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非要选择的话，
你更愿意发生猝死还是卒中？
中国医师协会心律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张澍抛出的这个问题，得到的答案普遍一致——选猝死。理由直白而沉重：卒中不仅可能夺走生命，更可能留下偏瘫、失语等终身残疾，拖垮一个家庭。
这个看似残酷的选择背后，藏着一个更严峻的现实：数据显示，我国房颤患者人数已接近2000万，而房颤患者脑卒中风险是健康人群的5倍，且致残率、致死率更高。
7月4日上午8时，第23届心房颤动学术会议（2025）正式召开。来自全国的顶尖专家们正试图拆解这道难题：从分子层面的离子通道失衡，到一级预防里的危险因素“狙击”，再到临床治疗的技术革新，一条从基础研究到临床实践的防治路径正逐渐清晰。
据悉，本次会议由北京精准医学学会、大连心脏学会主办，中华医学会心电生理和起搏分会、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心律分会、中国医师协会心律学专业委员会提供全程学术支持，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和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联合承办。
“大连房颤会创办于1997年，迄今已有近30年的历史，目前已成为心房颤动领域的重要学术品牌。我们与各位专家一道，共同推动心房颤动事业的发展！”这是大会共同执行主席、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夏云龙在开幕式中强调的。
核心机制：离子通道平衡学说
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团队历经40余年探索，提出了“离子通道平衡学说”，直指房颤发病的核心机制：钠、钾、钙等离子通道及其亚型的比例失衡。“正常情况下，这些离子通道存在一个最佳比值，一旦超出范围，就可能引发严重心律失常或房颤。”杨宝峰解释，通过AI技术和生物信息学分析，团队发现不同动物与人群中离子通道的比例存在规律，这一发现为精准靶向治疗奠定了理论基础。
然而，离子通道的变化并非孤立存在。杨宝峰团队的研究进一步揭示，无论是交感神经与副交感神经的失衡，还是受体蛋白的异常，其根源最终都指向一个核心问题：什么在调控这些蛋白的表达？
20年前，杨宝峰团队首次发现非编码RNA在房颤发生发展中的关键作用：系列非编码RNA在房颤、心肌缺血患者中存在显著表达差异，它们通过调控离子通道蛋白、受体蛋白的表达，直接影响心律失常的进程。这一发现颠覆了“心脏中无重要非编码RNA”的传统认知，也为药物研发打开了新窗口。
不过，非编码RNA相关核酸药物的研发仍面临挑战：药物靶向性与精准性不足可能导致多靶点副作用，载体的跨膜性、药物稳定性等技术瓶颈尚未完全突破。“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杨宝峰相信，随着基因编辑、生物信息学技术的融合，这一领域正从“理论探索”迈向“治疗应用”，有望掀起房颤治疗“革命”。
塔山阻击战：做好房颤一级预防
房颤的危害不仅在于心律失常本身，更在于其引发的脑卒中、心衰等致命并发症。“到本世纪中叶，我国房颤存量患者将超2000万。房颤是一种高患病率、高危害性、高医疗消费的疾病。”中华医学会心电生理和起搏学分会名誉主任委员、武汉大学人民医院黄从新以“塔山阻击战”为喻，强调一级预防的重要意义。他牵头的全国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房颤患病率达1.6%。而通过干预“可修饰危险因素”，可显著降低房颤发病风险。
这场“阻击战”的前沿阵地，瞄准了那些可被“狙击”的危险因素：肥胖、过量饮酒、吸烟、长期夜班、睡眠呼吸暂停等。黄从新团队的研究显示，当BMI大于25公斤/平方米时，BMI每增加1个单位，房颤风险上升4%。“对于肥胖和超肥胖者而言，减重无疑是预防房颤的最佳手段，国外指南也将其作为推荐措施。”黄从新特别指出，研究显示，与偶尔值夜班者相比，长期夜班工作者新发房颤的风险显著递增。因此，他呼吁爱护长期频繁值夜班的护士，不仅要发放夜班费，更要给予他们关怀。
防线的“武器库”中，既包含低成本的生活方式干预手段，也涵盖精准的药物策略。黄从新补充，二甲双胍可降低糖尿病患者的房颤风险，SGLT2抑制剂类药物在改善心衰的同时，还能降低房颤发生风险。
这场“阻击战”的难点，在于如何让防线前移到社区和家庭。国家百万减残工程正试图解决这个问题。2023年5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成立百万减残工程专家委员会，同年7月该专委会发起中风识别行动。张澍介绍，国家百万减残工程正着力推动心血管科与神经科的深度联动，建立卒中中心与房颤中心的会诊机制。“仅靠单一学科无法应对房颤的复杂性，多学科协作才是降低致残率的关键。”例如，对合并肥胖、高血压、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房颤患者，需先控制这些因素，否则单纯导管消融的成功率低、复发率高，且无法有效预防中风。
临床革新：高质量研究将改写指南
作为三种主流消融技术发展的见证者，中国医师协会心律学专业委员会候任主任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吴立群对它们的各自优势了如指掌：射频导管消融临床使用已30余年，是目前术者使用最多的能源；冷冻球囊导管消融是目前研究最充分和最安全的能源；但脉冲场导管消融（PFA）是最新和最有希望的能源。
PFA凭借手术时间短、并发症少等优势，成为最具潜力的新兴技术。尽管PFA安全性数据良好，但PFA的长期效果仍需更长时间的随访来确认。吴立群指出，“不同厂商导管的特性存在显著差异，术者需充分掌握其技术特点，以此制定个体化消融策略。”
抗凝治疗的革新同样关键。中华医学会心电生理和起搏分会候任主委、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王景峰指出，新型口服抗凝药（NOAC）在我国的使用率已在2018年超过华法林，基层医院的规范化水平也逐步提升。“NOAC的真实世界研究进一步验证了其疗效与安全性。”但他也指出，特殊人群的抗凝方案仍需优化，而十一因子抑制剂等新型药物的研发虽显示出安全性优势，但其有效性仍存疑，需更多临床数据验证。
更令人期待的是，中国临床研究在快速崛起。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主任委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马长生透露，多项在研试验正探索更精准的方案：如通过手表监测指导下的抗凝方案，提出“房颤单次发作超1小时或日累计超2小时才启动抗凝”的设想，预计2029年完成。“目前在研的高质量、可能改写国际指南的研究进展迅猛。”马长生表示，按此发展趋势，预计三年内中国在该领域的研究数量将超越美国，五年内相关研究论文产出也将跻身全球领先行列。
排版：张晶
编辑：杨瑞静
审核：黄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