赓续历史文脉 谱写当代华章
——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开创与发展
李红梅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时指出：“盛世修文，我们这个时代，国家繁荣、社会平安稳定，有传承民族文化的意愿和能力，要把这件大事办好。”文史资料工作是人民政协的一项经常性履职活动，是我国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政协特色和统战特色。自1959年周恩来倡导开展文史资料工作以来，文史资料工作以“亲历、亲见、亲闻”的方式，从不同角度和层面记录了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变革发展的非凡历程，生动反映中国共产党与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人士团结合作、携手奋斗的壮阔历史，发挥“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社会作用，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出了独特贡献。
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
1959年4月29日，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闭幕。周恩来连任全国政协主席。当天下午，全国政协举行茶话会，招待来自各地的300多位60岁以上的政协委员。周恩来发表重要讲话，倡导政协委员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留下来，作为对社会的贡献，由此开启了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
◎ “把知识和经验留给后代”
在茶话会上，周恩来强调征集文史资料具有现实急迫性。鉴于当时距新中国成立已经十年了。他说，“如果不抓紧，有些史料就收集不到了”，“五四运动距今才四十年，那时候的事情现在的青年们已经不大了解了，对甲午战争、戊戌变法的情况他们就更不熟悉了”。周恩来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提出要抓紧做好文史资料的抢救工作。
人民政协人才荟萃，政协委员都是各方面的代表人物，人生阅历极其丰富。周恩来希望他们将自己掌握的一技之长、掌握的一部分历史遗产贡献出来。“如果自己不能动笔，可以带徒弟写点东西。”
对于征集范围，周恩来认为，“戊戌以来是中国社会变动极大的时期，有关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要从各方面记载下来”，起到存史、资政的作用。周恩来强调：全国政协要成立工作组，其中有收集历史资料的组。在讲话中，周恩来提出了文史资料工作的两个重要理念：一是要广征博采。他说，写东西不一定只限于文化史。搞军事的，可以写军事史。工商业者，可以写我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其他如政治史、经济史、外交史也都可以写。二是要多说并存。“有些朋友的观点不一定正确，那可以共同研究，但先要把史料记载下来。”
◎ 建立文史资料工作机构
1959年5月12日，全国政协召开第三届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会前，周恩来主持预备会。会议讨论决定把政协收集的历史资料定名为文史资料。在讨论新机构名称时，有人提议为“历史资料委员会”，但感觉不妥。最后周恩来亲自定名为“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全国政协常委会会议通过了成立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决定，并通过了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全国政协常委、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担任主任委员，李根源、王世英、杨东莼、申伯纯、顾颉刚担任副主任委员，章士钊、王伯祥等40人担任委员。
7月20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举行成立大会。对于撰写原则，范文澜发言说：“据我个人的看法，就是以写所知为主，以写所见所闻为辅，以求达到写出真实史料的目的。”范文澜提出的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写“所知、所见、所闻”，与周恩来在茶话会讲话中的思想一脉相承。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设立北洋、军事、政治、经济等业务组和作为办事机构的文史办公室。随后，各级地方政协陆续成立相应工作机构。
有了机构，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开展起来。不到一年时间，就征集各类稿件200余万字。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三届二次会议闭幕会讲话时谈到此事说：“自去年提倡收集历史资料以来，写了几百万字，这是一个伟大的成绩。”
为了更好地保存文史资料稿件，从1960年1月开始，全国政协开始不定期编辑《文史资料选辑》（内部发行）。发刊词再次强调了多说并存的理念：“只要是真实的，是亲身经历过的和亲身闻见的，也可以从不同角度上反映历史的某些侧面，从而也是具有一定的资料价值的。”
◎ 组织一支特殊的文史资料队伍
1959年，最高人民法院首批特赦了包括溥仪、杜聿明等在内的伪满洲国和原国民党战犯。1960年1月26日，周恩来在政协会议室接见溥仪及其家人，商谈溥仪的工作和学习改造问题。在谈到溥仪撰写的自传《我的前半生》这本书时，周恩来说：“你写的东西有价值，作为未定稿，用四号字印出来后你再改，改得比较完善一些。这是旧社会的一面镜子。旧社会结束了，你也转变成了新人。这本书改好了，就站得住了。后代的人也会说，最后一代皇帝给共产党改造好了。”
1961年2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首批被特赦战犯溥仪、杜聿明等七人被聘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十几天后，周恩来接见第二批特赦战犯时，勉励他们放下思想包袱写回忆录，表示“只要能如实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就是为编写历史提供了宝贵的素材，这就是对人民、对祖国做了有益的事情。”
同月，全国政协设立文史专员室。文史专员的主要职责为：撰写历史资料；向各界人士征集历史资料；审阅来稿；参与编辑出版文史读物。
此后，每批特赦人员除自愿到外地者外，留在北京的大都被聘任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1962年至1975年，陆续安排了溥杰、范汉杰、罗历戎、李以劻、董益三、沈醉、廖耀湘、杜建时、康泽、方靖、李佩青、牟中珩、赵子立、黄维、文强等特赦人员。这些人物经历复杂，都曾属于周恩来所说的一个时代的典型人物。他们响应周恩来的号召，结合自身经历，陆续撰写并出版了一批具有价值的史料，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独特历史。
◎ 文史资料“要存真，要实事求是”
文史资料工作提倡多说并存，但前提是真实的。随着文史资料陆续结集出版，文稿质量问题日益引起全国政协领导的关注。1965年3月18日，周恩来在主持第四届常委会第一次会议时，结合他阅读《文史资料选辑》的情况，进一步对文史资料工作提出要求。他严肃指出：文史资料的工作方向要对头，要存真，要实事求是。他强调，文史资料要搞好。这对以后研究历史有帮助。但不要哗众取宠，故作惊人之笔。他通过文史资料中关于袁世凯挟制熊希龄解散国民党的经过这个事例，提出文史资料可以很好地发挥存史、资政、教育作用。周恩来说：我们收集文史资料，就是要我们的同辈把遭遇写出来。研究文史资料要有个方向，要用历史知识教育启发后代。正面反面都要很好分析。……如熊希龄的事，我看后就记得很清楚，用反面的政治史料提醒我们。文史资料对研究历史，教育青年有好处。
为总结工作，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分别于1962年12月、1966年2月在北京召开第一次、第二次文史资料工作会议。这两次会议基本确立了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工作任务、工作方法，形成了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完整体系。其中，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文史资料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是文史资料工作开创时期一份重要的文件，意义深远。一些重要原则在当今的文史工作中仍然适用。
在“文革”前的几年间，各级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蓬勃开展。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从1960年1月第1辑内部出版发行，到1966年5月，共征集史料1亿多字，出版《文史资料选辑》55辑（计493篇，约860万字）。这些文史资料，在社会上引起热烈反响，为文史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人民政协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文史资料工作守正创新，取得新的成绩。
◎ 文史资料工作步入制度化轨道
随着人民政协工作的全面恢复，1978年3月修订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首次对“搜集、整理、编写中国现代史、革命史等资料”作出规定。1982年11月修订的政协章程再次提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根据统一战线组织的特点，进行关于中国近代史、现代史资料的征集、研究和出版工作。”自此，文史资料征集和出版成为各级政协组织的一项重要任务。
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后，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重新开始工作，设立了10个业务组，制订了工作条例和工作计划。后来，尽管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机构名称几经改变，但征集出版文史资料的任务一以贯之，从没间断。继“文革”之前两次工作会议后，又召开了第三、第四、第五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部署研究文史资料工作的重点和举措。通过这些会议，形成了一系列沿用至今的工作原则、工作方法和工作理念。比如，文史资料工作是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政协履职的重要形式。文史资料征集出版，要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具有一般资料的共性，也有个性。个性就是“亲历、亲见、亲闻”（简称“三亲”），当代人写当代事。提倡广征博采，允许多说并存，体现文史工作的民主作风。尤其是六届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提出的政协工作有动有静、文史资料工作属于静的方面同时又可以发展成为活动性的工作，引人深思。
◎ 留住真实而鲜活的历史
文史资料工作具有文化建设的基本属性。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五届全国政协为进一步发挥委员的积极作用，把搜集、整理、编写中国革命史资料作为一项突出内容，扩大了“三亲”史料的征集范围。这是文史资料工作的一个重要进展。七届政协开始，在过去征集政治、军事题材的基础上，提出“三加强一开拓”的征集目标，即加强对经济、科技、教育、文化方面史料，对香港、澳门、台湾及海外史料，对少数民族史料的征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之时，新中国史料的征集提上重要议事日程。这是一个重要的“开拓”，改变了此前以征集、抢救新中国成立前文史资料为主要任务的工作方向。
随着征集稿件内容日益丰富，自1984年开始，文史资料的专题化、系列化和全国性大协作成为常态。经过几年时间，文史工作大协作成效显著，出版了诸如《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系列丛书、《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淮海战役亲历记》《辽沈战役亲历记》《平津战役亲历记》《军统内幕》《鹰犬将军》，以及关于晚清北洋、东征北伐、十年内战、抗日战争、全面内战、西安事变、日伪政权、特工组织、军事机构等内容的一大批文史图书。
八届、九届全国政协期间，全国文史大协作结出硕果，相继开展两项具有重大意义的文史工程。一是在以往出版的16亿字文史资料中，经过精心筛选，编辑完成《中华文史资料文库》。这套丛书共20册，3000多万字。二是从以往征集但尚未采用的数亿字的文史资料来稿中，整理出版了《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这部图书共26卷，3000多万字。这两部图书，集中展示了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几十年的精华，是对文史资料工作成果的一次大梳理、大总结、大检阅。
◎ 文史资料工作呈现新局面
为推进新世纪新阶段文史资料工作的与时俱进，2007年11月，全国政协召开文史工作座谈会，时任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出席并讲话。会后，全国政协颁发《关于加强文史资料工作的意见》。这是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开创以来，第一次由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文史工作会议（以前均由文史委组织召开），也是第一次以政协全国委员会文件形式对加强文史资料工作做出部署。
会议提出，文史工作是人民政协一项重要的独具特色的基础性工作。坚持文史资料的“三亲”特色和统战特色，是政协文史资料的独特个性和生命力所在。文史资料工作鲜明的统战性，也是其政治性、民主性的体现。通过文史资料工作，中国共产党发扬人民民主，尊重不同党派团体、不同政治信仰、不同人生背景的代表性人士，行使对他们亲历亲见亲闻的历史事件的表述话语权，由此彰显忠实记录历史、反映历史的科学态度。
会议强调，文史资料要充分发挥“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社会功能，为社会主义建设、为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会议指出，当前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重点是，在继续做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史料征集的基础上，广泛征集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协委员及其所联系的各方面人士的“三亲”史料，要按照征集为主、抢救优先、充分利用、服务社会的要求，加大力度开展对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者和重要代表人物的史料征集工作。
这次会议后，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在许多方面进行了探索创新。全国政协文史委组织委员到台湾进行征集工作；将文史资料工作与政协履职结合起来，围绕“大运河申遗”“博物馆建设和发展”等开展专题调研活动；继1980年创办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创刊《纵横》杂志、1984年《文史资料选辑》公开发行之后，中国政协文史馆于2012年9月21日举行揭幕仪式。其基本陈列《人民政协光辉历程展》，在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宣传人民政协的历史、文化和实践等方面发挥了独特和重要的作用。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政协深化对文史资料工作重要性和规律性的认识，切实发挥文史资料工作“存史、资政、团结、育人”功能，为做好加强思想引领、广泛凝聚共识创造良好氛围。
◎ 文史资料工作要实现“两个转变”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和历史研究，并把政协文史资料作为研究的重要素材。习近平总书记在《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的讲话中提出：“要整合全国学术机构和研究队伍，协调各地党史、军史、档案、政协文史资料、地方志、社科院、高校等部门和机构的力量，扶持民间研究，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国际等领域对抗战进行系统研究，推出高水准的权威专著和通俗读物。”2015年8月，十卷本《亲历者说——中国抗战编年纪事》正式出版。为挖掘政协文史资料对研究抗战历史的价值，目前，全国政协正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国际等方面梳理资料，拟推出近30卷《中国抗日战争》“三亲”史料图书。
加强文史资料的研究利用，是时代发展的需要。2022年6月，全国政协召开第二次文史工作会议，时任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出席并讲话。会后，颁布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文史资料工作的意见》。
会议提出：“政协文史资料丰富浩瀚，蕴藏着深刻的历史经验和历史规律，是一个值得深入开掘的资源宝库。”政协文史工作要紧跟时代，“从抢救挖掘为主向抢救挖掘与做好经常性文史工作并重转变，从重视史料征集向更加重视史料研究、利用转变”；工作重点，更加注重广泛征集中共十八大以来的“三亲”史料，记录好我们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的生动实践。
◎ 文史资料工作科学化水平日益提升
全国政协文史委、中国政协文史馆、中国文史出版社等机构，坚持互联互动，形成合力，每届制定文史资料选题协作规划，不断拓宽“三亲”史料征集途径，实现文史资料征集与专题调研的深度融合，体现“静”与“动”的有机统一。
围绕中共十八大以来的新成就，组织委员撰写“三亲”史料，是新时代文史工作的重要特点。十几年来，出版了《脱贫攻坚工作纪事》《西部大开发史料》《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亲历记》《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纪实》《人民政协70周年纪事》《文史资料选辑“民法典编纂”》专辑、《文史资料选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专辑；征编《紫荆花开映香江——香港回归二十周年亲历记》《莲花绽放 濠江巨变——澳门回归十五周年亲历记》《亲历者说——中国抗战编年纪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始末》及《中国少数民族百年实录》书系；召开《亲历者说——中国抗战编年纪事》丛书出版座谈会及《长城画传》《长征画传》《黄河画传》《大运河画传》出版座谈会，进一步扩大政协文史资料的影响。
以重大文史项目精品工程为带动，全面系统整理各级政协几十年来征集的近百亿字文史资料，挖掘其时代价值，形成系列专题图书，是推进新时代文史资料工作创新性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2022年起，全国政协组织启动《政协文史“亲历、亲见、亲闻”文库》编纂工作。第一个专题《辛亥革命》卷已出版面世；第二个专题《人民政协与新中国成立》卷在人民政协成立75周年之际出版，并入选国家“十四五”重点出版物规划。此外，中国政协文史馆还探索以课题为主要形式，加强文史资料的集中征集、成果转化。比如从2016年起，与相关省市政协上下联动，共同开展民主人士北上、新政协筹备会及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等文史项目，形成展览、图书、画册等系列成果。
积极开展文史资料音像库建设，利用录音录像等方式征集政协委员“三亲”口述史料，是开展文史资料工作的新形态。围绕人民政协成立、新中国建设和改革开放等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已经拍摄录制了300余位全国政协领导、委员和各界人士的口述史料。其中，录制的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和亲历者卫小堂、谢邦定、周令钊、张昌龄、田富达等人的口述视频，非常珍贵。在此基础上，全国政协推进文史资料数字化开发和信息化管理，建立文史资料数据库，使文史资料形式多元化呈现。
◎ 让文史资料成为凝聚共识的生动教材
加强政协文史资料的研究利用，进一步发挥其独特的价值，助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更好服务于人民政协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是新时代赋予文史资料的新使命。
近几年来，全国政协办公厅主办、中国政协文史馆承办，推出一批具有政协特色的专题展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历史陈列》《旗帜飘扬——党旗国旗军旗诞生珍贵史料展》《开天辟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国歌诞生珍贵档案展》《大道同行——从“五一口号”到协商建国重要史事回顾展》等，通过讲好中国故事、人民政协故事，进一步宣传了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和人民政协履职，为增强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人士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巩固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弘扬核心价值观和时代精神，发挥了积极作用。
文章千古事，翰墨著春秋。我们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贯彻落实好中共二十大、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文化建设的各项部署，立足“大文史”工作格局，发挥文史资料的功能作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