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张思之先生逝世三周年
张思之，1927年11月12日出生，河南郑州人，中国著名律师、法学家。在法律界中，这位见证并参与了共和国法制发展历程的老人，被誉为“中国法律界的良知”“中国最伟大的律师”。由于他长期为“敏感”案件辩护，他的工作并未更多进入公众的视野，不为一般民众所知。张思之自嘲为“一生都未胜诉的失败者”，但江平先生评价称其“一身胆气，不畏权势，只向真理低头。”
1972年张思之结束劳改，入北京市垂杨柳二中教书。1979年7月，重返律师界，被任命为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辩护小组负责人。“两案”审判是一场历史性的审判，很多人不愿意为“四人帮”辩护。张思之最初被指定为江青辩护，但被江青拒绝，随后又被指派给李作鹏辩护。当时被江青拒绝，张思之感到庆幸；但在后来，他认为“两案”审判中江青没有律师是一个遗憾，是“两案”的一个败笔。因为如果有律师为江青进行辩护，更能够看出一个国家的法制情况，更有利于维护被告人权益。
“两案”辩护中，张思之和律师们触及了全部48条罪名中的13条，并成功抹去了7条。以致李作鹏在法庭上作打油诗概括张思之的辩护是“边鼓敲几声”，但还“有声胜无声”。“两案”中张思之的表现，“令上上下下都满意”。他也因此名满天下，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我那时风光啊！”此后，他婉拒了司法部律师司司长职位的邀请，以职业律师身份，成为体制外的散兵，“我的性格不适合官场，从小就有人说我有反骨”。
1980年，张思之出任北京市律师协会副会长，主管业务，同时兼任北京市法律顾问处主任。1988年，创办《中国律师》杂志。这一时期，张思之代理或参与了一批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如1988年大兴安岭火灾庄学义案，1995年记者董服民被诉侵权案，2003年“郑恩龙案”，2005年“聂树斌案”等。1988年，张思之为“大兴安岭火灾”案首犯庄学义辩护，虽然法庭最终还是以玩忽职守罪判处庄学义有期徒刑三年，但当他与另一位律师离开法庭时，千人簇拥，高呼“人民律师万岁”。
张思之曾自称“我所接触的政治性比较强的案子，我是没有赢过”，但有人称他为中国律师界的良心。他的主要著作有《中国律师制度与律师实务》《律师实务》《律师制度研译》《我的辩词与梦想》《行者思之》。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因张思之律师精彩的辩词而将2003年度“当代汉语贡献奖”授予他，颁奖词写道：“张思之先生的存在，表明了通往自由的旅途中，不仅要做叛徒的吊客，还要做异端的辩护。”
下文系张思之先生为《我的辩词与梦想》撰写的前言。群学书院转载于此，作为对这位杰出法律人的怀念。
《我的辩词与梦想》前言
文 | 张思之
律师，是最该自重的职业。律师工作是值得为之倾注心血的事业。
作为职业，它是谋生——服务的一种手段与社会分工；作为事业，又当另有其服务的目标和不懈的追求。就职业来说，律师首应致力于维护当事人的权利和利益，为此而去“析万物之理”（庄子）；就事业而论，律师的追求当是民主与法制的健全，社会合理秩序的确立，进而丰富人们的精神境界，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为此而着力于“判天地之美”（庄子）。怎样通过实践把两者和谐完美地融合起来，使律师的工作达到真趋于善走向美，是艺术，也是一种境界。也许我最终也达不到那目的地，但这个“目的”绝不可少，为达到此目的而生死以之的执著精神也绝不可少。
这里编入的文字反映着我在实践中的种种表现，有些也许能以透出我那星星点点的追求。它不是总结；也够不上“里程碑”。它们仅止于显现出我在泥泞道路上艰难前行留下的断断续续的轨迹。选编这些文字的尺度除了尽量托出参与诉讼实务的主要侧面之外，还看它能否有助于使轨迹连成一线深印于大地。
80年代，张思之（右）在北京市律师协会
我生在黄河边，长在长江畔，熟悉古岸纤夫动人心弦的号子：坚定，自信，有力。我的这些文字仿佛也传出了我行进中的声音，是“不平之鸣”。但相比之下，尽管有同舟者的和声助阵，毕竟微弱得可叹，比那响彻云霄的号子未免太逊色了。我无法不受情势的制约，以致虽有言终不及“畅”，或有辩却未能“雄”。这在那类政治性很强的讼案中尤为突出。律师离不开法律，自然脱不出政治。我因为长期工作在北京这个政治旋涡的中心，乃有机缘参与一些世人关注的政治性讼案。幸或不幸，难说清楚。在这里要交代明白的是：这类案件中的我的辩词，差不多都是紧靠客观要求乃至规定的极限，擦边而过。局外人焉能料到，我们律师就某案作某种（例如“无罪”）辩护，需要事先经过审查批准，倘不加小心，有所逾越，恶果随至是自不待言的。间或生出过非分之想，越出一回，身试一次，可又总不能忘却林亨元老先生那独特的慈爱告诫：“要善于自我保护！”说时每每执手凝视，有时还用低沉的语调加上一句：“我老了，不是胆小吧？”老人的呵护，不敢不铭心刻骨念念不忘，何况我对他的敬重胜过严师。他生前授我知识，教我做人；作为律师界的前辈，他的道德与才识，真正是光照后来者的巨星。我在垂暮之年仍不敢怠惰，如或有些许进步，大都得益于他，受恩于他！于是，我“到觉得有些危急之际……（便）故意隐约其词”，逃脱了鲁迅所讲的“覆灭”。诚然，在那“隐约”之中，也还闪烁着法律同权势的交锋，细细咀嚼，自有况味；不过对于当事人来说，又因此而不能充分地达到“护”的目标，毕竟是重大之“失”。我之所以把有的法庭演说称作“辩词”，非为简略，应属求实。当事人与读者诸公，幸能谅我！
然而我也有一条坚定不移、掉头不易的原则：绝不说假话。人们可以允许律师说错话，但不应认同律师说假话！对于律师来说，重要的是，事事都不可超越道德良心的界限。这里编入的各篇辩词，因其言真，或可称善；唯距美尚不可以道里计，对此，我有自知之明。它们与所谓“文学佳作，艺术杰作”（引自一篇律师著作的前言）沾不上边，这里可不是一个“精品”世界。
我的辩词，虽有议论却无哲理，能见激情而乏诗意，其主要特点不出“挑人之病”。律师在执业中乐于交流，不畏交锋，挑人毛病也算才能，细想应属本能。至于高低、优劣，全在挑的是不是地方，能否触动“要害”。试想，如能挑出人家病灶，又会一语破“的”，意会言传，何其神妙！如不幸竟得其反，自不免大杀风景，由是授人以柄，该被人挑中了。总而言之，不管从哪个方面看，在诉讼的交锋中，提出歧见，持有异议，不仅是常规，而且有补于实际。这几十篇辩词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字，包括那份“重新鉴定申请书”，正是想从不同的角度去反映在实务中该怎样地去挑出真正的毛病，透过这一层，去研究当代中国审判制度的一些特色。谓予不信，请看“王哲杀人案”的两件辩词，其中从头到尾、自始至终无一语涉及王哲是否杀人从而应否定罪，我们所“挑”的仅止于控方和法官断定王哲杀人的根据不足，严重的是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没能“审”清，焉能判明？你硬要说什么“铁证如山”，那好，请回答我们的疑问。倘若无以据实答疑，您所倚的怕只是冰山而已，靠不住的！律师之“挑”，既切中要害，由此出发，来研究、调整一下我们的审判制度、审判方法，岂不大有益于整个的法制建设？有人总喜欢把律师的“异议”化为“异端”，或呵斥，或打击，必欲除之而后快。那是人家愿入邪门，阻拦不住，由他去罢。
张思之（左一）、苏惠渔、王舜华、周奎正曾分别为江青人等辩护
中国律师的艰难源于“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姑且不论“先天”，目前的执法环境使多年来立法上的进步为之减色，已使我们陷入“法将不法”的困境，律师如不自重，律师制度的作用必将令老百姓生疑。也有人爱以“花瓶”之说贬低律师的作用。好吧，你有作如是评价的权利；但是，我也有权利向世人宣告：我们会在这个特制的“花瓶”里插上一束白玫瑰：带着晶莹露珠，露出直挺尖刺。我们不允许让人随意地来上几根狗尾草。
我切望培育光彩夺目、映照万物的含露玫瑰。不过，假如不幸这束玫瑰既无高雅之姿又少芳香之味，已经变种，我也要留下那枝上的刺，权作“敝帚”，允我自珍，因为它不仅留有我的汗水、心血，而且得到了从南到北，自东而西许多友人的浇灌，这是一长串名字，我把他（她）们留在心的深处。若问花衰刺成的背景，篇末“后记”多有说明，请君留意。
一九九七年九月一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