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生物制剂启用时机,实现重度哮喘更高治疗目标

重度哮喘控制不足,生物制剂如何破局?




重度哮喘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和复杂的病理生理特点,表现为临床控制水平差、反复急性发作,是哮喘患者致残、致死的主要原因,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的同时,也造成了沉重的社会经济负担[1,2]。近年来,随着对哮喘发病机制认识的不断深入,生物制剂的出现,为重度哮喘的治疗开辟了新的途径。

那么,在临床实践中,究竟该何时启用生物制剂呢?本文将从重度哮喘当前治疗困境出发,结合最新指南与循证证据,探讨生物制剂启动时机对优化重度哮喘管理的深远意义。

我国重度哮喘治疗困难重重,

亟需寻找管理新策略



根据我国《支气管哮喘防治指南(2024版)》(以下简称“中国哮喘指南”)[1],重度哮喘定义为连续3个月及以上规范使用中-高剂量吸入性糖皮质激素/长效β2受体激动剂ICS/LABA)治疗方案并且针对共患疾病和环境因素等进行处理后仍未控制,或在高剂量ICS/LABA治疗方案降级时出现加重。

数据显示,我国成人哮喘患者有4570万,其中重度哮喘约占3.4%~8.3%[3]。尽管重度哮喘在哮喘患者中仅占少数,其疾病负担却占据了哮喘总负担的很大一部分。

目前,重度哮喘治疗主要遵循以激素使用为主的阶梯治疗方案[4]。然而,一项前瞻性研究表明,即使接受2周口服糖皮质激素(OCS)强化治疗后再接受长期高剂量ICS/LABA+OCS治疗,仍有近75%重度哮喘患者难以实现哮喘控制[5]。且OCS的常见副作用还会进一步影响重度哮喘患者的健康和生活质量[6,7],亟需探索新型治疗手段。

近年来,靶向哮喘关键炎症通路的生物制剂不断涌现,为重度哮喘临床治疗提供了更丰富的选择。然而,在我国,生物制剂的实际使用率依然较低。来自我国的一项真实世界研究(Adelphi研究)纳入了553例重度哮喘患者,结果显示,多达33%的患者附加使用维持性OCS,仅有5%使用了生物制剂[8]

事实上,生物制剂启动延迟不仅增加OCS暴露风险,还可能造成不可逆的气道结构改变[9-14]。因此,把握启用时机、合理应用生物制剂或是优化重度哮喘临床治疗与管理的关键。


关注生物制剂启动时机,

早期干预助力实现更高治疗目标



目前,我国获批用于重度哮喘治疗的生物制剂主要包括抗IL-5R单抗、抗IL-5单抗、抗IL-4Rα单抗和抗IgE单抗,分别作用于哮喘炎症通路的不同靶点。

  • 抗IL-5Rα单抗:直接靶向结合嗜酸性粒细胞(EOS)表面IL-5Rα,阻断IL-5与受体结合,并结合自然杀伤细胞,通过抗体依赖性细胞介导的细胞毒性作用快速诱导EOS凋亡[1]

  • 抗IL-5单抗:特异性结合IL-5,阻断IL-5信号通路,抑制体内的EOS的生物活性并使其数量降低至正常水平,从而控制EOS所介导的炎症,改善气道组织损伤及气道重塑等[1]

  • 抗IL-4Rα单抗:与IL-4Rα结合,同时阻断IL-4和IL-13信号通路,抑制气道炎症,降低FeNO、痰EOS和IgE水平,还可显著减少黏液堵塞和气道重塑,同时改善肺通气和小气道功能[1]

  • 抗IgE单抗:能够特异性地与游离IgE的Fc段结合,阻断IgE与肥大细胞、嗜碱性粒细胞等靶细胞的FcεRI受体结合,从而抑制IgE介导的肥大细胞和嗜碱性粒细胞的活化和脱颗粒[1]

根据中国哮喘指南,对于具有2型炎症特征的重度哮喘患者,在原有规范化使用中-高剂量ICS/LABA等治疗的基础上,可启动生物制剂治疗[1],表明在中剂量ICS/LABA控制不佳时即可考虑选择生物制剂。此外,2024版指南还将低剂量OCS重度哮喘最后的治疗手段[1],这意味着在使用OCS之前,应考虑生物制剂等附加治疗。

近年来,随着达标治疗策略的引入,哮喘管理提出了更高的治疗目标——“临床治愈”,即临床控制期患者在生物制剂治疗或其他抗哮喘治疗后,满足以所有条件:①无症状时长达到1年及以上;②无急性发作;③肺功能检测结果正常或基本正常;④无需OCS治疗[1]。有研究发现,早期启动生物制剂或可帮助重度哮喘患者更好地实现临床治愈。

一项基于23个国家数据纵向研究,对生物制剂开始时和使用1年后患者的哮喘结局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生物制剂在基线急性发作少、长期OCS日剂量低、哮喘控制好和肺功能较好的患者中,临床治愈率更高。值得注意的是,随着长期OCS日剂量的增加,患者临床治愈率出现下降[15]由此可见,生物制剂使用前移可能成为优化重度哮喘管理、改善患者长期预后的关键策略。



小结
重度哮喘是哮喘疾病负担的主要来源,我国重度哮喘管理面临疾病控制不佳、生物制剂使用率低的困境。精准把握生物制剂启动时机、尽早启用生物制剂,可助力患者降低急性发作率、减少激素暴露,增加临床治愈可能性,为患者带来更优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