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记忆】在周总理身边的非常岁月‖纪东

在周总理身边的非常岁月渡

纪 东

总理三次给我道歉

问：我看您的回忆录，您是1968年8月到西花厅总理办公室工作的，那个时候总理办公室有几位秘书？是不是很多秘书都已经调走了？

答：1968年8月13日的下午，杨德中同志，即中央警卫局的副局长、中央警卫团的政委、西花厅党支部的支部书记，分管总理的警卫工作，他让人通知我到他家里谈话，聊了几句后，杨政委问我，总理想从解放军里找一位年轻干部到他身边做秘书工作，问我愿意不愿意去。作为一个军人，我当时的回答是一定完成好任务。

那天下午，我到了西花厅，邓大姐见到我第一句话是：欢迎你，年轻的解放军同志。这一句话，让我的心情放松了很多。在秘书的办公室，我们两人坐在一个三人的沙发上，她坐在左边，我坐在右边。当时我是中央警卫团的一个连队的指导员，整整齐齐穿着一身军人服装，连脖子处的风纪扣都不敢解开。邓大姐看出我热得直流汗，就有意识地用她的那把菱形扇子给我扇，这样一来我心里头也更轻松了些。邓大姐介绍了三位秘书的名字，让他们带我尽快熟悉业务，让我向他们多请教。最后对我说，从今天算起，给你三天时间，8月15日正式到这里工作。

周恩来和邓颖超在西花厅家中

8月15日，我正式到总理办公室上班。当时，总理的办公室实际上叫周总理值班室，一共有三个秘书：一个是孙岳，主管国务院方面生产、经济工作，他是几个秘书的负责人；再一个是钱嘉东，主管外事工作；还有一个从总参作战部调来的张作文，负责军事工作。

据他们说，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总理身边有20来个人。当时分几个组，有军事组、外交组、经济组、文教组，还有机要通讯组。但这20来个人不全是为总理一个人工作，他们还对着国务院的几个办公室，所以秘书就多一些，但我去的时候只有这三位同志了。

孙岳延安时期就在中央机要部门工作，他曾跟我说过，在延安时各方面的电报，像雪片一样飞来，他给毛主席送电报，主席看完一份就往地下扔一份，遍地都是电报，收电报的时候，不是一份一份地去捡，而是拿一个床单把它一下兜回去，到了办公室里再一份一份地去分拣。我到后过了一段时间，孙岳被总理派到北京南口机车车辆厂去“支工”，就离开了西花厅。

1969年上半年，总理搬到玉泉山了，我们也在进行战备演习，在演习的时候要提着皮箱，过程比较紧张。张作文因为身体不好，值班有点困难，需要住院检查身体，就离开了总理办公室。那时候，实际上日夜值班的就钱嘉东一个人。

8月15日早晨8点多，我到值班室正式上班，总理8点半才从大会堂开会回来，已经在外边工作了一宿，显得很疲劳。总理下了车以后，先到秘书工作室，张作文马上向他介绍说这是新来的纪相才（我的曾用名）同志。总理说：“好，我知道了，抽时间再跟你谈。”然后，他给张作文交代一些工作上的事，就回他的办公室去了。

在此之前，我见过总理多次，但像这么近距离还是第一次。我看他离开的背影，感觉他苍老了很多，头发花白了，那几天因为没有外事活动，胡茬子也很重。这时候，我开始熟悉值班室的工作，首先整理三个保险柜保存的所有的电报，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一直到我去的这段时间。这些电报有外交电报、内事电报、各部委的电报，都在这几个柜子里存着。整理电报就是分类、排号，把总理有批示的电报挑出来，实际上是让我全面地熟悉那个时期各个方面的情况。

周恩来在西花厅

总理说要跟我谈，但过了好几个月都没顾上，在这期间三次给我道歉。第一次见我，是在我们这些秘书的办公室。第二次见我，是在客厅，当时我们在开支部会。他问：你们干嘛呢？有人回答：我们在开支部会。一看我也坐那儿，他说，小纪啊对不起，说跟你谈话没谈，让你坐冷板凳了。这是第一次给我道歉。第二次给我道歉，是碰上我了。当时，文件都批给我保管了，我也可以接值班室正常的电话，但是没有经过正式谈话不能直接跟总理接触，这是规定。因为没跟我谈话，他见到我又说：“让你坐这么长时间冷板凳，对不起啊。”第三次道歉，又过了几个月了。当时，因为战备，总理和邓大姐住在玉泉山。秘书值班室就老钱（钱嘉东）一个人，白天黑夜都是他一个人值班，我只是协助他做些事情。这一天，就我一个人在值班室，总理摁电铃，钱秘书还没起床，我叫钱秘书起还得有个时间，就到前面跟警卫员小高（高振普）说，钱嘉东同志还没起来，总理摁电铃了，你去。我刚往回走，总理看见我了，说“小纪你过来”，就这样接上话了。他先是向我第三次道歉。接着说：我本来想跟你讲一讲，如何在实践中做好秘书工作，要专门谈这么一个题目，但是因为时间实在抽不出来，没跟你谈，你已经参加了秘书工作的实践了，我就不再跟你谈了，今天算正式谈话，你的工作做得也很好。总理表扬了我一通，又说，因为你是从部队来的，到这里工作和环境发生了变化，别的要求我都不提，但保密工作是要做到的，这是纪律。这就是总理跟我正式谈话提出的唯一要求。谈话时邓大姐也在场，大姐除表扬外，她根据总理对我的要求说道，现在虽然不是战争年代，但守口如瓶还是要做到的。

总理每天的日程安排

问：我们看总理办公桌的抽屉里有一排按钮，这个按钮具体怎么使用？

答：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总理的秘书有几个，这么多的秘书都在两三个房子里办公，叫谁容易分不清楚，于是就给值班的秘书们编了号。这个编号的键盘，在总理的办公桌的抽屉里，他叫谁就摁谁的号，这样就不会分不清楚。秘书的值班室有一个显示屏，显示屏是和这个号对应的，哪个牌亮了哪个秘书就去，所以它是一种联系的方法。只有办公室有，睡房就没了。我去的时候，因为只有三个秘书，而且值班的时候，只是一个人在这个值班室，其他都在西厢房旁边一个小屋办公，没必要再用电铃来叫了。我们谁值班谁就跟总理接触，或者是总理需要叫谁，谁就过去。有时候，总理的警卫也会打电话。因为人少了，编号键盘就不大使用了。

问：总理每天大概几点起床，每天的日程如何安排？

答：总理的日常一般是这样，上午基本上睡觉，他上床睡觉的时间大体上是凌晨三四点钟为多。后来随着工作的情况，比如说国内事务比较多，以及重要的外宾来访多的话，睡得早一点，也就是夜里一两点。下午两点半到三点之间，是他起床的时间。1972年5月，患病后，事情多的时候，睡觉的时间反而延迟到清晨五六点。有时候七八点我都上班了，他还在床上批文件，睡的时间就更短了。他睡前一般要给我们秘书交代，下午几点起床，主要做哪几项工作。他睡觉的时候，我们就对他批示的文件进行办理。如果他有重要的事情交代给我们，在他起床的时候我们就要报告。

总理该起床的时候，我跟值班警卫一起看着表，直到那个分针秒针指到那个点，我们两个人才会轻手轻脚地拧开他睡房的门，站在他的床头，由警卫叫他，或者是高振普，或者是张树迎叫他说：总理，该起床了。个别时候，一声叫不醒他，再叫第二声还叫不醒，警卫就推着他的肩膀，把他从那种酣睡中推醒。叫了他那么多次起床，没有一次老人家说你让我再睡几分钟，一次都没有。这个时候，我就把他睡觉前给我们交代的一些事，或者是国际国内发生的重大情况向他报告。有时随他到卫生间，在他方便的时候，在他洗脸刷牙的时候，把当天的日程给他确定下来。

总理每天早上起来首先得吃早餐，但是在一种情况下他是不吃早餐的。他的早餐很简单，一般一片面包，把四个角切掉，抹上一点黄油，抹上一点果酱，警卫员用他们自己做的一个铁篦子，粗铁丝绕上细铁丝有个把，把这个面包夹起来，搁在他们值班室的电炉子上烤。总理十几分钟就吃完了。如果见外宾，起床以后他就不吃早餐，先刮胡子，把胡子刮好了，再上车吃那么点早餐，这是总理自己定的一个规矩。如果有重大外事活动，钱秘书跟他坐车一起到参加活动的地方去。如果我不去，他在车上让警卫或者医生，给他读每天的要闻，新华社编的每日要闻，都是世界各地发生的一些重要的外事消息。

周恩来的五位秘书在西花厅合影（左起：纪东、张作文、赵炜、钱嘉东、赵茂峰）

按照总理的规定，秘书只管工作，别的不管。他的身体情况，饮食情况，生活和安全，由警卫负责。总理还有一个医生一个护士，他们俩的任务是管治疗和保健，这两个同志的编制是在中南海的保健处，不属于总理办公室编制。一般情况下，总理不要专门的医护跟着他，特别是外出的时候，不让跟。但是总理有冠心病，为了执行好任务，保健医生或护士往往坐在随车上，不让总理看到他们。

总理如果是深夜回来，特别是召开政治局会议的时候，到家里不管多晚，不管多累，他都要给毛主席写报告，报告决定的一些重大事项。因为他回来的确很累，有时候就跟我们说：“你们看一看，看看有没有错字漏字。”他还很郑重地跟我们交代，只要主席那里来电话交办重要的事情，都要把他叫醒，就是怕误事。这一点总理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

再一个，全国不管是哪里发生了涉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事件，或者国际上发生了重大的突发事件，包括国外使馆的一些重要消息、时间非常紧急的问题，也要把他叫醒，让我们一定要掌握好不要误事。还有就是，具体工作中一些重大政策，需要他最后批示的时候，他都要我们把原来的有关要求或者是规定找来，意思是首先要考虑到政策的连续性，情况的变化，这样才能够更准确地保证这个政策的实行。

问：刚才讲总理都是上午休息，可能下午出去，那么批阅文件是在晚上吗？晚上的时间是不是也很紧张？

答：有特急件，总理首先批文件。总理见外宾大体上都是下午三点，外宾来访多的时候，他批文件的时间大部分都放在晚上了。当然特急的事情那就采取特急的办法，重要的外宾活动，钱秘书是要跟着总理到大会堂或者钓鱼台，总理如果需要我们去我也得去。如果有特急的事，我们就把文件送到现场，向他报告后就办理了，所以大部分文件还是在家批。总理白天主要是开会、见外宾，深夜回来后还得批文件，没有休闲的时候。

总理强调一定要做好保密工作

问：总理执行保密纪律是否特别严格？

答：严格执行保密纪律，是总理在领导隐蔽战线工作时养成的作风和好习惯，他对保密工作的重视贯彻在日常的生活之中。

离开办公室的时候，我要是走在后头，他会特意问，门关好了吗？我说关好了。有时他自己带上门，还要拧一下门把再试一试，看关好了没有，这都是他平时养成的一种习惯。记得有两次，我送他去机场，当车开到沙滩的时候，他把红旗车里自动升降的一块玻璃升上来了，这是在司机、警卫和他之间隔挡的玻璃，有按钮，可以自动升降隔音。他把按钮摁下，把玻璃升起来，跟我交代事情。他对我说，你到了机场以后，用保密机给罗青长打个电话，就说那件事就那样办。我说好的，什么事我不敢问，也不会问，也不能问，这也是不成文的规矩。他说完之后，自己又按电钮把玻璃降下来，就是尽可能减少知情面。总理跟我说过，有一些事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这不是不信任谁，而是保密工作的需要，知道的人多了，泄密的可能性就大。减少知密面，这是总理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

但总理又反对把保密工作神秘化。中央领导“两弹一星”研制工作，有一个专门委员会，研制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时候，主管单位在汇报中提到，东方红人造卫星的一个部件应答机，平均来讲，一万个里头才能挑出一个合格的用在卫星上。总理就问，成功率怎么能这么低，你们给生产这个部件的工人讲没讲是用在什么地方，汇报的同志说没有，用在什么地方要保密。总理说：这样保密就不对了，他们是负责生产的，不知道用在哪，就不知道生产这个部件的意义所在，如果你把它的作用给大家说明白，提出要求，那就不至于这么多的废品了，保密不是神秘，保密不能神秘化，该让群众知道的应该让群众知道，不要将保密作为一种条件，反而影响了它的效率。

还有一位国务院一个部门的主要领导，给总理写报告在部长里是最多的，每一次给总理的报告都写“特急”“绝密”“亲启”。总理给我们有严格规定，凡是正部长以上的“亲启”件，秘书不能拆。有一次总理去了外地，我又接到这位同志的“亲启”信，我就给这位领导同志打电话，说：部长，您又送来一个“特急”“亲启”“绝密”件，总理到什么地方您也知道，您有“亲启”我又不能拆，急到什么程度，我也没法判断，您看怎么好？总理规定凡是部长写的“亲启”件，我们是不能拆的。部长说：我还以为这样的文件，都是你们先启呢，你拆吧，就是一般情况报告。总理回京后，我当面向他报告了这个情况。总理说，你给这位部长打个电话，说保密这个事是有等级的，是绝密还是普密，是有区分的，如果不区分，那就没有密可保了。以后不要什么内容都写“特急”“绝密”和“亲启”，不然的话，“亲启”也好“特急”也好，就没有意义了。

总理规定他的亲属不能到他办公室去，邓大姐一般情况下也不能去，这也是严格的规定。总理有时候十几二十几个小时不睡觉还在工作，邓大姐中间睡觉醒了，会轻手轻脚地推开他办公室的门，把头伸进去说一句“该睡觉了”，马上就走。为什么？邓大姐是既心疼总理，又怕多打扰了总理，她也知道，即便她说了，总理也不一定能早点休息的。

亲历“九一三”危急时刻

问：您能介绍一下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您在总理身边亲历的一些时刻吗？

答：九一三事件发生时，总理正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研究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开会过程中接到了一个电话，说那架飞机的事情，总理就停止了会议，专门处理这件事。

到了第三天，外交部接到了我国驻蒙使馆的紧急电报，王海容给我打电话，说驻蒙使馆有一个紧急的报告，需要马上送给总理。那时，在大会堂西大厅那个小厅，总理有一个办公室，有一张床，是供他临时休息的。我们几个人劝总理休息，秘书也劝，警卫也劝，医生也劝，在多次劝说下，他同意睡一会儿。我们把西大厅他平日临时办公小屋的门关上以后，四个人穿着军衣并排躺在门口，和衣而卧，谁要进去必须经过我们。我们四个谁也睡不着，过了一会儿，王海容来电话了，说的就是上述驻蒙使馆紧急电报的事。我对王海容说，总理刚睡下，也就一个来小时，已经三天两夜没睡觉了，实在太困太累，你请示姬鹏飞部长，如果他让叫我们就叫醒总理。其实，事情发生后，总理给外交部布置了任务，一旦飞机去了国外，让他们研究有几种可能，采取什么样的对策。没几分钟，王海容就说姬部长让你把总理叫起来，我就给警卫员说，赶快把总理叫起来，我去接这个紧急的电报。王海容到了大会堂的北门，把这个报告交给我。等我回来时总理已经起了床，在洗手刷牙，我就当着他的面把报告抽出来递给他。他边看，我边注意他面部的变化，我看他表情有点放松，我心想可能结果不错吧。总理看完后递给我，并说，你看看，摔死了，摔死了！我看完后，他就跟我说，走，你跟我去主席那儿。

听到去毛主席那儿，我感到这是一个莫大的幸福。我到总理那儿多少年了，也没有说领着我去看过主席。天安门有庆祝活动的时候，总理让我上天安门上送文件，见过主席，以往在部队执勤的时候也见过主席多次，但是总理带着我去见主席还没有过，心里头油然而生一种神圣感、幸福感。总理穿好衣服就带着我跟当天值班的警卫高振普我们两个人去主席那儿。那几天，总理和有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福建厅这两个地方轮流办公，开政治局会议就在福建厅，开一般的布置工作会议就在新疆厅。总理带着我们两个往主席办公处走，这时候主席已被接到了大会堂，住在118湖南厅，走到湖南厅的北边，离主席办公室还有20来米，有个小门，往前就是主席住的区域了，这个地方是一个大走廊，又高又长，一个人没有，走到这个小门，总理对我说：小纪，你留在这儿等着我回来，咱们一起回去，一起到新疆厅那边去。

我心里猛然咯噔一下，不带我们到主席那儿去了，很明确交代，在这里等着他回来一起回去，也就是说在他回来之前，我不能离开这个地方。为什么？他想得很周到，在没有报告主席之前，这件事只有他和我两个人知道，大会堂的工作人员，警卫、秘书等服务人员，很多人，总理让我待在那儿，等于说把我们和其他人隔离开来，脱离接触。这里不会来人，已经给我明确了不能走。

过了20多分钟总理回来了，我看他的步伐、精神不像去的时候那么沉重了，这说明给主席汇报完了，有了结果了。后来有人问我，如果当时有人问你，你刚才接了一个什么样的电报，有什么结果，你会不会说。我说，实在话，一般的人问我不会说，但是如果有两个人问我，我不一定保证不说，那就是总理的另外一个警卫张树迎和总理的保健医生。我们几个整天在一块儿，这个事件发生以后还是在一块儿，而且张树迎还提醒我说，“小纪，总理开会时，就你一个人在跟前，你要机灵点！”所以这两位老兄问我的话，我不敢保证不透露给他们。当时并没多想，后来感悟到这是总理对我最大的关怀和负责。

西花厅，温暖的家

问：我看您回忆录里说，西花厅就像我们大家的家，总理和大姐就像长辈一样，在日常生活当中，他们和你们是怎样相处的？

答：我们都把西花厅当作自己的家，因为那也是总理和邓大姐的家。大姐跟我们一块学习的时候讲，我们之间的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总理也讲过，我们只是分工的不同，都是为了党的事业工作。在实际的日常工作中，总理和大姐在工作上是领导，是我们服务的对象，这个很清楚。我去之前，杨德中同志跟我谈话就说过，对总理只称职务，不要叫首长，不要说请示。

一个老同志因为从部队上来，部队上都是请首长指示，总理交代工作的时候，他说了一句首长请指示，总理就不太高兴，说哪儿那么多指示，咱们都是同志，不要老是说请指示，批评了几句。老同志跟我说，我就不如你，你小子胆大没说首长请指示，就叫总理，我说了个请指示，总理批评了我。邓大姐对我们要求也是很严格的，比如我到西花厅以后，开始晚上11点以前一般睡不成觉，第二天早上起不来，就想多睡会儿，不吃早餐。大姐就跟我谈，说你是一个军人，要有一定的作息时间，早上不吃饭，不能养成这样一个习惯，对身体也不好，早上自己起来出早操，保持部队的那种作风。

总理对秘书是理解和宽容的，在你办事情不那么圆满的情况下，他绝对不批评你不嫌弃你，他知道你的水平就是如此，你也是尽了最大努力了。他有时候会教你，会提醒你有关问题，说查一查资料，指点你一些做法。比如说叠地图，他出去开会，有时候需要带地图，我没当过作战参谋，叠地图几横几竖这都有规律的，他一看我不会叠，不是那么个架势，也不符合标准，他就对我说，小纪，我一看就知道你没有当过作战参谋。他就给我讲叠图的方法。像查字典，他教过我查四角号码怎么快，有时遇到一些生僻的字他也查字典。当你办错了一件事的时候，只要你认识到错了，承认没处理好，我以后注意，总理绝对不再说二话，绝对不会在另一件事没有办好，引起他不高兴的时候还提起前一件事，从来不说这话。他更多的是理解和包容，给你指导和教育。

纪东接受摄制组采访

生活上邓大姐代表总理对每个家庭都关心过，像老同志谁结婚了，他们会送上一床被面，有时候还参加工作人员的婚礼。谁家生孩子了，邓大姐就想到买两只老母鸡，给孕妇家属补一补。我那时候家在西安，家属没来，因为我是一个连级干部。当时我在总理那儿已经待了四年，按说我提的话家属也应该来了，但是这个事不好张口。邓大姐一直关心着我的这个事，想着这个事。那时候，工人之间可以对调，后来我家属通过对调过来之后，大姐就直接给总理报告，说小纪的家属来了，没有沾总理的什么光，人家是符合对调政策的。总理说，好啊，这样好，安排在哪儿了？我说安排在西单邮局了，离家近，我上班也近。他说那好，那好，你爱人不是车工吗？我说对。我刚到总理身边的时候，他问我爱人是做什么工作的，我说是国营红旗机械厂车工。他说车工到40来岁就得改换工种，不然的话站的时间长，腿疼腰疼。这是四年之前他问我的，四年之后，我老伴到了北京，他还记着我老伴是车工，说这个对调工作离我近一点好，两个老人家都这样关心我。

总理去世以后，我们清理完文件，大姐自己出费用，让每一位同志都回去探一次亲，给了我们20天假期，来回的路费都是她出的。

邓大姐和总理，没有留下自己的亲生儿女，但是她对我们的下一辈都很关心，像我的大女儿来了，她就让我把她带到西花厅来，她要看一看，所以从感情上来说，两位老人又是我们的长辈，就像我们的爷爷奶奶那样关心着我们。包括教育孩子，邓大姐都想到了。她跟我们讲，你们不要恨铁不成钢，对孩子不要管不了就打就骂，教育孩子是需要耐心的，要让孩子提高学习兴趣，他有兴趣了就能自觉去学习了。

我们在总理家里吃过一次饭，那次大师傅做了一个红烧肉，还有紫菜头汤，还有米饭。总理这次拿出来一瓶茅台，到厨房里敬我们大家一杯酒。因为他下午三点钟起床，我们有意识地把午饭往后推，推到他起床以后。总理敬了一杯酒就去办公了。我跟钱秘书两个人商量说，我先吃，我吃完了来替你，你再去睡觉。那一天总理的另外一个老秘书也参加了，喝了这瓶茅台以后，没喝够，他又拿出一瓶二锅头，实际上喝这个酒的是我们四个人。我们四个人喝了两瓶酒，一瓶茅台、一瓶二锅头。我们几个有些微醉了，我没有值班，总理也没说我。邓大姐把给我们做的红烧肉，叫警卫员用一个很大的碗盛了满满一碗，给平时在庭院里打扫卫生的两位师傅送去了。

总理：“我也有一个亲生的儿子”

问：看您的书里边回忆过这样一个事，总理曾经当着好几个人的面说，他和邓大姐有过一个亲生的儿子。当时是什么情况？

答：那是一次开计划生育会之后，几位国务院的领导坐那儿聊天，李先念、余秋里、谷牧、华国锋、纪登奎这些同志都在场，也是会后在一块聚聚。总理坐下来以后说，有件事你们知道不知道，我也有一个亲生的儿子。这时候谁也没有说话。总理自己又说，这个孩子，我也没见到，那时候我在广州，蒋介石到处追捕我，我就想办法去了上海。邓大姐怀着孕好几个月了，和她妈妈一起到处躲藏，最后躲到了一个私人诊所里，又紧张又累，孩子太大生不下来，那时候也没有剖腹这样的办法，只好用手术钳夹着孩子的头往下拉，孩子拉下来了，同时也夭折了，没呼吸了，将近9斤啊，很惋惜。我看到总理说这个事的时候眼睛里有亮光，没掉泪，看得出他对自己的孩子夭折，也是很心痛。

这时候先念同志插了一句话：周总理啊，天也不早了，回去休息吧。这样我就陪着总理回到了家里。这件事我问过周秉德，我说听你伯伯亲口讲过，他也有一个亲生的儿子，没活下来，你听过没有，她说没有，我只听到七妈（指邓大姐）讲过，我从来没听伯伯亲口讲过。

问：他没有自己的孩子，对烈士的孩子都特别关心吧？

答：对，烈士的子弟，包括我们工作人员的孩子们，都把总理和邓大姐当作自己的长辈那样去尊重。两位老人给予他们许多关心和爱护，我们小孩子的照片拿给大姐，老人家都保留着，据赵炜同志说这样的照片保留了不少。

和总理最后几次见面

问：1975年2月初，总理最后一次主持国务院会议，您也参加了？

答：四届全国人大开完以后，研究了副总理的分工，这个分工要报毛主席批准，经过主席批准以后就要召开一个全体会议，这也是总理主持的最后一次国务院会议。他在305医院给我打电话说，让国务院值班室主任吴庆彤把副总理的分工打印出来，印刷厂印好，下午三点钟召开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会议，宣布副总理的分工。钱嘉东和我有段时间没有见到总理了，很想他，所以在总理跟我说完事之后，就说总理我们好久没见到您了，想到会场看看您呢。总理说，还有钱嘉东呢，这样吧，你俩都来参会，但是要以普通工作人员的身份参加，而且要把这个事报告吴庆彤，因为他负责组织这个会，就说你们俩参加会议是经过我批准的。总理之所以这样决定，是因为在上午研究副总理分工的时候确定了在总理住院期间，由邓小平同志主持国务院的工作，主管外事，而且经过主席批准了。所以总理他想到的是遵守组织上的规定和纪律。过去参加这类会议的范围都是他确定了就行，现在他住院了，主持工作的是小平同志了，具体负责这次会议组织的是吴庆彤主任，所以我俩要向他报告。这就是总理的党性和组织原则。

这一天我和钱嘉东同志到了大会堂，坐在工作席上。看见总理从福建厅出来以后，我们上前去就叫了一声总理，握了个手，又回到了工作人员的座位上。

问：这是总理住院以后，见的最后一面？

答：不是。总理做了五次大手术，每一次做大手术之前，都是提前一两天让我们到他的医院病房，最短的一次是下午做手术，上午让我们去的。开始两次做手术，我们跟总理见面的时候问一声总理好，后来两三次我们就不问总理好了，因为知道总理不好，这个好字已经说不出来了，所以只叫一声总理。汇报工作的内容，我们两个人都商量好的，拣最重要的但是又最简单的，给他报告一下，尽快地结束，让他太累了不行，因为他这个时候体力已经不行了。我们报告工作的时候，他对每一件事都有交代，这个文件怎么办，怎么处理，都有具体意见。所以说为什么一个70多岁的老人，患上这么样严重的病，在这个时候还让我们两个秘书去，实际上他是做好了随时离开我们的准备。我们汇报完工作之后，到后来两次，只说一句话，原来是祝总理早日康复，但这个时候已经知道了，总理康复不了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离开我们了，只说一句祝总理手术顺利。但是他听到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反而很轻松，很自然，甚至面带着笑容。他安慰我们，“可不一定啊，两种可能”。两种可能意味着就是，这一次找你们两个来，还能下得了手术台的话，我还会找你们，听你们两个跟我汇报工作，但如果我这一次下不了手术台，走不出来手术室，这次叫你们两个来就是诀别。当然他说完“两种可能”这句话以后，也不再说下去了……他这个时候想着的还是，自己如果能够出得了手术室，还要继续为党和人民工作，但是也做好了随时走的准备。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总想用最后的时日，为人民多做一点工作。

我们在向他汇报工作的时候，眼里头就含着泪，但是尽量地控制，哪怕是咬舌头都控制，让眼泪不掉下来。但一离开他的病房，我们两个就在走廊里掉泪，甚至放声大哭。什么叫春蚕丝尽，什么叫蜡炬成灰？我们总理用自己的身躯作了最真实的全面的诠释，实现了他生前说过的，把为人民服务坚持到最后……

问：还记得总理给你说的最后一句话吗？

答：有两件事我们最感动。第一次做大手术，是在1974年的6月1日，下午三点钟进的305医院，当天晚上做了一次大手术，这次大手术伤口还没有完全恢复，总理就在深夜给李先念同志打电话，告诉他收到了一封群众来信，是广东著名粤剧演员红线女写的一封来信。她有事情到山西，在山西的一个山区了解到当地群众吃的咸盐比城里贵一分钱，导致有的农村群众不舍得吃盐，买不起盐。那个时候山区里本来就贫穷，一个工分可能就几分钱，最多一毛钱，所以说吃不上盐不舍得买盐，这个很正常，何况又贵一分钱。总理在这个时候仍然想到这件事还没有办，给先念同志打这个电话，请他赶快派调查组去了解情况，尽快让群众能吃上盐。

纪东（左）与本文整理者张军锋（右）、审定者廖心文（中）合影

还有一件事，新华社的动态清样反映了云南的一个锡矿的污染问题。那里因为常年进行生产，防护的设备又不那么完善，有一定的污染，因此矽肺病和肺癌的发病率高于其他的一些矿区。总理记着这件事，找来了给他治病的医生李冰，李冰是北京肿瘤医院的院长，总理告诉她云南有这么一件事情，说“你呀不用管我了”，带一个医疗组到那里去搞调查研究，去为我们的工人防病治病，李冰同志答应了。同时总理还跟医疗组的医务人员交代了，他一旦死去，要把自己的遗体捐献出来，供医务人员去研究去总结。他说我们国家现在对治疗癌症还没什么好办法，你们要好好地研究研究，能为国家的医学作出一点贡献，我是会很高兴的。

我们见总理最后一面是1975年12月31日的中午12点，他把我们秘书叫到他的病床前。总理的警卫告诉我们，他刚从昏迷中醒过来。这个时候到他离开我们就一个星期的时间了。12月底，天也很冷，但是我到了病房以后，总理还从被窝里把右手非常费力地伸出来（总理右手因为受过伤有残疾），还给我们招了招手。伸出手来是跟我们招手致意，显示他平常就是对人的一种平等、一种周到。老人家断断续续地跟我们说了一句话，“你们来了，问家里的同志们好”。因为我们是西花厅家里过去的，西花厅也是我们大家的家，他自己也跟我们一样把它当成家。“我累了”，说完这句话以后就又昏迷了。总理跟我们秘书说出的最后一句话，最后一个字就是累。这个情景始终留在我的记忆中。在这之前不管多累，不管多难，他从来没有给我们透露过一个字。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本文经纪东同志本人修改，并由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第二编研部主任，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分会首任会长廖心文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