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创新中的“内卷”竞争：根源与治理

202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是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基石、加强产业安全的必然要求、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支撑（钱贵明和阳镇，2024）。然而，当前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过程中，尤其是在产业创新层面，存在产业研发投入不足、创新同质化、创新成果转化低效等现象。当前，政府部门和理论界均对产业“内卷”进行了广泛关注。政府相关部门主要立足于竞争视角，对如何“防止”与“综合治理”产业恶性竞争进行了战略部署。2024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强化行业自律，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202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规范地方政府和企业行为。由此不难看出，产业“内卷”已经成为当前制约我国产业链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关键掣肘，也成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进程中的关键问题表征。

近年来，学术界紧随行政部门的政策部署，探究“内卷式”竞争的形成原因、外在表现、破解路径等。在形成原因方面，一些研究认为，我国制造业在技术、市场、制度等维度的困境是造成“内卷式”竞争的关键，集中体现在技术层面的中等技术陷阱、市场层面的国内外需求与供给失衡、制度层面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建设有待完善（刘志彪和王兵，2024）。在外在表现方面，“内卷式”竞争往往会带来过度竞争，由此导致低价销售、掠夺性定价、成本领先策略等成为相关商家的竞争选择。对于如何破解“内卷式”竞争，李晓华（2025）立足于如何推动产业发展视角，认为需要从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提供市场需求支持、推动行业兼并重组、拓展国际市场等方面着手；黄勇和苏润生（2025）从政策视角出发，认为破解“内卷式”竞争，需要在进一步深化对“内卷式”竞争认识的基础上，完善竞争政策的顶层设计，并强化执法与司法综合治理，以实现稳定市场的长远预期。由此得出，理论界对产业“内卷”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产业布局和产业投资层面的“内卷”，忽视了面向产业创新层面的“内卷”现象分析，即在产业创新层面的“低水平重复竞争”一定程度上是我国产业创新体系整体上“大而不强”的重要原因。

基于此，本文在厘清产业创新中的“内卷”竞争理论内涵与核心特征的基础上，剖析其形成根源，为当前关于“内卷式”竞争的学术研究形成新的补充，以逐步完善产业界对“内卷式”竞争的学理认识，为进一步推动面向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层面的产业创新治理提供政策启示。

“内卷”一词源于社会学术语，是指社会形态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无法进一步向着高级化演化，只能在内部不断竞争的现象。在现代社会中，“内卷”通常被用来描述社会内部复杂化的现象。尤其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个体为了获得相对竞争优势，不得不投入超额的人力物力资源，但整体的效益并没有得到显著提升，反而使得自己的生活质量受损。1963年，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在其著作《农业入侵：印度尼西亚的生态变化过程》一书中，用水稻生长来呈现“内卷化”现象：当土地和水资源有限时，农民需要投入更多的劳动进行精耕细作，以提高产量，但这种增长并非由技术或生产方式的革命性变革引发。所以，随着劳动投入量的增多，逐渐引发边际收益递减，从而出现水稻种植的“内卷”（Geertz，1963）。

将“内卷”一词放置于创新竞争语境下，便催生了创新中的“内卷”基本概念。一般而言，创新活动具有周期性和不确定性，决定了特定创新主体开展创新活动需要承担市场风险以及创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风险，甚至需要付出较大的成本代价。相应地，创新中的“内卷”往往是特定创新主体在迈入创新“死亡之谷”之前的趋同式竞争，难以通过开展高水平创新研发和高质量创新产出“脱颖而出”，进而完成“死亡之谷”的惊险跳跃，整个创新生态陷入低水平循环的不良生态。从产业演化路径来看，产业创新活动中的“内卷”并非均等化发生在产业演化的各个阶段，而是产业发展到成熟期乃至衰退期时的特定产物。产业演化是一个产业历经萌芽期、成长期、成熟期乃至衰退期的完整过程（张会恒，2004）。在产业萌芽期，产业的发展是由新技术或新需求驱动的，此时的技术不确定性较高，企业难以确定何种技术能够成为产业发展主流，由此促使相关企业不断尝试和探索新的技术与方式，整个行业呈现出创新活动一片繁荣的景象。所以，在这个阶段内，并不会形成产业创新中的内卷竞争。到了产业成长期，该产业的市场规模和需求迅速扩大，产品和服务逐渐成熟并被广大消费者所接纳，技术路线和商业模式也逐渐清晰，产业内部企业能够延续初步形成的创新范式进行竞争。在该阶段内，企业的数量开始增加，行业内部竞争开始加剧。然而，由于市场规模和需求均较为宏大，企业依旧能够通过广阔的市场来获取利润，不需要在创新活动方面进行激烈的竞争，创新活动依旧没有发展到“内卷式”的状态。到了产业成熟期后，该产业的市场规模趋于稳定，增长空间殆尽，并且诸多产业存在着“赢家通吃”的特性，导致行业集中度提高，头部企业占据绝对市场主导地位。此时，行业内部的技术已经较为成熟，企业难以再通过渐进式创新活动来获得市场份额，创新活动将逐渐精细化，倾向于向成本控制、品牌建设和市场细分方面转型，从而加剧了产业创新中内卷竞争局面的形成。到了产业衰退期后，该产业市场规模萎缩，需求下降，产业内的企业发现创新活动不再具有经济上的增长效应，开始纷纷退出或转型，创新活动出现停滞，由此加剧了该产业的衰落。

从上述产业演化路径可以看出，产业创新中的“内卷”竞争是一个主要发生在产业成熟期的创新活动现象。在该阶段内，市场已趋于饱和，企业无法通过渐进式创新抢占市场，并且颠覆式创新活动往往面临着技术复杂性高、市场不确定性高、组织内部压力大等系统性问题，导致企业倾向于顺应组织创新惯性，在狭小的领域内进行重复创新，使得创新活动收益低。基于此，本文认为产业创新中的“内卷”竞争是指产业发展到成熟期后，在创新领域过度竞争，导致创新效率低、创新资源错配、创新模式趋同，难以实现突破性创新成果的问世，对产业发展造成不利影响的现象。

从创新链的视角看，产业创新中的“内卷”竞争在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创新范式等多个方面形成了一系列典型特征，表现为创新投入水平较低、创新产出结构失衡、创新范式趋同等。

从创新投入水平来看，产业创新中的“内卷”竞争引发的一个直观表征在于低水平研发投入，其具体机制可以从资源分散、成本上升、效率低下等多个方面展开。

在产业创新中出现“内卷”竞争的情况下，众多企业或研发机构集中在少数几个热门领域，导致资源过度竞争和分散。有限的资金、人才等资源被分散到大量雷同的项目中，每个项目能够获得的投入相对减少，这就使得单个企业难以获得充足的资金来支持长期、深入的研发工作，从而影响了整体的研发创新投入水平。

产业创新中的“内卷”竞争使得企业在人才、技术、市场等方面的竞争加剧，导致创新成本不断上升。为了吸引优秀的研发人才，企业需要支付更高的薪酬和福利待遇，这些额外的成本会压缩企业的研发创新资金，使得企业在研发投入上更加谨慎。

在产业创新中的“内卷”竞争的环境中，由于大量的重复创新和同质化竞争，创新效率往往会受到影响。这种低效率的创新模式使得企业的研发投入产出比降低，进一步削弱了企业加大研发创新投入的动力，导致整个行业的创新发展速度放缓，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当前，我国研发投入水平保持较快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24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总量超过3.6万亿元，比上年增长8.3%，投入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但整体研发强度较低的基本现状没有改变，表现在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国内中西部差距较大、企业间差距过大等多个层面。

从投入强度看，2023年我国研发强度为2.65%，比上年提高0.1个百分点，总体上略低于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2.73%），与以色列和韩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这两个国家的研发强度分别为6.3%和5.0%。与发达国家在创新投入方面的差距，不利于我国对西方发达国家进行技术追赶。

从相对细致的省份间排名来看，北京市研发强度为6.73%，排名第一，紧随其后的分别为上海市、天津市、广东省、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等地区。但值得警惕的是，在内地的31个省份当中，研发强度超过全国均值的也仅有上述7个地区，其余地区的研发强度均低于全国平均值。这说明，我国主要研发投入是由东部沿海地区的部分省市驱动的，中西部地区的研发投入基本处于低水平徘徊。这种创新投入水平的持续低下，不利于我国从根本上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从企业层面来看，大中小型企业的创新投入差别也较大。根据《中国研发经费报告（2024）》，2022年我国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增长至2.39万亿元，占全国社会研发经费的比重达到了77.57%。其中，上市企业在总企业研发经费投入中的占比始终呈现递增状态，当前已经超过70%，这种大企业主导的创新活动能够有效发挥创新活动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但难以发挥出中小企业在创新方面的机动性与灵活性，从而抑制了全面创新可能带来的协同放大效应。

从创新产业结构来看，产业创新中的“内卷”竞争通过引发研究方向集中、资源配置不当等加剧了创新产出结构失衡。

例如，在一些新兴技术或热门市场领域出现初期成功案例后，会产生强大的示范效应。大量企业和科研机构认为在这些领域进行研发创新，有更大机会获得成功和回报，于是纷纷涌入。并且，地方政府为了推动某些重点产业发展，也会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和资金支持措施。企业为了享受这些政策红利，会将研发方向调整到政策支持的领域，进一步加剧了研究方向的集中化，从而使得相关领域的创新产出明显高于其他行业。

例如，大量创新主体集中在热门领域，资源自然会向这些领域倾斜，而其他领域的企业则很难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导致创新匮乏。此外，在产业创新中的“内卷”竞争环境下，马太效应更加明显。已经在热门领域取得一定成功的创新主体，会更加容易获得后续的资源支持，进一步加剧了资源分配的不均，从而系统性引发产出结构失衡，表现为专利质量、专利分布、专利转化均存在一定的失衡现象。

（1）专利质量失衡。

虽然我国专利申请数量庞大，但在部分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真正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专利数量相对较少，导致我国在部分关键核心技术领域遭受西方发达国家的“卡脖子”威胁。

（2）专利产业与区域分布失衡。

一方面，专利产出集中在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传统产业创新发展难度大；另一方面，专利的区域产出发展不平衡，表现在经济发达地区和沿海地区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相对较高，而一些中西部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专利数量较少。《2024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显示，广东、北京、江苏、浙江、上海5个省市的专利授权量位居全国前五，而西部一些边远地区或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专利数量较少。

从创新技术范式角度来看，产业创新中的“内卷”竞争通过资源竞争机制、路径依赖机制、市场选择机制等，加剧了创新技术范式趋同，使得从创新个体到行业，再到地区创新范式上都出现了诸多雷同现象。例如，在资源竞争机制下，资源总是有限的，为了在竞争中获胜，企业往往会选择那些被认为是最有可能快速获得回报的创新路径，希望通过复制成功模式来快速获取资源，而并非去探索全新、风险较大的创新模式，从而引发创新范式趋同。又如，在路径依赖机制下，企业在创新发展过程中，会形成对特定技术、生产流程或商业模式的依赖，一旦选择了某条创新路径，后续的创新活动往往会受到这条路径的限制和引导，使得创新范式难以脱离既有历史创新轨迹，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趋同。再如，在市场选择机制下，当市场对某些特定类型的产品或服务表现出强烈需求时，企业会根据市场反馈调整创新方向，集中在这些领域进行创新。同时，市场的选择也会淘汰那些不符合当下需求的创新模式，进一步强化创新范式的趋同，即便这些创新范式有可能带来长久的经济增长。当前，从个体、到行业、再到区域创新技术范式，均形成了一定的趋同势态。

延续既有的创新惯性，企业在技术创新模式上较为相似，大多缺乏自主探索和独特的创新路径。尤其是一些中小企业，由于研发资源有限和创新能力不足，往往选择跟随市场上的主流技术和产品进行模仿创新，导致市场上同类产品和技术大量涌现，企业之间的技术差异不明显。例如，部分企业每年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请“写手”捏造或购买专利，将一项技术发明放在多个不同应用场景中分开申报，以获取更多专利数量，甚至有的企业直接将他人产品贴上自己的品牌，进行“贴牌式创新”，这些专利大多缺少技术含金量，无法实现产业化，主要是为了起到充数量、做形象的作用。

在一些热门的技术创新领域，如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医药等，大量企业和科研机构集中涌入。例如，在人工智能行业，众多企业都在进行相关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探索，从算法研究到智能应用开发，各个环节都有大量参与者，并且诸多高校也紧跟时代的风口，开设了人工智能专业，这就导致在热门创新赛道上竞争激烈，技术创新的方向和路径较为集中，差异性不明显。

不同地区在技术创新方面的特色不够鲜明，发展模式和重点领域存在一定的趋同。例如，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和沿海地区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上都聚焦于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领域，缺乏独特的产业定位和技术创新方向。而一些中西部相对落后的地区为了获得快速发展，也没有因地制宜地去明确自身需要发展的特色领域，而是借鉴沿海地区的成功经验，在产业布局和技术创新重点上进行重复投资，没有形成明显的区域技术创新特色和差异化竞争优势，缺乏结合自身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的特色创新路径。

产业创新本质上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需要大量的要素投入来支持多个环节的顺利进行及相互衔接，以提高创新成功的概率，推动技术的进步和产业发展。然而，由于支持企业长期研发的耐心资本匮乏，产业创新驱动力不足，出现“内卷化”。当前，在产业创新方面，耐心资本匮乏有以下表现：

风险投资机构过于关注所投企业的短期财务业绩和市场表现，要求企业在短期内实现高增长和盈利，这会促使企业将资源更多地投入能够快速产生收益的项目，而减少对长期研发项目的投入，出现扎堆式创新。

当前，我国资本市场对于企业通过股市进行融资的要求较高，一些进行长期研发的企业，难以达到资本市场制度所要求的盈利标准，可能无法获得资金支持，从而影响了长期产业创新活动的进行。同时，在股票市场上，短期投资者往往更加关注企业的业绩波动，对于长期进行研发和创新的企业缺乏投资热情，从而导致创新型企业难以获得资金支持，不得不迫使企业管理层进行策略性创新，以谋求短期利润增长。

尽管对于创新活动的资金支持不断扩大，资金来源渠道也不断丰富，但整体规模依旧难以满足创新活动的需要。例如，在一些新兴产业和前沿技术领域，政府引导资金的投入相对较少，无法为企业的长期研发提供足够的资金保障。同时，政府的产业引导基金在运作过程中，存在投资决策效率不高、对社会资本的吸引力不足等问题，导致社会资本参与企业长期研发的积极性不高。

企业作为产业创新主体，对于推动技术进步、促进产业升级、提升产业竞争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进一步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支持企业开展创新活动，是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和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手段。但由于企业作为经济体具有经济性使命，企业对于长期研发投入重视程度不足，倾向于进行市场创新，通过技术换市场，以取得短期利润的增长。

企业在年度预算中，分配给研发的资金占比较小。例如，一些传统制造业企业将大部分资金用于扩大生产规模、设备购置、营销推广，而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长期低于3%，远低于行业内创新型企业的水平。

在技术发展方面主要依赖从国外或其他企业引进先进技术，而不是通过自主研发来提升技术水平。长期依赖技术引进，使得企业缺乏自主创新的动力和能力，难以形成自己的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即便企业在研发过程中取得了一些技术成果，也倾向于将技术让位于市场，进而抑制了创新活动的开展。

这表现在企业倾向于在市场营销方面进行创新，而不愿意将重大精力投入技术创新方面，导致与高校、科研机构等进行的创新合作有待提升和加强。例如，在与高校、科研机构等进行合作创新时，企业往往处于被动地位，只是简单地获取对方的技术成果，而不愿意深入参与到研发过程中，无法真正掌握核心技术和原创性技术，进而影响了创新的效果和可持续性，更不利于企业主导的新质生产力形成（阳镇，2025）。

产业政策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而由行政部门对产业形成和发展进行支持的各种政策的总和。由于创新活动产出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一些地方产业创新政策偏向于短期投资，从而造成了产业创新中的“内卷”竞争。这些短期的产业政策支持项目资助时限较短、资助力度不够、评价体系单一。在项目资助时限方面，部分地方政府出于绩效考核的需要，对产业创新项目的资助往往集中在短期项目上。这使得企业和科研机构更倾向于选择短期内能够完成的项目，比如通过简单的技术改进来申请大量低质量的专利，或者将资源集中在推广现有产品上，而不是投入更具颠覆性但需要长期培育的创新项目中。在项目资助力度方面，呈现出短期优惠力度大、政策调整频繁的特点。对于企业在产业创新方面的投入支持，政策优惠主要集中在当年或次年。并且，由于政策缺乏连续性，经常根据当年的经济形势和政策目标进行调整。企业难以形成稳定的预期，不敢进行长期的创新投资规划，而是倾向于根据当前的优惠政策进行短期的策略性投资。在项目成果评价方面，地方政府在对产业创新成果进行评价和奖励时，主要依据短期内的成果表现，如当年的技术突破、产品上市情况等。对于需要长期积累和沉淀才能显现价值的创新成果，如基础研究成果、长期的技术研发平台建设等，缺乏足够的重视和认可。这导致企业和科研机构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能够快速出成果的项目上，追求短期的荣誉和利益，从而不利于具有真正创新性的成果顺利产出。

近年来，随着英国脱欧、贸易摩擦、俄乌冲突等逆全球化事件的频发，我国在国际市场上获得技术转移的能力下降，加大了我国技术创新的成本，从而造成产业创新中的“内卷”竞争。

尤其是在一些关键领域，如集成电路、航空发动机、操作系统、部分工业软件等，我国对外技术依赖程度较高。然而，美国等国家为遏制中国崛起，通过出口管制等手段，禁止向中国出口复杂敏感技术产品，限制相关高技术产品的对华出口，使我国企业和科研机构难以直接从国际市场获取先进技术，不得不投入更多资源自行研发。例如，2024年12月2日，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发布了新一轮对华半导体管制措施的新规，这是自2022年10月以来的第三次大规模对华半导体出口管制，涉及24种半导体设备制造、半导体软件工具、高宽带内存芯片等产品。

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为了进一步遏制我国创新步伐，为人才的跨国流动增加了诸多障碍，通过价值观改造、阻断科技人才合作、遏制科技人才载体等形式构建了美国对华科技人才制裁联盟（马萧萧，2024），从而带来了人才引进和人才流失的双重困境。一方面，海外人才引进困难，美国等国家通过收紧签证政策、限制大学招生等手段，限制中国留学生和学者赴美求学、开展学术交流和科技合作，阻碍了海外高端人才向中国流动。许多海外优秀人才因担心受到政策限制和歧视，不愿意来中国工作或参与技术创新项目，使得我国在引进国际顶尖技术人才和智力资源方面面临更大挑战，间接加大了技术创新成本（阳镇，2025）。另一方面，国内人才也面临着巨大的流失风险，部分国内科技人才可能因国内技术创新环境的变化和发展空间受限，选择流向国外或其他行业，导致技术创新人才队伍的不稳定。人才的流失不仅带走了技术和经验，还增加了企业和科研机构培养和引进替代人才的成本，对技术创新的连续性和效率产生负面影响。

这也加大了我国产业创新成本，进一步造成产业创新中的“内卷”竞争。在国际技术转移受阻的情况下，我国企业和科研机构参与国际技术标准制定的机会减少。一些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标准化组织可能会限制中国成员的参与，或者在标准制定过程中排斥中国的技术方案和建议，使得我国在国际技术标准领域的话语权相对较弱。此外，由于国际技术交流不畅，我国自主制定的技术标准在国际市场上的推广和应用面临障碍，难以获得国际认可和广泛采用。例如，美国政府通过《2021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制定了详细的行动计划，以提高美国在国际标准机构中的代表性，遏制中国在国际技术标准组织中影响力的提升。比如在新兴行业技术标准建立方面，敦促构建欧盟、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东南亚国家等多方组织共同参与平台建设，以通过这样多边合作组织，实现美国对数字技术发展规范的主导，削弱中国的影响力（刘国柱，2022）。这不仅影响了我国相关产业的国际化发展，还使得企业在开拓国际市场时需要按照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标准进行产品调整和认证，增加了技术创新成果的转化成本和市场推广成本。

产业创新中的“内卷”竞争本质上是市场自发配置资源以及地方政府不当政策干预的结果，有效治理产业创新中的“内卷”竞争离不开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力量的有效结合，需要遵循“政府治理—市场治理—社会治理”的逻辑，从政府产业政策制定与产业政策引导、技术创新体制机制完善以及市场公平竞争机制和国际产能合作等方面构建产业创新中的“内卷”竞争的整体性治理机制。

一方面，要着重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引致的产业竞争优势“怪圈”，以强化市场公平竞争机制审查和政府招商引资政策清理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着重针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机制加快制度性调整，进而重塑政府产业投资和产业创新发展的新逻辑；另一方面，强化产业政策的评估与退出机制建设，根据产业成长阶段和国际市场布局与竞争态势适时引入产业政策动态调整机制，避免产业政策强选择性形成的产业低水平创新中的“内卷”。

加快构建适应新质生产力形成和高质量发展导向的科技研发资源配置机制和科技成果转化与评价体制机制，优化企业主导的研发创新资源配置结构。需要着重发挥产业链龙头企业对创新链的整合作用，在尊重产业创新规律的基础上，推进全产业链的产能预警平台和行业信息共享平台建设，最大程度降低产业内市场竞争信息的不对称性。

需要强化行业协会和专业研究机构对特定产业创新竞争的协调建言功能，推动行业协会牵头制定行业内部竞争公约和竞争行为规范，特别是推动政府相关监管部门建立行业“白名单”“黑名单”制度，对行业内以抄袭技术、恶意模仿技术等方式实现市场利润获取的相关企业重点惩治，推动整个社会形成支持产业创新的社会监督与社会治理良性循环的社会生态。

首先，着力提升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的同时，加大力度增强面向企业创新主体的研发投入强度，重点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强化科技领军企业与创新型企业参与甚至主导部分前沿技术开发、前沿基础研究等方面的作用。其次，着力疏通中小科技企业与创业企业要素集聚短板，加快推动中小科技企业专项创新融资制度建设以及产业创新基金体系建设，放宽科技型企业融资贷款准入门槛以及适度延长还款周期，最后，进一步提高科技领军企业牵引整个创新生态的能力，推动科技领军企业主导产业链内关键核心技术与产业共性技术研发攻关，鼓励科技领军企业牵头研究型大学、科研机构以及其他中小企业共同参与国家科技研发项目和前沿技术研发专项，构建企业主导的创新需求征集遴选与“揭榜挂帅”长效机制。

首先，构建产业政策的跟踪评估以及适时退出机制，根据产业发展周期以及产业内创新主体成长周期，动态评估产业政策作用效果及其微观效应，根据产业发展的整体供给水平以及产业内创新效率，适时开展产业政策清理以及退出。其次，扭转重企业规模、重产品市场补贴的产业政策规模导向，强化产业政策对产业共性技术开发、产业前沿技术基础研究、产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产业人才补贴等产业创新扶持的力度，着力优化产业创新生态环境，以创新项目制支持产业内龙头企业带动中小企业构筑融通创新生态，开展产业共性技术研发与技术扩散，为产业内各类创新主体营造宽松的创新氛围，降低产业内各类创新主体的研发创新成本。最后，强化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协调机制，产业发展的政策工具应该以充分保护市场经营主体和创新主体开展有效竞争为基本前提，立足产业政策有效完善市场准入条件、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以及优化市场竞争生态，为淘汰落后产能和发展先进产能提供充足的竞争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