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2025年7月1日晚，一名家属发文称，2020年，一名叫刘丽丽的女子因患风湿病到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住院治疗，医生未对她进行药物过敏、药物适应证和禁忌证方面的风险评估，给头孢类抗生素过敏的刘丽丽注射了头孢吡肟。两天后，医生告知刘丽丽母亲，刘丽丽需要到北京进行救治，随后刘丽丽被假冒“吉大一院”的救护车转往北京，途中，刘丽丽母亲发现救护车上的医生不是“吉大一院”的医生，车辆也不具备起码急救条件，连氧气瓶都不够用，且在服务区停车吃饭延误半小时，途中患者去世。
加上江西唐先生通过媒体反映的，自己的孩子病重，通过医院方面联系的南昌赣医医院的救护车，从江西省儿童医院转运至上海一家医院，800公里的路程收费2.8万元，唐先生质疑其是“黑救护车”。于是，“黑救护车”的概念也被广泛使用，从而给那些不是120体系内的救护车，都打上了“黑救护车”的标签。
显然，这是不切实际的做法，也是对非120体系内救护车的不公平对待，是一个伪命题，它颠倒了救护车问题的因果关系，把结果当作原因，把原因当作结果，而忽视了“黑救护车”出现的真问题。如果只是给非120体系的救护车打上“黑救护车”的标签，而不去分析出现问题的原因，不去研究对策，商量解决办法。如果“黑救护车”取缔了，问题会更加严重。到时候，那些没有能够叫到转运车的“唐先生们”，一定又会把矛头指向医院、指向医务工作者，甚至会感叹，还是有“黑救护车”好。
这不是患者及其家属与医院、医生之间的矛盾，而是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和公共服务不到位，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没有有效履行的问题。业内人士认为，目前拨打急救电话的呼叫量中，相当一部分是非急救需求，有的地方甚至高达8成以上。如果都由120来指派，车辆配置需求量就会非常大。而120的经费是财政供给的，过度扩大120配置，会给财政带来太大的压力。
这个问题确实非常现实，但是，也非不可解决。就像110一样，非正常报警的数量也不少。起初，警方也深受其扰。后来，警方出台了相关规定，谁要是再骚扰警方报警电话，就追究其法律责任，慢慢地，广大市民的敬畏之心也就产生了，骚乱电话明显减少，只有醉酒等极少数人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一旦发现，警方也会严厉处罚。
120也是如此，如果派遣的车辆，急救的是非急救病人，可以加倍收取费用，那么，患者及其家属可能就不会再盲目拨打120急救电话了。前提是，需要做好两大方面的工作。一是制定好相关规定，并将这些规定宣传到每个社区、每个家庭、每个人，让每个家庭、每个人都知晓这些规定，从而增强他们不盲目拨打急救电话的自觉性。
二是要扩大非医疗急救资源，各大城市，依据城市规模和需求，成立一家或几家非急救车辆医疗机构，且必须是非国有机构，最好是混合所有制结构，纯民营机构也行，配备相应的医疗急救车辆、设备和管理人员、医务人员。因为是非急救，就不能与急救医疗机构的车辆完全相同，而必须有所区别，特别是车辆外观，不能与120一样，而可以配备诸如121，以及设计统一外观等，并享受与120在通行等方面的相同待遇。与120不同的是，这些车辆的使用，必须是有偿使用，收费标准由地方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制定。管理方面的规范，卫生健康部门应当依据实际，统一制定，并加强监管。
也就是说，将120与非急救需求分开来，并严格规范120急救车辆使用的条件，凡不符合急救车辆使用条件者，需要支付双倍费用，那么，慢慢地，市民也就会熟悉和掌握非急救救护车辆的呼叫了，120的压力也会大大减轻，从而更好地为需要急救的患者服务。
在此基础上，如果再有哪些单位、个人擅自使用“救护车”的名义去经营，一律按照“黑车”查处，没收车辆，还要予以高额罚款，那么，所谓的“黑救护车”，也就不会再存在，不会有人敢去冒这样的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