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名状》是我拍过的最难的一部戏，也是拍得最苦的一部戏。”陈可辛说起当年拍《投名状》时的艰苦依然很感慨，“这部电影之前，我从情爱、三角恋、关系等角度发出我对人生有疑惑的问号。”当时他已经拍完《如果·爱》，“我的问号是，看了很多讲情义的兄弟片，但好像没法代入喝大酒、吃大肉那种义气，因为我不喝酒。所以我还是会怀疑人性、怀疑友情，怀疑什么是好人、坏人。”
“投资了那么多钱，找了那么大的明星——国际明星李连杰、刘德华、金城武，要把三个男的放在一起，其实比三个女的放在一起更难。”陈可辛笑称，大家都以为三个女明星难搞，其实三个男明星可能会更难搞，“你一定要分开他们去聊剧本，不能坐在一起聊剧本，要一个一个聊。当然你对每个人都要讲一番不同的话，不一定是骗他，但也是‘半真半假’。”
他还聊到为什么爱用大明星，“某种程度，明星是我的一个工具，能够帮我吸引观众。但往往他进来了，我又要把他改头换面。观众不是看黄晓明、黎明，是看电影里的成东青、黎小军。”
此次，在《酱园弄》中用到二三十位全明星阵容也是史无前例。
拍《投名状》的“忐忑”与“恐惧”
在电影院中，很少有机会能听到一位国际知名大导，如此坦诚地讲述自己的“忐忑”与“恐惧”。
《投名状》聚集李连杰、刘德华、金城武三大明星
陈可辛依旧记得当年拍《投名状》时的艰苦。“这部电影之前，我从情爱、三角恋、关系等角度发出我对人生有疑惑的问号。”当时他已经拍完《如果·爱》，“我的问号是，看了很多讲情义的兄弟片，但好像没法代入喝大酒、吃大肉那种义气，因为我不喝酒。所以我还是会怀疑人性、怀疑友情，怀疑什么是好人、坏人。”
在与陈可辛合作了10多年的青年编剧张冀眼中，《投名状》是他创作风格发生转折的一部作品。“2007年左右是中国电影商业化、类型化突飞猛进的开端，大导演纷纷拍大片、用大明星，拍武侠、动作、战争这一类的戏。陈可辛导演也跻身其中。”张冀认为，从《投名状》《亲爱的》到即将上映的《酱园弄》，可以称为“人性三部曲”，“《投名状》给主人公提供了一个无法超越的困境，他越挣扎越深陷其中。”
“从《卧虎藏龙》《英雄》到《十面埋伏》，那时候观众喜欢飞来飞去的、武侠的、纯动作的大片。”请来了武术巨星李连杰的陈可辛，却并不想在《投名状》中上演太多“武戏”，“我不想有飞、有威亚、吊钢丝，当时跟武术团队、所有的工作团队都有很大的矛盾”。矛盾一度大到他崩溃了，“拍了两三周，结果是自己逃了，回去香港。因为三个大明星来了，坐在房车上，在零下20度的北京郊外，等了我一个礼拜，我都没拍完其他动作场面”。
陈可辛还记得当时那种恐惧，“真的是吃不下，吃饭要用汤灌着，每一粒饭像石头一样。我看了医生，拿了药。君如跟我说，再不回去，你这一辈子都站不起来”。
在陈可辛看来，《投名状》更接近于“文戏”而非“武戏”，更接近于“战争片”而非“功夫片”。片中李连杰饰演的庞青云、刘德华饰演的赵二虎、金城武饰演的姜午阳在战争中结义，却在战争结束后兄弟反目。陈可辛想探讨的是人性的黑白灰以及每个人在时代洪流中被裹挟的命运。“从黑白灰开始，结果遇到了比黑白灰更大的问题。开始我只想拍兄弟情义不那么可靠，人性的黑白灰很难分辨，拍完之后再看，发现讲的是人跟时代是不可能对抗的。”他介绍，《酱园弄》也是在表达类似母题，“里面所有人的赢、输、命运，最后得到的后果，都不是因为个人的力量，而是一些外围更大的东西。”
在常规操作里，商业片会给主人公提供困难，困难是可以解决的。而文艺片往往给主人公提供的是困境，困境无法解决。《投名状》中，陈可辛第一次在商业片中注入“困境”。“庞青云（李连杰饰演）这个角色，越挣扎越悲剧，他以为能掌控命运，其实所有人都被更大的权力操控。”
《甜蜜蜜》《双城故事》《如果・爱》
在《投名状》之前，陈可辛用《甜蜜蜜》《双城故事》《如果・爱》构筑了“漂泊三部曲”。生长在中国香港，之后辗转泰国美国读书，又到中国内地发展，“永远是个局外人。”如今再看《投名状》，陈可辛认为它标志着自己的创作转型。之前拍《甜蜜蜜》《如果・爱》是“漂泊三部曲”，关注的是身份认同，而《投名状》开启的，是陈可辛对命运与时代的追问。“战争在任何年代都残酷，我想拍的不是动作，是‘人在尘埃’的无力感。”
陈可辛引用片中台词“如履薄冰”，讲述当年与影评人的交锋，“有人说我不该让庞青云见慈禧时说出这句话，太过直白，不然就去三大电影节了。但这几年，网上还在传这段戏。你说，去电影节还是过了20年仍然有人说好，哪个更重要？”陈可辛说从来不愿曲高和寡，“我拍戏的方式是喜欢跟观众交流，我也不喜欢太流派，就是喜欢把我想的东西讲得很清楚。”
“明星是我的一个工具”
陈可辛说，自己从市场里长大，不习惯被大家叫艺术家，“英文里的导演（director）也不是作家，而是指引方向的人，一部电影，是摄影师、美术、剪辑、编剧一起帮你垒起来”。
陈可辛信奉市场规律，找演员时喜欢用大明星，因为这“非常符合商业规则”。在《甜蜜蜜》里，陈可辛启用黎明与张曼玉担纲主角；歌舞爱情片《如果·爱》汇聚了张学友、周迅、金城武等；《中国合伙人》中则有黄晓明、邓超、佟大为。他开了个玩笑，以《投名状》为例，“要把三个男明星放在一起，比三个女明星更难搞。诀窍是一定要分开他们，对每个人都讲不同的话，不一定是骗他，但一定是半真半假”。
《中国合伙人》
请大明星来表演，陈可辛又不甘于只拍一部纯商业片；在市场允许的情况下，他希望尽量去做个人表达。“我也在不停地追，看现在的年轻人喜欢什么。你永远要平衡市场的走向、观众的心态、你自己在这个年龄的心态。电影一定要对自己真诚，这样拍出来的一定会好看。但对自己真诚的时候，又要能服务他们，这是很难的。”
“某种程度，明星是我的一个工具，能够帮我吸引观众。但往往他进来了，我又要把他改头换面。观众不是看黄晓明、黎明，是看电影里的成东青、黎小军。”在陈可辛眼里，明星大多已经有固定形象，所以很难在片场里去“调”，“大明星来了，就用他最大的魅力；我每次都试图在大明星身上去找一些小秘密，换种方式写进剧本。如果实在找不着，电影还能剪片”。陈可辛说，自己也不会拍很多条，“拍两条、三条，没有就没有了，就回去改剧本，改到他能拍”。
还有《中国合伙人》中的黄晓明，“谁能想到他能演得那么好？我自己都没想到。”陈可辛说，当时他找黄晓明演的是其他角色，但他主动请缨，表示自己就是一个“土鳖”，“我说‘没有那么帅的土鳖’，好在造型上帮了不少忙。”
在《酱园弄》中，二三十位全明星阵容更是史无前例。这也是陈可辛拍摄时间最长的电影之一，在上海虹口拍了90来天；对比之下，《中国合伙人》仅拍了40天。“《酱园弄》人多，有些人来5天、8天，每天都有人进组。每个人都要使他们舒服、习惯、进入状态，进入状态没多久他们就走了，下一个又来了。”在陈可辛看来，每个明星在《酱园弄》中都实现了“改头换面”，这也使得剧组形成了一种“肃然”的氛围。拍戏时剧组很安静，但每个人都试图努力做好。
明星总是比导演出名。“在香港，有一次去朋友家，下面管理人员开门，叫我‘吴先生’。”台下哄堂大笑，陈可辛也从善如流，“我跟我老婆姓就好了”。面对这次专门为导演而来的大师班观众，陈可辛也颇为感慨，“为一个导演进电影院的影迷很少，这样的影迷扩散出去，慢慢地大家会更尊重电影。”
前一天，陈可辛刚在这个厅里与千名观众一起观看了即将正式上映的《酱园弄·悬案》。陈可辛说，未来几周又是一个冒险的旅程。“每部戏都比上一部更难，大阵容、大规模、大投资，其实风险更大、压力更大。”有观众好奇《酱园弄》下部何时上映，陈可辛幽默又实际地作答，“第一部票房越好，第二部越早能上”。
“你是你自己的第一个观众，你不能去猜观众要什么，你只能去参考，观众要什么类型、什么组合，什么样的局才会吸引观众进来，才会有人投资，你就去组这个局，但是到讲故事的时候，你还是得讲你自己想讲的。”所以，不管做什么样的题材，陈可辛的另一个秘籍就是，“一定要对自己真诚，对你自己真诚的时候，你又能服务到观众，这个是很难的一个地方，但这个平衡是我们必须做的。”
已过耳顺之年的陈可辛在现场感慨，“以前一直以为到60岁，就会爱干嘛干嘛。其实过了60岁生日，结果发现还是像过去经历的每一次越来越难，以前的问题都不断放大。所以我现在说我要拍到80岁，你到什么时候才能爱干嘛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