的西界和东界也提出了新的见解。不规则的都城形状与郭黎安的意见相似。
6.郭湖生《六朝建康》
1993年以后，郭湖生先生发表了《六朝建康》等一系列有关建康城的考证论著[12]。在涉及建康城位置时，郭先生指出：鸡鸣寺北边的一段古城墙，从南北朝时期的遗迹分布现状来看，难以将之作为六朝遗迹。都城的北垣与宫城北垣相重合。在其绘制的“六朝建康形势图”中，都城的形状呈正方形，北以潮沟为界，远离鸡笼山和覆舟山；西以运渎为界，东面离青溪还有一定的距离。（图5）
郭湖生先生将建康宫城的位置推定在今大行宫一带，这个意见彻底改变了朱偰以来的看法。此后的研究多倾向于这一意见[13]。这一意见的部分观点也被近年来的考古发掘逐渐证实。但在其“六朝建康形势图”中，由于没有按照南京市区图进行绘制，因此，运渎、青溪的位置似仍有问题，尤其是南部，两水之间的距离设定得过远，因此绘出的都城复原图依然呈正方形。
图5 郭湖生复原图
7. 马伯伦主编《南京建置志》
马伯伦、刘晓梵主编的《南京建置志》对六朝建康的都城、宫城范围作如下推断：都城在今南京城中部偏东，其中心部位约在今太平北路与珠江路、长江路之交点一带。东界凭青溪西岸，以青溪为濠。北起今太平门，近钟山西麓，沿青溪南下，呈东北—西南走向，至今太平路东侧文昌巷南附近。南界在今淮海路稍南一线，东起太平南路东侧红花地、大杨村附近，西至今中山南路附近。西界北起鸡笼山南麓偏西，约今进香河路、洪武北路一线，偏西向南延伸，至中山南路淮海路口，与都城南界会。北界在覆舟山、鸡笼山南，今北京东路更南一线。东起太平门内一线，西至进香河路。宫城则在都城中心偏北部，约在今大行宫民国总统府一带。[14]（图6）
宫城位于今大行宫一带，这一意见与郭湖生的观点一致，但与郭湖生复原的平面正方形的都城相比，《南京建置志》更多地考虑到了青溪、运渎实际流向以及两水之间的距离，绘制出来的示意图因此呈东西窄南北长的近长方形。问题是《南京建置志》推定的建康宫城横跨今珠江路南侧水道的南北，如果这一水道是六朝潮沟遗迹的话，那么，宫城横跨潮沟这一设想就与文献记载不相符合。在都城西界北段的推定上，受朱偰学说（将进香河视为运渎旧道）的影响依然可见。
图6 《南京建置志》复原图
8．李蔚然《六朝建康发展概述》
李蔚然先生1998年撰文《六朝建康发展概述》，对建康都城的四至作了推测，认为都城东界以青溪和燕雀湖为限，北部以覆舟、鸡笼二山为界，西界由今北京西路南京大学西侧向南至今王府大街三茅宫一带，南界约当今羊皮巷一带[15]。
李文的中心不在建康城址的研究，因此对都城四至的描述，既然没有参考郭湖生、马伯伦等人的成果，也没有建立在文献的考证和考古遗址的分布之上，其推测的范围只是一个泛泛的空间概念。
9．贺云翱《六朝瓦当与六朝都城》
贺云翱先生《六朝瓦当与六朝都城》中绘制的六朝历代都城复原图，总体上与《南京建置志》的复原图是非常相似的，但在青溪的流向上与之稍有不同，将今民国总统府围墙东侧的东箭道视为青溪故道的一部分[16]。（图7）将东箭道视为青溪故道的一部分，这一意见与上述郭黎安、中村圭尔的观点一致。这类观点或许受到了早年朱偰先生《金陵古迹图考·金陵古水道图》和部分地质钻探资料的影响。但是，近年来在民国总统府东南方南京美术馆新馆工地上发现的六朝铺砖道路证明，今东箭道不可能是青溪故道。因此，郭黎安、中村圭尔、贺云翱三家的复原图中的这一部分可以得以修正。
10. 卢海鸣《六朝都城》
卢海鸣先生在其著中称：假设都城为正方形，其整体微略呈东北—西南方向倾斜，北界在北京东路以南或更南一线，南界约在户部街、常府街一线，西界约在进香河路、廊后街、破布营一线，东界位于龙蟠路与黄埔路之间一线。宫城在今大行宫一带[17]。（图8）
卢海鸣《六朝都城》首次利用了部分考古发掘成果，其宫城位置的推定大致可信。然而，其推定的都城东界已远远超出青溪，到达了今黄埔路一带，与青溪为建康都城东侧防线的文献记载不符，黄埔路一带可能已在六朝燕雀湖中。究其原因，是作者首先将建康都城设定为正方形。将建康都城设想为正方形这一做法，朱偰、郭湖生亦然，这忽视了南京城市独特的自然地理因素。
图8 卢海鸣复原图
11. 外村中《六朝建康都城宫城考》
日本学者外村中先生在仔细考证历代文献史料的基础上，对建康都城和宫城的位置进行了比定。与上述各家的研究相比，外村先生充分考虑到了青溪和运渎这两条流经建康都城东、西两侧的水道的位置和作用，其都城复原方案为：都城南墙，今南京朝天宫之东；都城东墙，宋代府城东濠之西；都城北墙，宋代府城北濠以北。都城西墙，运渎之东。宫城南墙，都城南墙北二里；宫城东墙，都城东墙之西；宫城北墙，宋代府城北濠之南；宫城西墙，都城西墙之东。在文献考证的基础上，绘制了六朝建康都城、宫城复原图[18]。（图9）
外村先生所说的宋代府城是指宋代建康府城，亦即杨吴、南唐金陵城。东濠、北濠，则分别指流经玄津桥、逸仙桥下和流经珠江路南侧的城濠。参照其绘制的复原示意图，建康都城、宫城均呈南北长、东西窄的长方形，而且东西南北墙都设定为直线，都城南门宣阳门位于今内桥北侧，与南唐宫城的南门靠得较近。
图9 外村中复原图
综上所述，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学者们对建康都城和宫城位置的推测有十余种意见，这十余种意见基本上又可以分成四大类。
第一类意见出现得比较早，源自于20世纪30年代朱偰的《金陵古迹图考》，并影响了半个世纪以上。这一类意见的共同点是将建康宫城的位置推定在今珠江路、进香河路、北京东路、太平北路所围成的范围内，基本上是今东南大学成贤校区的位置；都城则在其外围一圈，都城南门宣阳门在今新街口、淮海路一带。
第二类意见是日本学者秋山日出雄提出的，由于其复原的思路和掌握的史料与其他学者大相径庭，因此得出的结论和复原出来的位置图亦有悖于常理。
第三类意见出现得相对较晚，源自于20世纪90年代初郭湖生的《六朝建康》等论文。这一类意见的共同点是将建康宫城的位置推定在今大行宫民国总统府一带；都城在其外围一圈，都城南门宣阳门在今淮海路以南的羊皮巷、户部街一线。
第四类意见是日本学者外村中提出的，建康都城为南北狭长形，范围被限制在青溪和运渎之间，都城南门宣阳门在今内桥北侧，相当于南唐宫城南门。这一意见一经提出，便得到了日本国内一些学者的认可[19]，笔者亦受其影响颇深。
第一类意见和第三类意见的内部，虽然在细节上存在有一些差异，但基本观点是共通的。这两类意见中，第三类意见是在长期的学术研究中对第一类意见的反思，一经提出，便得到了多方面的支持，似处于有利的地位。然而，以上四类复原意见的基础，基本上都是传世历史文献，其正确与否，必须要有考古发掘资料的验证。近年来六朝都城遗址的发掘，为验证各种复原意见提供了实物资料，也为重新复原六朝建康都城、宫城的位置提供了新思路。
二
六朝建康城的最新考古成果
为探明六朝宫城（台城）的位置，弄清都城布局等重大问题，自2001年5月起，南京市博物馆配合城市基本建设，有计划地对一些地点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截至2004年，已发掘15个地点，发掘面积累计1万多平方米。这一系列发掘的考古报告尚未发表，公开的部分资料均属于考古新发现的简介一类，部分出自发掘者近期的著作中[20]。
发掘工作分前后两阶段。前一阶段工作重点：东南大学、成贤街地区。发掘地点有：
A 原老虎桥监狱
B 成贤街43号大院
C 东南大学校园北部科技楼工地
D 成贤街星汉大厦工地
E 东南大学成园工地
F 浮桥工地
G 珠江路北侧华能城市花园工地
计7个工地。发掘结果，除 G 地点外，珍珠河西侧的各工地，尤其是东南大学校园工地，六朝文化层浅薄，没有发现任何与建康宫城或都城相称的重要遗迹现象。
第二阶段的工作重点移到了大行宫一带。发掘地点有：
H 中国近代史博物馆（民国总统府）工地
I 人防广场工地
J 日月大厦工地
K 华夏证券大厦工地
L 新浦新世纪广场工地
M 南京图书馆新馆工地
N 市体育局工地
O 延龄巷工地
计8个工地。其中，太平南路东侧的 L、M 地点的发掘终获突破，发现了与建康城相关的丰富的遗迹现象。现择其与本文密切相关的部分介绍如下。
1. 在中山东路与太平南路交叉处东南角的新浦新世纪广场工地（L 地点），发现一条北偏东25度的南北向道路。这条道路向北跨越中山东路，延伸到南京图书馆新馆工地（M 地点），上下叠压着从孙吴至南朝多个时期的路面，各时期道路的两侧对称分布着砖砌的路沟。孙吴时期的路面比较窄，宽度为15.4米，南朝的路面最宽，有23.3米。东晋时期的路面在孙吴时期路面的基础上往西位移了约6米，南朝路面又在东晋路面的基础上向动拓展了近10米。其中东晋时期的路面上整齐地铺着青砖，路面上还保留着清晰的车辙痕迹。有的青砖侧面还有东晋的年号，证明路面的铺设在东晋成帝和康帝时期，这正是苏峻之乱后，在琅邪王氏家族的王彬主导下大规模建设都城时留下来的遗物。
2. 在南京图书馆新馆工地（M 地点）发现的道路是新浦新世纪广场工地（L 地点）向东北方向的延伸。此外，在该工地的西北侧发现一段南朝时期的东西向夯土墙。从地层关系上看，这段夯土墙的使用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其中早期阶段的夯土墙基槽宽12.4米，残深1.4米。各阶段夯土墙的外侧发现包砖。晚期阶段的夯土墙残高0.7米，夯土纯净，结构致密，夯层在5―10厘米之间，墙的基础中发现一些木桩。在工地的东北侧发现该墙往北折。夯土墙的南侧发现孙吴和南朝两个时期的壕沟。孙吴时期的壕沟宽9.75米，深2米，壕沟两岸有护岸木桩；南朝时期的壕沟宽5.6米，深1.1米，局部发现有护岸砖墙。在东西向壕沟与南北向道路的交接处发现木桥一座，桥面板不存，桥桩保存完整。壕沟南岸发现东西向道路，有孙吴到南朝时期的多层路面，与南北向道路垂直。南北向道路的西侧还发现10余处砖结构房屋遗址，规模、形制不一，但墙址的走向与道路相同，均呈北偏东25度。最大的是8号房址，南北宽12.5米，东西残长13.5米，从柱洞分布情况看是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北墙上还保存着宽2.1米的门道。周围有回廊，廊道外有砖铺散水和排水沟。排水沟多为明沟，砌筑整齐，有些地方穿过道路下方，用砖砌成券顶暗沟。此外，还发现了5个南朝水井，井底铺有木板，井壁用特制的陶井圈砌筑，每个井圈上有4个进水孔。
2005年以后，南京市博物馆利用城市基建机会，见缝插针，对建康城遗址继续进行发掘，资料虽未正式公布，但就媒体报道和笔者走访，有以下一些地点获得了重要成果：
（1）大行宫民国总统府西侧原部队大院工地，发现了北偏东25度的铺砖道路，与L地点、M地点的铺砖道路南北相续；
（2）大行宫南京美术馆新馆工地，发现北偏东25度的铺砖道路；
（3）利济巷西侧长发工地，发现南北向包砖夯土城墙一段，这段城墙前后沿用，各时代宽度不一，最宽的晚期城墙宽达24.5米，城墙外侧的城濠宽17.25米[21]。
（4）游府西街小学附近工地，发现了东西向的城濠遗址，据称宽度有20米以上。这些最新的考古成果，对建康城的复原无疑是极其珍贵的资料，希望这批资料能够早日公布。
在公布不算太多的考古资料中，对建康城的复原工作最具启示意义的是贯穿L地点和M地点的道路走向，北偏东25度这个数据。道路西侧的房屋遗址也均呈25度，新近发现的南京美术馆新馆工地的铺砖道路，倾斜角度与前者相同。这说明 L ― M 地点的这条道路的倾斜度不是孤立的，足以证明六朝建康城的倾斜特征。
三
关于建康城的倾斜问题
《太平寰宇记》卷九〇《江南东道二·昇州》及《资治通鉴》胡三省注均引《金陵记》称：
梁都之时，城中二十八万户，西至石头，东至倪塘，南至石子冈，北过蒋山，东西南北各四十里。[22]
《金陵记》所言虽是南朝萧梁时期的情况，但作为前后相继的六朝都城建康，虽然在规模上各代有所差异，但总体方位应该没有什么变化。这里值得关注的是都域概念的四至。
东为倪塘，据载在今南京市东南25里，具体地点虽然无法确定，但推测在江宁区方山附近。
南边的石子冈，是包含今雨花台在内的城南东西走向的一系列土岗。
西边的石头城，位于今水西门迤北。
蒋山即今天的紫金山。
如果将这四个点用线联起来的话，可以发现建康城是斜的，而且还倾斜得很厉害，中轴线从西南的石子冈往东北的蒋山，倾斜了近45度。当然，蒋山是一座非常广大的山，由好几个山峰和余脉组成，石子冈东西延绵数公里，石头城也不是一个点，因此，线从哪儿联起，这对倾斜的角度的计算有很大的影响。《金陵记》只是告诉了我们这样的大概念。大行宫两工地发现的道路，其走向为北偏东25度，证明了六朝建康城的倾斜特征。
建康之所以会是一座倾斜的都城，首先应该与长江的流向有密切的关系。长江从九江以下开始东北流，芜湖到南京段更是几近北流，过了南京西北江面的八卦洲，江水开始东流。这一现象早在秦汉时期已经被人们所认识，将长江的东南方称为“江东”，或者称作“江左”；将江东的对岸称为“江西”，或者称作江右。被视为南北流向的大江影响到了建康城的方位。明初在南京修筑宫殿时，方向已经改正。其次，与城东青溪的流向也有很大的关系。青溪从今太平门附近流入南京市内，朝着西南方向委婉曲折注入秦淮河。六朝建康始终以青溪作为城东的天然屏障，因此，青溪的流向也影响到了建康城池的方向。
在清代和民国的南京地图上，甚至在今天的南京地图上，我们都可以发现众多的倾斜的道路，它们有规律地呈西南—东北走向。这些街道虽然不一定就能与六朝建康城的某一条街道或河道对应得起来，但其走向应该是六朝建康城的余韵。
四
建康城复原的新思路
在确定六朝建康城位置之前，首先有三点需要明确。
第一，作为建康城中轴线的御道南端朱雀门或朱雀航的具体位置。朱偰将这个地点推定在秦淮河最往南凸出处（即今天中华门内镇淮桥）东北的长乐渡，即今马道街上的朱雀桥一带。但多数意见将之确定在今镇淮桥北侧。唐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称：
东晋金陵长干塔者，今在润州江宁县故扬都朱雀门东南古越城东废长干寺内。
长干寺，孙吴时初建，称阿育王寺，宋代名天禧寺，明代重建后称大报恩寺，太平天国时毁，遗址在今中华门外长干桥东南晨光机器厂内。长干寺塔在六朝建康朱雀门东南，则朱雀门的位置在今镇淮桥之说可以成立。不过，由于这一带秦淮河的宽度在六朝隋唐时期河面宽广，建在河面上的朱雀桥（未建桥时为浮航）“长九十步，宽六丈”[23]， 折算成今制则长在140米前后，宽近20米。如此，御道南端的朱雀门可能在今镇淮桥北百米以上（约在今中华路与马道街口东北），可暂名之为“甲地点”。
第二，青溪的流向。六朝历代的城池，均以城东的青溪为天然防卫屏障，这就是文献中所说的“皆不出青溪”。青溪是一条天然河道，发源于钟山第三峰南坡，汇合钟山西侧诸水，往西南方向蜿蜒曲折流入秦淮河，连绵十余里，有“九曲青溪”之说。古青溪今已湮没，不复可寻。根据唐宋人的记载，青溪大致上从今太平门附近西南流至今小营一带的竺桥附近，然后曲折蜿蜒继续朝西南方向流，大致流经今毗庐寺、三条巷北端、常府街东端、复兴巷、文思巷，在今淮清桥一带注入秦淮河。10世纪杨吴和南唐国在营造都城时，将青溪南北拉直作为金陵城的东城濠，这条城濠就是今天竺桥往南，流经逸仙桥、玄津桥，至建康路南注入秦淮河的水道。青溪的委婉曲折部分被围进南唐都城内，逐渐淤塞，在清代江宁省城图上，这一沿线还留下许多水塘，这些应是青溪及其支流的孓遗。因此，建康都城应该在这一线之西。
第三，运渎的位置。运渎是孙吴时期开凿的人工运河，南接秦淮河，北接潮沟，是向宫中运送物资的水道，今亦湮没。《建康实录》卷一载：“晋永嘉中，王敦始为建康，创立州城。今江宁县城所置在其西，偏其西则吴时冶城，东则运渎，吴大帝所开，今西州桥水是也。”《实录》所言“州城”即东晋南朝扬州刺史的治所“西州城”；冶城位于今朝天宫；江宁县城，是指许嵩生活的唐代中期江宁县治所。因此，运渎的位置推定与西州城的位置密切相关。《宋书》卷三《武帝纪下》称刘裕因思念扬州刺史徐羡之，便步出西掖门，出西明门，前往西州城。西明门是建康都城的西门，可见西州城在建康都城的西城墙外，运渎夹在建康都城和西州城之间。贺云翱先生认为：“按今天的地理方位推论，唐江宁县城约在省委党校一带，而西州城就在今张府园‘护龙河’遗迹之西至丰富路一带。”[24] 此说甚是。西州城一旦推定，则运渎的位置应该在今明瓦廊、糖坊桥一线，六朝建康都城应在这一段运渎之东。
以上三点是推定六朝建康都城范围的前提。大行宫工地北偏东25度的六朝道路的发现，又给复原工作增添了新的依据。如果设定这条道路的走向与建康城的倾斜度一致，那么，从镇淮桥北的甲地点开始，按北偏东25度就可以画出建康都城的中轴线御道。结果，这一条线往东北方向可以延伸到今太平南路与马府西街交界处（乙地点）、太平南路文昌巷西口（丙地点）、民国总统府、小九华山三藏塔（覆舟山最高点）。值得庆幸的是，大行宫工地L地点和M地点发现的六朝道路，正好与设定的都城中轴线重叠。如果这一段路面在宫城之外，那无疑就是御道；如果在宫城之内，那就应该是建康宫中的中轴线。从朱雀门（甲地点）至都城南墙正门宣阳门五里（约2200米），宣阳门至宫城正门大司马门二里（约880米），那么，宣阳门就应该在今太平南路与马府西街交界处（乙地点），而大司马门则在今文昌巷西口（丙地点）附近，游府西街小学附近发现的东西向城濠，与文昌巷基本上在同一线上，这条城濠应该是建康宫城南侧的护城濠（以上按南京市区地图推算，可能存在着一定的误差），这两个关键点由此确定下来了。
推定的中轴线与青溪和运渎之间的距离并不长，都只有600余米。如果设想建康城是以御道为中轴线对称分布的话，考虑到九曲青溪岸边众多的王公贵族的别墅所占的面积，那么，从宣阳门到南墙东墙交接处的距离设定在一里（约440米）比较适合（南京市行政学院南门附近），则南墙的总长度在二里（880米）。北墙的长度也应如此。都城总长度为二十里一十九步，除去南北二墙四里外，剩余的长度就是东西墙的总长。由此构成的南北长方形的区域应该是都城的范围：西南角基本上在中山路九条巷口曾公祠（南京三中初中部）附近，西北角基本上在珍珠桥附近，东南角在白下路市委党校东南，东北角在龙蟠中路东侧军区大院西门内。当然，由于受建康水道的影响，部分地点出现不规则形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值得注意的是，如此推定出来的都城范围，其北界在小九华山（覆舟山）下稍南，这与文献中“城据覆舟山之前”，即都城在覆舟山之南的记载是一致的。
上文依据中轴线的偏斜角度和御道的里数，推定建康宫城的正门大司马门在今文昌巷西口附近，宫城则在其北。考虑到宫城的东西两侧还有东宫、左右卫等设施，宫城的东西墙与都城的东西墙之间必定有一定的距离。在本来就比较狭窄的都城中，总长八里的宫城，南、北墙设定在一里、东、西墙设定在三里是比较合适的，由此构成的区域应该是宫城的范围。其北界在今珠江路南侧水道（推定为潮沟遗迹）以南的太平桥南一线，已经发掘的L地点和M地点，以及往北延伸的民国总统府、梅园新村等地均在建康宫城范围之中。
关于建康城的各种历史文献，均将二十里十九步的建康都城看成是孙吴建业城的旧制，东晋以后只是因循其旧。但这种认识是不确切的，二十里十九步的都城在孙吴时不应该存在，而是东晋成帝重建建康城时的规制。朱雀航至覆舟山最高峰的这条都城的中轴线，应该是东晋成帝重新规划建康城时规定的重要设计思想。东晋元帝时就有重新规划建设都城的想法，只是因为建国伊始，举步维坚，但王导遥指南郊牛首山为“天阙”的传说，为我们留下了六朝人以牛首山为正南方向的印迹。刘宋大明三年（459年）九月甲午，“移南郊坛于牛头山，以正阳位。”[25]将国家祭天的南郊坛迁至牛首山，使之与正南方位一致。如果将牛首山双峰之间与覆舟山最高峰这两点连接起来，可以发现，这条线与我们上面推断的都城中轴线基本上重合，是贯穿建康城南北的“神圣线”。
通过以上思路复原出来的建康宫城和都城示意图（图10），有别于其他所有的复原图。究其原因，在于前人在复原建康城图时，均将宫城和都城想象成正方形或近似正方形，或者没有考虑到青溪、运渎的位置及其作用。唯一的例外是外村中1998年的复原图。外村中的复原图中，宫城、都城也呈南北向的狭长方形，与笔者的思路和复原图非常相似，只是整个位置比笔者的复原图南移了百余米，并且略为偏西了一点。原因在于外村中将都城南墙的宽度设定为三里，宫城南墙的宽度设定为二里强，这一点与笔者之间有一定的差异；另外，外村中也忽视了六朝秦淮河的宽度，并对城西运渎的具体位置在认识上恐亦不尽相同。尽管如此，在大行宫工地六朝道路的方角发现以前，单凭文献资料就能复原出如此准确的建康城图来，不得不说慧眼独具。
图10 笔者复原示意图
以上的推论过程虽然比较琐碎，但对我们认识掩埋地下的六朝都城还是有帮助的，并且对于我们长期生活在南京、熟知南京街巷的人来说，并不算太难。通过以上的推测，我们大致可以获得这样一些认识：
第一，建康的宫城和都城都是南北狭窄的长方形。这种形状，在魏晋洛阳城中可以找到它的源头，在北魏洛阳城的子城中可以看到它的影子。尤其是在宫城北侧外部设置面积宽广的苑囿（华林园），这与曹魏邺城在宫城西北设立铜爵园、北魏洛阳城北面设置华林园、隋唐长安城宫城北设置西内苑的做法有着惊人的相似，这正是中国中世纪都城注重宫城北边防御的共性。孙吴时期的建业城，在太初宫的东北即设有苑城。东晋成帝重新规划都城时，将潮沟以南设定为宫殿区，潮沟以北依然辟为苑囿，仿照洛阳之旧，称华林园[26]，将之纳入都城篱墙范围之内，撤出原有的少量住宅，在其中建立专供皇室使用的殿宇、蔬圃，尤其是听讼堂等建筑，更是皇帝处理政务之所。因此，从华林园的功能属性来说，它是宫城的御苑，将之划入都城墙范围，作为宫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合情合理。刘宋时更将华林园之北、覆舟山南麓的东晋北郊坛等设施撤出，扩充苑囿，命名为乐游苑，使得宫苑的范围达到了玄武湖畔。宫城南部的都城部分，则主要集中了各类政府机构、寺院或部分大型住宅，这一部分相当于北魏洛阳铜驼街两侧。而主要的居民区和商业区则集中在都城墙之外。这些都应该是中古都城的共同特征。
第二，大行宫工地发现的六朝街道，应该是位于宫城中的一条南北主要道路，这条道路与宫城南门大司马门外的御道相接。据报道，在大行宫工地北端东西两侧，发现了与道路垂直的夯土墙遗迹，夯土墙南侧有壕沟，有木桥桩，东端的夯土墙还有往北延伸的迹象。夯土墙的倾斜角度、是否有门道遗迹等等，虽然都还不十分清楚，但从以上的推算中可以判断，这一夯土墙应该是宫城内部的隔墙。
第三，基本上呈东西流向的潮沟，在《建康实录》等文献中均被作为建康的“北堑”。从笔者的复原图中可以看出，今天沿珠江路南东西流向的水道无疑就应该是潮沟，东端在今竺桥附近与青溪相接，西与运渎相通，往北通过太平北路西侧的珍珠河（孙吴时开凿的城北渠）与玄武湖水相通。这里想强调的是，潮沟不应该是整个建康都城的北界，在潮沟以北还有广阔的御苑，都城二十一里十九步当包括苑囿在内[27] 。南朝萧梁时梁武帝数次舍身的著名佛寺同泰寺，就应在潮沟北侧的苑囿之内。《建康实录》卷十七引《舆地志》称同泰寺“在北掖门外路西，寺向与台隔，抵广莫门内路西。”北掖门是建康宫的东北门，广莫门是建康都城的北门，因此，包括同泰寺在内的苑囿包含在二十一里十九步的都城墙之内，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2001年11月至2002年1月，考古工作者对玄武区政府西侧的小贵山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在距地表约2米深处，出土了大量的遗物，除青瓷盏、盘、碗、盘口壶、钵等日常生活用具外，还有大量的筒瓦、板瓦、瓦当等建筑材料，其中的莲花纹瓦当尤其精美。同时还发现了砖砌的正方形建筑、砖井壁、道路等遗迹[28]。这或许与皇家内道场同泰寺有着密切的关系。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地点发现的建筑物墙壁、道路均呈西南至东北走向，与建康城的整体方角完全一致。
以上的讨论，仅仅是在不多的考古资料基础上展开的，都城、宫城的位置推测也是初步的，复原示意图也没有在更加精确的地图上进行，之所以作这项工作，目的仅在于为今后六朝建康城的复原研究工作提供一个新思路。在最新出版的《南京城墙志》中，建康城考古工作主持者王志高先生也提示了“南朝建康都及台城位置示意图”[29]。该图与笔者的示意图之间存在着一些差异，这主要表现在王先生将二十里十九步的建康都城全部纳入了潮沟的南部，没有将覆舟山下的苑囿纳入都城的范围。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推测与我俩之间对建康城中轴线的倾斜度、青溪下游的流向和运渎的位置有着不同的看法。弥合认识上的差异，展开更加精深的复原研究，必须依靠今后更多的考古材料的发表。
五
中国都城发展史上的建康城
在论及六朝建康城在中国都城发展史上的意义时，必定会提到蒋少游这个人。蒋少游是北魏时期乐安博昌（今山东博兴）人，敏慧机巧，善画能刻，具有工程方面的天赋。年轻时作为“平齐户”被带往平城，后受到孝文帝的赏识，“平城将营太庙、太极殿，遣少游乘传诣洛，量准魏晋基址。”[30]南齐永明九年（北魏太和十五年，491年），蒋少游作为魏使李道固的副使出使南齐，模写建康宫掖而归。因此，众多学者认为北魏洛阳城的城市宫庙布局就是模仿建康宫城并结合北方城市宫城布局的特点兴建而成的[31]。然而，北魏洛阳城的营建虽有可能因蒋少游的出使而受到了建康城的影响，但北魏洛阳城宫殿衙署所在的内城部分，其基本形制依然是魏晋洛阳城的旧貌，与建康城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明显。其实，建康城与北魏洛阳城内城之间的相似性，并不是谁模仿谁的问题，而是中国中世纪都城所具有的共性。
东晋建康城自北往南苑囿、宫城、都城、工商业居民区的布局，其渊源何在，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学术问题。在迄今为止的建康城研究中，基本一致的观点如，建康城继承了魏晋都城旧制，传承了华夏文脉，代表着中华正统，对同时代以及隋唐都城建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又如，这一总体布局，开我国都城布局特有风格的先河，对后世都城规划有重大影响。在谈论到这一类的都城时，又通常认为它是中国古代都城制度的继承和发展。作为中国历代都城发展史上的一环，继承前代的传统是不言而喻的，但如果将包括建康城在内的魏晋南北朝隋唐都城放到当时的大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可以发现，在传统之外，还有来自遥远草原帝国的文化因素。
战国中期以后成书的《考工记》，是一部纪录和总结中国先秦时期手工业技术发展的文献，其中谈到了王城的营建问题：“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途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即天子之都，方圆九里，每边三门，每门三个门洞，城中形成南北向和东西向的道路各九条，左边设置宗庙，右边设置社稷坛，朝廷在前，市场在后。由于所有的都城都不可能在空旷的平地上从头开始设计，多少会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因此，《考工记》中所说的形制不排除有某些理想的地方，但作为一种营造都城的技术总结，应该有比较现实的一方面。事实上，根据文献复原的战国时期鲁国都城、燕国都城、宋国都城等，在很大程度上都与《考工记》的要求一致[32]。从依据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复原的西汉都城长安图中也可以看出，都城虽然受到渭河流向的影响而没有形成规则的方形，城内的大部分空间被名称各异的宫殿所占据，市场位于宫殿区的后方，在“旁三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这些基本要素上与《考工记》依然是一致的。此外，西汉长安城的明显特征之一还有“多宫制”，即宫殿分布于都城的各个部分，没有像后世那样集中在一个宫城之中。
最早把宫殿集中在一起，建筑宫城，并将宫城安排在都城北边、衙署和居民区安排在都城南边的是曹魏的邺城。邺城位于今河北省临漳县，曹操时开始经营，是曹氏集团的政治中心，曹丕建立魏王朝后，继续起着曹魏政治中心的作用。从经实测复原的邺城平面图来看，应该是一座经严密设计而建造的城市。邺城东西长七里，南北五里，平面呈长方形。建春门和金明门之间的大街是邺城唯一的一条东西大街，它将邺城分成南北两个部分。北部正中是宫殿区，东部是贵戚居住的戚里，西部是苑城铜爵园。园内置武库、马厩、仓库，与城西北部的金虎、铜雀、冰井三台相连，这一部分既形成游苑区，又构成了都城的防御区。南部从东往西分成长寿里、吉阳里、永平里、思忠里四大居住区。正中有南北大街从宫城门同往中阳门，大街两侧分布着各级衙署。外郭城中整齐的里坊则受到了北方游牧民族部落遗制的影响。
曹魏的另外一个都城洛阳，后来被西晋利用，统称魏晋洛阳城。虽然魏晋洛阳城沿用的是东汉都城，都城的总体形制一下子很难改变，但东汉时期的南宫在魏晋时期消失了，宫殿建筑全部集中到了东汉时期的北宫之中，在宫城与都城北墙之间设置广阔的苑囿（芳林园，后避齐王曹芳讳改称华林园），并在城西北角增筑了金墉城，加强了北边的防御。至于都城之外是否有整齐的外郭城，目前还没有找到考古学上的证据。东晋成帝时规划建设的东晋建康城，从布局形制上受到了曹魏邺城和改革后的魏晋洛阳城的深刻影响：宫掖集中在宫城之内；宫城正门之南的御道两侧集中政府官署；宫城与都城北墙之间设置广阔的苑囿；在都城周边，用56个篱门围成观念上的外郭城[33]。这种都城形制，在后来的北魏都城洛阳的改造扩建中得到了发展。宫城在都城的北部中央，宫城正门到都城正门之间的铜驼街两侧安置大小官署和佛寺，宫城与都城之间用东西向横街隔开。在都城之外，用外郭城把位于都城以南和东西两侧的工商业区和居民区包围起来，并将之划分为整齐的里坊。在六、七世纪的隋唐都城长安的规划设计中，更是将官衙集中到了宫城南侧，修筑城墙形成皇城，工商业区、居民区和佛寺集中在皇城以南，形成外郭城。隋唐长安城使曹魏邺城以来的都城形制达到了完善。
从上述曹魏至隋唐的都城发展中可以发现，虽然都城通常呈方形或长方形，每边三个城门，主要城门都有三个门道，左右设置宗庙和社稷，这些要素与《考工记》中的要求是基本一致的，但是，苑囿、宫城、都城（主要是御道两侧的官署区）、工商业和居民区（外郭城）由北往南按御道对称分布，这种形制却是一种崭新的形式。为什么都城形制在汉魏之间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呢？这与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演变有着密切的关系。
先秦是中国固有传统文化形成、发展的阶段，《考工记》中关于“匠人营国”的技术总结，是这一固有文化在都城形制上的反应。秦汉统一国家形成以后，中国文化向外拓展，对周边地区的文化发展产生了强烈的促进作用。在中国文化的刺激下，周边的许多族群开始觉醒。魏晋开始，接受了中国文化的影响慢慢觉醒起来的周边族群，在中国国力衰落之际，宛如日耳曼人侵入罗马一样，反过来侵入到中国内地，建立起自己的政权，中国历史进入了魏晋南北朝阶段，隋唐帝国则是这一历史潮流的延长。从大历史的发展角度来看，这就是中国的“中世纪”。中世纪的历史文化，是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与周边文化，尤其是来自于北方草原的游牧文化和来自西域的印度文化的相互融合。隋唐以后，匈奴、鲜卑、羯、氐、羌都不见了踪影，融合了各种文化因素以后的中国文化，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出现在隋唐时期，成为中国中世纪文化的巅峰。
形制新颖的曹魏邺城，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出现在中原大地上的。两汉以来与匈奴的交往，东汉末年曹操与乌丸的争战，大量游牧族群定居内地，等等，都将草原上的居住形式带到了中原。以匈奴为代表的草原强悍族群，其部落形态、政权性质、生活方式影响到了他们的聚落形式。根据匈奴的制度，大单于居中在北，面南分左右两翼，以左贤王、左谷蠡为首的左翼居东为上，以右贤王、右谷蠡王为首的右翼居西为次。在匈奴大单于王庭的布局中，大单于的帐幕最大，居中居北。左翼诸王的帐幕居东，按高低自北往南排列。右翼诸王的帐幕居西，也按高低自北往南排列。匈奴之后的草原大帝国在进入农耕地区之前，恐亦是如此。即使到了后期，满清入关前营造的沈阳故宫也好保留着草原帝国的痕迹。沈阳故宫的西侧是努尔哈赤、皇太极时代的居所，东侧的十王亭是满洲部落联盟的议政场所。联盟首领努尔哈赤的龙庭居中居北，往南东西两侧按序为各旗亭。曹魏邺城和洛阳城、东晋建康城、北魏洛阳城、隋唐长安城的规划设计，与草原帝国单于王庭的布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包括东晋建康城在内的魏晋南北朝隋唐都城，动辄被视为中国传统都城的典范，但从上述内容中可以看出，其实是在接受匈奴、鲜卑等草原文化基础上的发展，是中国中世纪都城特有的形制（后代真正忠实地按照《考工记》的理念来规划设计的都城，其实是元朝的大都）。处于发展巅峰的隋唐长安城，则是中国社会及文化从东汉末年走向分裂后再生的结果。而偏处于江南的东晋建康城，即使远离中原，由于人员的流移，也没有逸脱出历史的发展潮流，成为中世纪都城发展史上的关键一环。
注释
[1] 拙稿《六朝建康城的发掘与复原新思路》，《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2] 冈崎文夫《六代帝邑考略》，见其《南北朝における社会経済制度》（《南北朝社会经济制度》），东京，弘文馆书房，1935年。
[3] 朱偰《金陵古迹图考》，商务印书馆1936年。
[4] 参见卢海鸣《六朝都城》，南京出版社2002年，第84页。
[5] 参见杨国庆《明南京城墙设计思想探微》，《东南文化》1999年第3期。
[6] 蒋赞初《南京史话》，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南京出版社1995年再版。
[7] 参见卢海鸣《六朝都城》，南京出版社2002年，第82页。
[8] 罗宗真《六朝考古》，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9] 郭黎安关于六朝建康城的研究有《试论六朝时期的建业》（《中国古都研究》第一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魏晋南北朝都城形制试探》（《中国古都研究》第二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六朝建都与军事重镇的分布》（《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等篇，后集结为《六朝建康》，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2年。
[10] 秋山日出雄《南朝都城建康の復元序説》（南朝都城建康复原序说），载《橿原考古学研究所论集》第7，1984年；《南朝の古都建康》（南朝古都建康），载《中国江南の都城遺跡》，1985年。
[11] 中村圭尔《建康の「都城」について》（关于建康都城），唐代史研究会报告第Ⅵ集《中国都市の歴史的研究》，东京，刀水书房，1988年。后载其《六朝江南地域史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06年。
[12] 郭湖生《六朝建康》，《建筑师》第54期，1993年。《台城考》，载《中华古都》，空间出版社，1997年。《台城辩》，《文物》1999年第5期。
[13] 如曾布川宽、冈田健主编《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巻3・三国南北朝》，东京，小学馆，2000年；傅熹年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卷“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建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
[14] 马伯伦、刘晓梵等编《南京建置志》，海天出版社，1994年。
[15] 李蔚然《六朝建康发展概述》，《东南文化》1998年增刊2。
[16] 贺云翱《六朝瓦当与六朝都城》，文物出版社2005年。
[17] 卢海鸣《六朝都城》，南京出版社，2002年。
[18] 外村中《六朝建康都城宮城考》，载《中国科学史の研究・続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8年。
[19] 如爱宕元、富谷至主编《中国の歴史》（中国历史）上册《古代―中世》，东京，昭和堂，2005年。辻正博《魏晋南北朝時代の聴訟と録囚》（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听讼与录囚），《法制史研究》55号，2005年。
[20] 王志高、贾维勇《六朝古都 掀起盖头》，《中国文物报》2004年3月10日第1版。王志高《南京大行宫地区六朝建康都城考古》，《2003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4年。罗宗真、王志高《六朝文物》，南京出版社，2004年。王志高、贾维勇《南京发现的孙吴釉下彩绘瓷器及相关问题》，《文物》2005年第5期。
[21] 杨国庆、王志高著《南京城墙志》，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55页。
[22] 《资治通鉴》卷一六二梁武帝太清三年（549年）胡注引。
[23] （唐）许嵩撰，张忱石点校《建康实录》卷七，中华书局1986年版。
[24] 贺云翱《六朝“西州城”史迹考》，《南京史志》1999年第3期。又见其《六朝瓦当与六朝都城》，文物出版社2005年。
[25] 《南史》卷二《宋本纪·孝武帝》，中华书局1975年版。
[26] 《景定建康志》卷二二《城阙志三·园苑》称：“古华林园在台城内，本吴宫苑也。”卢海鸣《六朝都城》据此将华林园推定在宫城之内（第212页），但《景定建康志》所谓“台城”的概念似与今日讨论之“宫城”不完全一致，似泛指宫苑。从华林园的功能、属性来说，其应为皇家专有，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华林园作为“台城”的组成部分亦在情理之中。
[27] 关于潮沟，各种意见及复原示意图上均将之作为建康都城的北界，其基本史料来自《建康实录》卷二吴大帝赤乌四年条，“冬十一月，诏凿东渠，名青溪，通城北堑潮沟。”许嵩自注云：“潮沟亦帝所开，以引江潮。其旧迹在天宝寺后，长寿寺前。东发青溪，西行经都古承明、广莫、大夏等三门，西极都城墙，对今归善寺西南角，南出经阊阖、西明等二门，接运渎，在西州之东南流入秦淮。……其沟东头，今已湮塞，才有处所。”潮沟开凿于孙吴时期，当时是否已经有二十里十九步的都城范围，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笔者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认为二十里十九步的都城范围是东晋成帝以后的概念。《实录》所言“城北堑”的城应指当时的苑城，晋成帝时修以为建康宫，故被称为“城北堑”的潮沟就成了建康宫的“北堑”。许嵩注解中又称潮沟流经“都古承明、广莫、大夏等三门”，广莫、大夏二门确实是都城北墙上的门，但承明门却是宫城北墙上的门，而且，广莫门原先也是宫城北门，后“广莫”之名被用于都城北门。因此，许嵩的注释似乎也不能完全不加怀疑地利用。又如《实录》卷七注引《舆地志》称都城“正北面用宫城，无别门。”这似乎意味着建康都城与宫城共用北墙，部分学者也据此复原建康城图。但事实上南朝以后在都城北墙上陆续开出了广莫门、大夏门、延熹门、玄武门。因此运用这些史料应该谨慎。
[28] 参见卢海鸣《六朝都城》第76页。
[29] 杨国庆、王志高著《南京城墙志》，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35页。
[30] 《魏书》卷九一《术艺传·蒋少游》，中华书局1974年版。
[31] 参见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第16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32] 参见曲英杰《先秦都城复原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
[33] 关于建康的外郭城，《太平御览》卷一九七引南朝《宫苑记》云：“建康篱门，旧南北两岸篱门五十六所，盖京邑之郊门也。如长安东都门，亦周之郊门。江左初立，并用篱为之，故曰篱门。南篱门在国门西；三桥篱门在今光宅寺侧；东篱门本名肇建篱门，在古肇建市之东；北篱门[在]今覆舟山东头玄武湖东南角，今见有亭，名篱门亭；西篱门在石头城东，护军府在西篱门外路北；白杨篱门外有石井篱门。”充分证明建康外郭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