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原发性肝癌是我国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严重威胁我国人民的生命和健康。中医药对原发性肝癌的治疗有丰富的临床经验，结合病因病机特点，在不同的阶段，根据不同的中医辨证，采取的治法不同，在改善症状、减少不良反应、延长生存期、改善生活质量等方面临床疗效显著，但也存在相关不足。在近期举行的“中华中医药学会第二十六次中医肝胆病学术会议”上，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余卓教授在2025年学术报告中系统阐述了中医药在肝癌治疗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全面梳理了中医药治疗肝癌的理论基础、作用机制及临床应用现状，重点分析了"祛邪扶正"治则的现代科学内涵，以及纳米技术在中药制剂中的应用突破，为中医药现代化研究提供了重要范式。本刊整理报告精华内容，以飨读者。
肝癌的分期与治疗原则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4年版）》，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及实践积累，依据患者体能状态（performance status，PS）肝肿瘤及肝功能情况，建立中国肝癌分期方案（China Liver Cancer Staging，CNLC），包括：CNLC Ⅰa期、Ⅰb期、Ⅱa期、Ⅱb期、Ⅲa期、Ⅲb期、Ⅳ期[1]。
肝癌治疗的特点是多学科参与、多种治疗方法共存，其常见治疗方法包括肝切除术、肝移植术、消融治疗、血管内介入治疗、放射治疗、系统性抗肿瘤治疗、中医药治疗等多种手段，各种治疗手段均存在其特有的优势和局限性，且适应证互有重叠。
中医药治疗肝癌的理论基础源于“正虚邪毒”的病机认识，即正气受损与癌毒内壅相互作用导致疾病进展。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十二五”重点专科协作组提出，中医药治疗肝癌需根据疾病分期制定个体化方案。
早期肝癌（Ia-IIa期）病机为“正气受损、癌毒未净”，治疗以手术切除或根治性微创治疗为主，围手术期可配合中医药调理，术后通过扶正祛邪中药防止转移和复发。
中期肝癌（IIb-IIIa期）病机为“癌毒内壅、正气未衰”，推荐微创手术联合中医药综合治疗，姑息性手术患者可通过中医药减轻毒副反应，延缓肿瘤进展，实现带瘤生存。
晚期肝癌（IIIb期-IV期）以“癌毒炽盛、正气亏虚”为特点，以系统治疗与支持治疗为主，中医药可显著改善患者生活质量。
常用抗肿瘤中药的分类与作用
中医药治疗肝癌的核心在于“扶正”与“祛邪”并举。
扶正类药物包括益气（人参、黄芪、灵芝、虫草）、养阴（鳖甲、沙参、石斛）、健脾（茯苓、白术、山药、米仁）、补肾（巴戟天、仙灵脾、枸杞子、女贞子、黄精）及养血（当归、仙鹤草、阿胶）等，旨在增强机体抗病能力。
祛邪类药物涵盖清热解毒（蛇舌草、蛇六谷、半枝莲、蛇莓、半边莲、岩柏、龙葵、蜀羊泉露、蜂房）、活血通络（地鳖虫、地龙、丹参）及软坚散结（夏枯草、海藻、鳖甲）等，直接抑制肿瘤生长与转移。
“祛邪”中医药治疗肝癌的机制研究突破及纳米技术应用
目前中医治疗肝癌仍存在若干关键科学问题亟待解决：首先，"正虚邪毒"这一中医核心病机理论中的"邪毒"是否对应着新的致癌分子靶点？其次，祛邪扶正类中药调控肿瘤微环境的具体作用机制尚未完全阐明；再者，如何通过治疗方案优化进一步提升临床疗效。针对这些挑战，余卓教授团队开展了系统性研究并取得重要突破。为解决传统中药成分复杂、生物利用度低等技术瓶颈，团队创新性地将纳米载体技术应用于中药制剂研发，通过构建智能递药系统显著提高了药物的靶向性和治疗效果。
余卓教授团队聚焦于“祛邪扶正”中药的现代机制研究，运用全基因组定位以及功能分析技术鉴定发现，细胞周期相关激酶（CCRK）是乙肝相关性肝癌的关键致癌靶点，揭示了肝癌“邪毒”的生物学基础。余卓教授注意到在传统中医药中，蟾皮是用于治疗肿瘤的一种宝贵药材。其单独入药，始见于《本经逢原》：“蟾皮，辛、凉，微毒”。临床上，从蟾皮提取的“以毒攻毒”中成药华蟾素既能用于肿瘤治疗，又能用于抗乙肝病毒治疗。余卓教授团队分析发现，华蟾素中的有效单体蟾毒灵能通过抑制AR/CCRK信号通路阻断肝癌生长，并且可以对乙肝相关性肝癌发挥优势作用[2]。此外，蟾毒灵通过调节肿瘤免疫微环境发挥抗肝癌作用——通过抑制p50 NF-κB诱导M1型巨噬细胞极化[3]（图1），同时抑制M2型巨噬细胞分泌Wnt1，从而阻断β-catenin信号通路[4]。
图1. 图形摘要（蟾毒灵通过促巨噬细胞向M1转化抗肝癌）
近年来，cGAS-STING信号通路因其在通过重塑肿瘤免疫微环境刺激抗肿瘤免疫中的关键作用而备受关注。三氧化二砷（ATO）作为一种高效的抗肿瘤药物，是另一类“祛邪”中药代表，已在多种肿瘤治疗中展现出良好的疗效，但其在调节免疫微环境以增强抗肝癌免疫方面的作用尚不清楚。余卓教授团队开展研究，于2025年1月15日在国际学术期刊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在线发表了最新研究成果“Nanodelivery of arsenic trioxide induces macrophage-governed cGAS-STING signaling to remodel immune microenvironment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创新性地揭示了三氧化二砷通过诱导肝癌细胞DNA损伤激活巨噬细胞中的cGAS-STING信号通路，从而重塑肿瘤免疫微环境、增强抗肝癌免疫反应的作用机制，并开发了一种基于聚乳酸-羟基乙酸共聚物（PLGA）-聚乙二醇（PEG）-氨基乙基茴香酰胺（AEAA）的纳米颗粒（ATO NP），显著增强了三氧化二砷在抗肝癌治疗中的效果[5]，提示通过纳米递送三氧化二砷重塑肿瘤免疫微环境是一种有前景的肝癌免疫治疗策略（图2）。
图2. 图形摘要（三氧化二砷通过激活巨噬细胞cGAS-STING信号通路抗肝癌）
此外，扶正类中药淫羊藿素的机制研究也取得重要进展。阿霉素广泛应用于肝癌的动脉化疗，可诱导免疫原性细胞死亡（ICD），但其免疫原性仍较弱。针对这两种药的特性，高月求教授团队与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黄力夫等人进行合作，寻求一种基于免疫调节药物淫羊藿素的策略来提高ICD在HCC中的疗效。研究发现：淫羊藿素诱导小鼠Hepa1-6和人Huh7肝癌细胞线粒体自噬和凋亡，引起ICD。淫羊藿素与阿霉素的摩尔比为1：2，对ICD的诱导有协同作用。此外，聚乳酸-羟基乙酸共聚物-聚乙二醇纳米颗粒靶向共递送淫羊藿素和阿霉素，改变了免疫抑制的肿瘤微环境，触发了强大的免疫记忆反应，有效地改善了小鼠肝癌模型的早期抗肝癌效应。该研究于2020年发表于ACS Nano[6]，第一作者为余卓教授，目前被引350余次，并被纳入2022年版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成为中医药现代化研究的典范。
图3. 图形摘要（淫羊藿素联合阿霉素促进肝癌细胞免疫原性细胞死亡抗肝癌）
类似地，白花丹素联合二氢丹参酮靶向抗肝癌的纳米制剂及人参皂苷Rg3与槲皮素的靶向抗肠癌肝转移递送系统，均展现出显著的增效作用[7,8]。人参皂苷Rg3的肠道菌群代谢物D-乳酸还被发现可通过调节PI3K/AKT/STAT3通路改善免疫微环境[9]。
小 结
余卓教授团队通过系统研究，构建了从临床疗效确切的中药复方到作用机制明确的有效成分，再到新型纳米递药体系的完整研究链条，更好地服务于肿瘤患者的治疗需求，为中医药“祛邪扶正”的抗肿瘤生物学内涵阐释提供了新的科学依据，为基于中医理论基础的创新药物发展提供了新的途径。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4年版）
2.Zhuo Yu, et al. Cell Oncol, 2020
3.Zhuo Yu, et al. J Immunother Cancer, 2022
4.Zhuo Yu, et al. Phytomedicine, 2024
5.Zhuo Yu, et al. 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 2025
6.Zhuo Yu, et al. ACS Nano, 2020
7.Zhuo Yu, et al.J Control Release, 2022
8.Zhuo Yu, et al.APSB, 2022
9.Zhuo Yu, et al.Science Advances, 2023
专家简介
余卓 教授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中共党员，中西医结合临床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博导，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肝病科副主任。
主要从事中西医结合防治肝病的临床及研究工作。获得国家优青，上海市青年拔尖人才计划，曙光计划，晨光计划，启明星计划，优秀青年医学人才，浦东新区明珠菁英人才等人才项目。获得上海市银蛇奖三等奖，医树奖—青年科技创新奖，恒杰计划三等奖，青年岗位能手等荣誉。主持科研项目10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项(优青1项，面上2项，青年1项)。在专业期刊发表论文81篇，SCI收录66篇（其中第一/通讯作者37篇，包括Gut, Science Advances, ACS Nano, eBioMedicine, APSB, JNB, JITC, JCR等著名杂志），ESI高被引论文3篇，BMC年度最佳论文1篇。先后多次在国际会议上发表口头报告，两次获得青年研究学者奖。申请发明专利2件，参编著作1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