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查令十字街84号》一脉相承”在书信集《亲爱的奥利弗》上印着这样一句推荐语，这本书是由一百五十多封信件编织而成的，故事的女主角苏珊是神经生物学教授，而男主角则是有着“医学桂冠诗人”之称的神经内科医生奥利弗。
苏珊是一位先天内斜视患者（俗称对眼），从小就没有三维空间视觉（立体感），薛舒提到阅读这本书时，她想到了自己的“路盲”经验，“和‘色盲’‘路盲’一样，这是一些被人们认为无伤大雅的‘缺陷’，更多被注意到的是，它让人与众不同。”幸运的是，苏珊通过视光师的视觉治疗，在48岁的某一天突然获得了立体视觉，于是她给奥利弗写了第一封信，信中，她生动地描述了她的世界如何因双眼并用变得更宽阔，她不断强调双眼所看到的世界是如何不同。
苏珊是一个很会表达的人，她将自己的情感全部倾诉到信件里，而这也得到了奥利弗的回应，从此两人开启了长达十年的通信之旅。在薛舒看来，这两人的通信实际是两个有缺陷的人的互相疗愈，奥利弗当时查出了癌症，他的身体越来越差，他在走向失去一切的过程中，可以说，苏珊此刻的善意是无比珍贵的。
“他们相互抱团取暖，相互理解。”薛舒表示，当我们在写信的时候，我们写下的是真实的自己的生活，还是写下的是打开心灵之后挖掘到的生活背后的东西，“我们是不是善于去挖掘生活背后的东西？这是这本书带给我的一种刺激。我们有时候会感觉到词穷，但是阅读书信时，我们会发现其实生活什么都可以写。”
马凌同样欣赏苏珊表达出的善意，她认为两人之间是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比如苏珊把可以导航的有趣的帽子介绍给奥利弗，这些全都是日常生活的小事，夹杂着对于科学真理的探寻，这种轻松的奇妙的融合，让我们看到了科学家生活的世界。“其实科学家也是常人，这两人是良师益友的关系，如果生命当中缺了彼此，对彼此可能都是一个损失。”
她也提到一点，在史学研究领域，日记是第一可信的，其次是书信。“有时候我们把书信人格叫作第二人格。书信中的你跟日常生活中是不一样的，有大量自我美化的成分，当然也有自我吐露的时候，总的来说，它是一种综合体。为什么好多笔友会‘见光死’，就是因为他生活中的人格跟他在书信中的人格完全不是一回事，不过却也说明这位笔友是有写作的天分的。”
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萌芽》杂志社社长薛舒，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书评人马凌，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评论家项静围绕书信类作品《亲爱的奥利弗》《何处为家》展开讨论。
很有趣的一点是，除了《亲爱的奥利弗》，《何处为家》同样也是一男一女之间长达十几年的通信，不过这次是两位作家，信的主人是日本文学研究者唐纳德·基恩和澳大利亚作家雪莉·哈扎德，两人在第二故乡塑造新生活和分享自我经历。
薛舒提到，也许有人会想象主人公之间存在暧昧情感，但这两本书信集很可贵的一点是，主人公们向我们展示出了除了爱情之外，人类更多的情感依恋模式。“‘我是有自尊的，我对情感的理解是有我自己的理念的’，他们呈现出的某种克制，是对对方的一种尊重，同时也是一种自尊。”
项静也认为：“爱情相对于这个丰饶的世界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她很欣赏《何处为家》里的一句话：爱和工作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基恩和雪莉两个人交流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在讨论自己的工作，两人不断扩展着自己生活里的各种纬度，他们去逛画展，去看博物馆，去看各种演出等。 她表示，这些书信最重要的是呈现释放自我的可能性。
“理解和爱是一种多维度的情感，它介于友情、爱情、欣赏、仰慕之间，他们都非常坦诚。我们可以看到每个人都在成长，从最初写信的那个自我变成了更会表达的自我。”项静进一步说道：“而这些爱，能够建造生活的有机感，我们才不会被某一种情绪给框住或是僵化。”
对于项静而言，阅读这些书信，更打动她的是书信背后超越日常的部分。比如《何处为家》，两位作家发现了一种建立在对文学和文化的共同兴趣以及人文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共同价值观基础上的深刻联系。她说，“在这个看似便捷的时代里，点个外卖就能送到门口；发一条微信，就能传达指令……中间省略掉太多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有价值和意义留存的。我们该怎样去更扎实地建造自己的生活？这是我在阅读《何处为家》时常常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