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马伯庸原著改编的电视剧《长安的荔枝》，自2025年6月在CCTV-8和腾讯视频开播以来，迅速成为现象级历史剧集。
该剧以大唐天宝年间运送荔枝的艰难历程为载体，展现了一幅波澜壮阔的盛唐官场生态图。
然而，剧中将荔枝产地设定为岭南，与当前学术界主流的巴蜀说产生了明显分歧。这种创作选择是出于何种考虑？在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之间，剧集又做出了怎样的平衡？
在电视剧《长安的荔枝》中，故事围绕着小吏李善德运送荔枝的艰难任务展开。剧中明确指出，荔枝来自岭南。李善德为了将新鲜荔枝从遥远的岭南运到长安，绞尽脑汁，甚至不惜以身犯险。
他不断摸索荔枝的保鲜方法，尝试各种运输方案，历经重重困难，最终成功将荔枝运抵长安，博得了贵妃的欢心。从剧里的呈现来看，岭南荔枝似乎是杨贵妃的专属贡品。
历史上关于杨贵妃所食荔枝的产地，其实一直争论不休，主要有岭南和巴蜀两种说法。
支持岭南说的观点，有着诸多史料支撑。剧中的“岭南”，即今天的广东、广西一带。与杨贵妃同时代的诗圣杜甫在《病橘》诗中写道：“忆昔南海使，奔腾进荔支”；在《解闷》诗中更明确表示：“炎方每续朱樱献，皆是岭南贡荔枝”。
杜甫作为当朝人士，其诗作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唐人李肇《唐国史补》也记载：“杨贵妃生于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胜蜀者，故每岁飞驰以进”，明确指出岭南荔枝品质优于蜀地，因此被选为贡品。
《资治通鉴》更详细记载：“妃欲得生荔枝，岁命岭南驰驿致之。比至长安，色味不变”，似乎暗示岭南地区掌握了特殊的保鲜技术。
岭南作为中国荔枝的原产地，其种植历史远比巴蜀悠久。广东茂名的荔枝种植已有两千多年历史，被称为“大唐荔乡”。
据《扶南记》记载：“荔枝始传于汉世，初惟出岭南，后出蜀中”，说明岭南是荔枝最早的产区。
汉武帝时期就曾尝试将岭南荔枝移植到长安扶荔宫，但未能成功。
高力士作为岭南潘州（今广东高州）人，很可能将家乡风味推荐给杨贵妃，正如《新唐书·后妃传》所载：“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驿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
荔枝品种的优越性是岭南说的重要支撑。岭南地区气候湿热，非常适合荔枝生长，所产品种多样且品质上乘。苏轼的名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就是对岭南荔枝的最高赞誉。
现代科学分析也表明，不同品种荔枝的营养成分差异显著，如红绣球品种的维生素C含量高达108.5mg/100g，远超其他品种。
岭南作为荔枝的原生地区，拥有最丰富的品种资源和最成熟的栽培技术，这可能是其被选为贡品的重要原因。
除岭南之外，还有一种说法是杨贵妃所食荔枝来自巴蜀，即今天的重庆涪陵及周边地区，这一观点在当代学术界占据主流地位。
北宋文豪苏轼在《荔枝叹》中明确记载：“永元荔枝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并特别注释“唐天宝中，盖取涪州荔支，自子午谷路进入”。
这里的“涪”即指唐代涪州，治所在今重庆涪陵区。苏轼作为严谨的学者，其记载具有很高的可信度。
南宋地理学家王象之在《舆地纪胜》中进一步详细记录：“妃子园在（涪）州之西，去城十五里，荔枝百余株，颗肥肉肥，唐杨妃所喜”。
这个被称为“妃子园”的荔枝种植园，其具体位置根据涪陵地方志记载，大致在今涪陵区崇义街道荔枝园社区一带，当地至今仍保留着“荔圃春风”的老八景名称。
从运输距离与保鲜技术角度考量，涪陵作为荔枝产地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荔枝素有“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的特性。
而涪陵距离长安（今西安）仅400多里，通过专门开辟的“荔枝道”，快马加鞭四五日即可送达，能够较好地保持荔枝的新鲜度。
这条荔枝道的具体路线为：从涪陵荔枝园码头（今涪陵五中附近）过河至黄旗码头，经百胜镇、垫江、梁平，由达州取西乡，入子午谷，直抵长安。现代考古调查已较完整地确定了这条道路的走向，沿途发现了大量相关文化遗存。
相比之下，岭南到长安的距离超过五千里，即使按唐朝最高日行五百里的驿传速度，也需要至少十天，远超荔枝保鲜的极限。
气候与品种优势也是涪陵荔枝被选为贡品的重要原因，唐代处于气候温暖期，竺可桢的研究表明当时巴蜀地区的气候比现在更为温暖湿润，非常适合荔枝生长。涪陵位于北纬30°，自然条件优越，所产荔枝品质极佳。
宋代祝穆《方舆胜览》称赞涪州“地产荔支，尤胜诸郡”；《职方典》则记载“涪旧有妃子园，颗最肥大”。
明代曹学佺《蜀中广记》对巴蜀各产区荔枝品质进行排名：“然蜀中荔枝，泸叙之品为上，涪州次之，合州又次之”，说明涪陵荔枝虽非蜀地最佳，但仍属上乘。
此外，杨贵妃童年曾在蜀地生活，对当地荔枝有特殊偏好也是情理之中，《唐国史补》就记载“杨贵妃生于蜀，好食荔支”。
既然有两种说法，那为何当代学者非要认定现实中杨贵妃所食荔枝来自于巴蜀？这其实是专家学者通过综合分析文献记载、交通条件、气候环境等因素，进行的综合推断。
比如，山西大学赵瑞民教授认为：“杨贵妃所食的荔枝来源于涪陵应该是没有疑问的”。严耕望在《唐代交通图考》中收录的《天宝荔枝道》也支持荔枝来自巴蜀的观点。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相关负责人表示：“结合产量、道路里程和保鲜技术等情况综合考量，现在学界一般以巴蜀（涪州）产地说为主流”。
值得注意的是，“岭南说”与“巴蜀说”可能反映了不同时期的情况。宋《太平御览》记载：“妃子生于蜀，好荔枝，南海生胜蜀，每岁飞驰以进，则涪不进久矣”，暗示涪陵确曾进贡荔枝，后因岭南荔枝品质更优而改由岭南进贡。这种动态变化的视角或许更能反映历史的复杂性，而非此即彼的简单判断。
而《长安的荔枝》这部剧选择岭南作为荔枝产地，看似与学术主流相悖，实则蕴含着深刻的创作考量。从叙事角度看，岭南到长安”五千余里”的遥远距离，比涪陵到长安的四百多里更能凸显任务的“不可能性”，为故事提供更极端的戏剧前提。
正如该剧监制所言：“当剧中雷佳音饰演的小吏李善德为运送荔枝，跨越从岭南到长安的千里路程时，屏幕外的观众或许想不到：这颗让贵妃展颜的鲜果，更可能是从如今的重庆涪陵，经荔枝道送去长安的”。
这种艺术夸张不是对历史的无知，而是有意为之的创作策略。人物塑造的需要也影响了产地设定。李善德作为算科小吏，其专业特长在解决超长距离运输问题上能得到更充分的展现。
剧中他设计的多段式接力运输、保鲜方法改良等情节，都是建立在岭南说更严苛的运输条件基础上。
如果按照巴蜀说的四百里距离，故事的紧张感和人物的智慧光芒都会大打折扣。视觉呈现的可能性也是重要因素。岭南独特的自然风貌，亦能为剧集提供了更丰富的视觉元素和异域情调。
相比之下，巴蜀地区的景观与中原差异较小，在视觉冲击力上略显不足。电视剧作为视觉媒介，自然会选择更具表现力的场景。
总之，荔枝产地之争持续千年，不仅是一个历史考证问题，更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
随着《长安的荔枝》热播，这场争论焕发出新的时代意义，引导我们透过一颗小小的荔枝，去窥视那个遥远而繁华的盛唐世界。
参考资料：
[1]龚卫锋. 挽起裤腿踏进荔枝园 长安小吏解锁岭南风情[N]. 羊城晚报
[2]周双双. “长安的荔枝”来自重庆涪陵？[N]. 重庆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