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18世纪初，欧洲人的中国印象，在总体上还是比较正面的。
一方面，在一些传教士的著述中，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政治开明、道德高尚、宗教宽容的伟大国度。
另一方面，以伏尔泰为首的启蒙思想家们，基于反对君主专制以及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需要，将古代中国视为“楷模国家”。毫不夸张地说，颂扬中国一度成为了当时很多欧洲知识分子趋之若鹜的时代主潮。
《中华帝国志》中的“中国地图”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孟德斯鸠为首的启蒙思想家们开始对这种“追捧中国”的思潮产生了质疑，比如他在《论法的精神》中曾指出：
我们的传教士告诉我们，那个幅员广漠的中华帝国的政体是值得称赞的，它的政体的原则是畏惧、荣誉和品德兼而有之。
但是，我实在是不晓得，一个国家倘若只有使用棍棒才能让人民做些事情，还能有什么荣誉可言呢？因此，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
那么问题来了，带有这种“贬华”倾向的启蒙思想家都有哪些？对于古代中国，他们都发表了什么样的评论？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和大家简单聊聊。
Geoffrin夫人的沙龙读伏尔泰《中国孤儿》，孟德斯鸠、卢梭等均在图中
1
孟德斯鸠的“中国观”
在《论法的精神》当中，孟德斯鸠将人类社会分为三种政体，即共和政体、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拓展阅读：偏见与智慧的混合：孟德斯鸠是如何评价古代中国的？）。
其中，共和政体通常只适宜版图极小的古代城邦国家，如今已成为“历史陈迹”；现实可行的理想政体是君主政体，最好的楷模是英国。
那么问题来了，如何理解专制政体呢？在孟德斯鸠看来，“它的本质是奴役和服从”。
一方面，“在这个体系当中，根本没有调和、修正、妥协、交情、对等、商榷、谏议，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作为相等或更佳的谏议提出，人只是服从于那个发号施令的生物脚下的另一个生物罢了”。
另一方面，“专制国家因为君主一人专权，必然会变得残暴自大，摒弃道德；百姓对道德伦理的遵守，也是建立在恐怖与服从之上”。
法国1989年孟德斯鸠诞辰300年精制纪念币
1）“专制”的古代中国
孟德斯鸠进一步指出，“中国本质上是一个专制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中国的专制主义利用自己的锁链武装了自己，变得更为凶暴”。
一方面，“中国的君主，集宗教与世俗大权于一身，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没有法律或规章的约束，全凭个人意志行事，为所欲为，动辄以大逆不敬之罪或子罪坐父为名目，随意处置臣僚与百姓，草菅人命。任何事情都可拿来作借口去剥夺任何人的生命，去灭绝任何家族”。
西方传教士笔下的乾隆皇帝
另一方面，“人民必须对皇帝绝对服从，毫无半点自由可言，荣誉是不存在的。中国刑罚之酷烈也是可见的。炮烙、凌迟等酷刑无其不有，而且一人犯禁，全家受连，甚至株连五族，使人民处于极度的恐怖之中”。
其结果就是，“在这种无所不能、没有制约的条件下，中国的皇帝几乎不可能做到自我约束，相反却容易自我膨胀，无视王法，独断专权，实行暴政，成为暴君。中国除了极端的奴役之外，我们将永远看不见任何其他东西。”
大臣跪拜乾隆皇帝，刊印年代1840年
孟德斯鸠还发现，“尽管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尤其是没有以限制君权为主要内容的基本法，但拥有效力与法律相似的道德、礼仪和风俗”，并重点讨论了备受统治阶层“尊崇”的儒教。
不过话说回来，他并未对儒家文化以正面评价。原因很简单，“儒教本质上是一种杀人的礼教，是皇帝暴政的帮凶，是摧残人性的工具”。比如“百姓对孝道等礼教的遵守，只是出于对惩罚的畏惧”，因为“礼教的背后是残酷法律的支持。”
码头市场，刊印年代1843年，出自《图解中华帝国——社会建筑风俗》
2）狡黠的中国人
孟德斯鸠认为，“各个民族的性格都是混合的、复杂的，都是美德与邪恶的混合，善与恶的品质的混合”。因此，他一边赞扬中国有着勤劳与守礼仪的优良习俗，一边又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狡黠的民族”。
为了验证观点的准确信，他谈到了中国人的度量衡问题：
尽管贸易最能自然而然地激发人们的诚信，但贸易却从未激发起中国人的诚信。购货人需要自备衡器，每个商人都有三种秤，重秤用于买进，轻秤用于卖出，精准的秤用于对付有所戒备的人。
《图解中华帝国》中的中国民众
对于中国人具备狡黠特质的原因，孟德斯鸠认为：
由于气候和土壤的原因，中国老百姓的生活非常不安定。这就意味着，唯有勤奋和吃苦耐劳才能使之获得保证。因此，中国人具有惊人的活动能量和异乎寻常的获利欲望，致使任何经商国家都无法信任他们。
对于中国人的狡黠与好利，孟德斯鸠发表了较为严厉的批判：
中国人各个都利欲熏心令人难以想象，而法律并未设法加以制止。一切借助暴力获利的行为都被禁止，一切凭借伎俩或狡诈获利的行为却都不在被禁之列。可以说，千万别把中国人的道德与欧洲人的道德相比。
《图解中华帝国》中的中国民众
2
狄德罗的“中国观”
与孟德斯鸠相比，比他小了二十四岁的狄德罗的态度更为温和，有时还显得犹豫，不愿轻易下定结论。
一般认为，他的“中国印象”集中反映在为《科学、美术与工艺百科全书（1750—1765）》所写的条目“中国人的哲学”以及为《欧洲人在两个印度立足和从商的哲学和政治史（1770）》一书所写的有关中国的章节中。
狄德罗(1713—1784)
1）早年的“中国印象”
在为《百科全书》所写的词条“图书馆”中，狄德罗不仅对古代中国的文明做出了较好评价，还对科举制度有所赞扬。
在另一个词条“举止”中，他尽管重点提到了中国人的“孝道”，但认为“中国人虽然显得比法国人更加孝敬父母，但是，在这些外部表象中，做给人看的成分大于真实的感情”。
除此之外，他在致某位友人的信中谈到了中国人的礼节，并发出了“这不啻是消灭真诚，令一个民族变得虚伪”的评价；对于耶稣会士的“中国颂扬”，他明确表达了不认同态度。原因很简单，“人到处都是一样的，都有同样的毛病和同样的美德。
围在餐桌附近的哲学家们，狄德罗位于画中右数第二位
当然，他对中国并非始终持贬斥态度。
比如在词条“中国人的哲学”中，他在简述了时人对古代中国或褒或贬两种不同的态度后，发出了这样的意见：
在如此众多的相互对立的证言中，唯一能够用来发现真相的办法，看来是依据中国人最为人所称道的著作来判断他们的优点。
我们现在已有几种集子，遗憾的是，对于这些集子中的文章是否真实可靠，人们意见不一，对于翻译是否准确，人们也争论不休；因而那些本来有理由指望让我们明白一些的东西，反而让人更加糊涂。
狄德罗雕像
在《两个印度的哲学和政治史》中，他相当详细地概述了“颂华派”和“贬华派”的意见，并表示希望通过他的概述使两种对立的意见彼此接近：
赞颂中国的人勾勒了一幅图景，诋毁中国的人则勾勒了另一幅图景。或许能从两种意见的对比中得到某些使之彼此靠近的启示。
2）火力全开的“攻击”
有研究指出，狄德罗在18世纪50年代与耶稣会士的论战中，逐渐产生了对中国的贬斥情结，最终在1766年正式“成型”。
词条“中国人的哲学”写于1752年，《两个印度的哲学和政治史》中有关中国的章节写于1770年左右。在这十余年中，狄德罗在大大增进了对于中国的了解的同时，对中国的看法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两个印度的哲学和政治史》内页
那么问题来了，在《两个印度的哲学和政治史》中，狄德罗对中国和中国人有哪些批评和贬斥呢？
首先，中国是一个“以父权为基础建立的政体”，并不值得赞扬。
在他看来，“对父辈的无条件服从只能证明儿辈的顺从，却不能证明父辈的善良和正确。父辈可以任意对待儿辈，儿辈不能有任何不满的表示；由于父辈的任何错误行为都不受追究，儿辈的自由便化为乌有”。
因此，“以这种原则建立的政体只能是专制主义的政体，在这种专制君主的统治下，人民只能钳口不言，忍受一切暴政”。
所以，“中国人实际生活在双重暴政之下，一个是家庭暴政，一个是皇帝暴政。家庭专制主义的后果是对父辈表面的尊敬和内心的仇恨，国家专制主义的后果则是泯灭了一切的美德。至于受到广泛赞扬的中国人的温顺、矜持和彬彬有礼，都是一种奴性”。
《荷兰东印度公司使团觐见中国大皇帝记》（伦敦，1669）封面插图中的康熙皇帝
其次，中国人处于半开化状态人，是自以为了不起的野蛮人，是腐败透顶的人，他们比纯真和自然的野蛮人更糟糕。
简单地说，“在一系列有利条件下，品德的萌芽能够出现在野蛮人身上，但是，我们不知道也无法想象这种有利条件能为中国人提供什么帮助，因为在中国人身上，品德的萌芽不是被遏制，而是被彻底摧毁了。”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对此，狄德罗将之归咎于人口过剩。
在他看来，“面对严重饥馑的威胁，中国人只能不停地劳作，以求果腹御寒，在最低的条件下生存”。
《图解中华帝国》中的中国民众
而这样的生存环境，让中国人拥有两种特质。
其一，“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能干活的民族，中国人的体质最不需要休息；他们几乎全年劳动，仅在年初和年末各有一个休息日，年初那一天用来走访亲戚，年末那一天用来祭祀祖宗。人口的压力迫使人们高度节俭和极端珍惜时间，从不废弃一把稻草，从不浪费一刻工夫”。
其二， “在这个幅员辽阔且极端重视农业的国家里，灾荒依然十分频繁，结果就是盗贼蜂起，造反不断。即使在正常年头，极度贫困也造成到处可见的弃婴、溺婴等丧失人性的可悲现象”。
《图解中华帝国》中的中国民众
最终，他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社会需要美德，但是美德的培育需要安宁、舒适的生活为条件；中国因过多的人口而缺乏这些条件，所以美德难以蔚然成风。唯其如此，中国人特别重视道德，但是效果并不美妙。
在那里，人们最懂得美德，却最少付诸实践。那里多的是谎言、欺诈和盗窃，少的是荣誉、条理、感情和细腻的情感。
最终整个帝国如同一个大市场，缺少我们这里所拥有的安全和诚信。他们卑劣、狭隘、利欲熏心、心胸狭窄而且狡诈，如果说世界上有一个最缺乏热情的民族，那就是中国人。
《图解中华帝国》中的中国民众
第三，古代中国的长治久安，并不能印证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优越的。
狄德罗认为，中国的社会秩序之所以能够长时间保持稳定，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人口总数远远多于征服者”。为了验证观点的准确性，他做出了这样的分析：
人们从来不曾想一想，为什么中国人在历次异族入侵当中，能够保持他们的法律和习俗，请听答案：
只需要一小撮人便能征服中国，但改变中国却需要数百万人。六万人占领了这个国家，结果会是怎么样呢？六万人分散在六千万人中间，也就是一千比一百万；有谁相信，一千人能够改变一百万人的法律、风俗和习惯？其结果就是，被征服者以其人口优势同化征服者。
中国的政制并非因为优良而经久不衰，而是人口过多的必然结果，只要这个原因存在，这个帝国就永远只会更换主人而不会更换制度。
电影《柳如是》中的多铎大军
第四，中国的科学，在整体上处于落后状态。
在他看来，“科学和艺术在中国没有任何进步，这个民族既无高大的建筑，也没有美丽的雕像，更没有诗歌、音乐、绘画和雄辩术。”
在“中国人的哲学”词条当中，狄德罗从欧洲传教士因其学识而在中国受到尊敬的情况推测，中国的机械、数学和天文都处于低水平。
原因很简单，“这些耶稣会士只是些普通人，绝非杰出的科学家。可即便如此，中国人对他们的学问却给予高度评价，连皇帝本人也请他们授课。由此可见，中国人不具有当今在欧洲熠熠生辉的那种发明和发现的才能”。
满文版《钦定格体全录》内页
对于古代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拓展阅读：清代中国的科技水平，为什么会远远落后于同期的西方国家？），狄德罗依然将之归咎于人口过剩。为此，他做出了这样的分析
另有一个现象可以最终证实中国的人口过剩，那就是，自从很久以前人们开始培育科学和百工技艺以来，进步极小。
在中国，科学研究由于停滞不前而不再有用，并开始令人觉得怪异。微不足道的实用技艺的发明比体现才华的卓越发现，更加有利可图。能巧妙地剪裁衣料的人，比能解决物体的三种状态问题的人更受青睐。
清朝官员利用比较先进的天文仪器进行勘探
1
其他学者的“中国印象”
总的来说，尽管18世纪的中国尚未转入衰退时期，可是中国在欧洲的形象却已经出现了根本性的改变。
1）费内隆的“中国观”
费内隆（1651—1715）是法国的一位高级神职人员，在1689年被任命为国王路易十四的孙子的私人教师，1693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
在担任小王子的私人教师期间，他编写了几本小册子，用来教授小王子，其中就包括了《死者对话集》。在该书的《孔子与苏格拉底对话》一文中，亚借用苏格拉底对孔子的批驳，表明了对于中国的鄙视和厌恶。
在今天看来，作为一个与“礼仪之争”没有直接关系的教会人士，费内隆对中国的全面非议，在18世纪初期实属少见。
费内隆（1651—1715）
首先，费内隆不相信中国的历史比别的国家悠久。
他在书中指出：
我们不认识你们的历史学家，只读过缺乏批判精神的人所报道的一些零星片段。应该精通你们的语言，读你们的书，特别是原著，只有当大批学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之后，才能由具有检验能力的人把事实澄清。
在此之前，你们的民族在我看来，美则美矣，大则大矣，但却非常令人生疑。
《中国贤哲孔子》（上）与《中华帝国全志》
其次，传教士们关于中国的美好言辞，他也不相信。
原因很简单，“人总是人，在中国和在其他国家应该是一样的，中国人不可能比其他民族更具备美德”。而且在他看来，中国人远不如其他民族：
据报道，世界上最虚荣、最迷信、最利欲熏心、最不公正的就是中国人。中国人生活在宁静和富庶的国度里，他们心灵空虚，蔑视世界上所有其他民族，为自己非同寻常的古代而沾沾自喜，为历史久远而自以为不同凡响。
尽管他们彬彬有礼，却是一个令人发笑的、迷信得无以复加的民族。至于孔子的学说，本质上就是干巴巴的格言。
《图解中华帝国》中的中国民众
第三，对于“中国器物”，费内隆在总体上持保留和鄙夷态度。
对于四大发明，他表现得不以为然：
印刷术算什么，没有多大本事的手艺人就能发明。雅典人没有印刷术，他们的学术和科学照样繁荣发达。火药有害无益，对人类没有任何真正的用处，一方有了火器，另一方就加以模仿，双方的实力很快就会重新平衡，谁也占不到便宜。
对于炙手可热的中国瓷器，他依然振振有词地说，“中国的瓷器品质好，不是人好，是土好。纵然是人好，那也只是手艺人的雕虫小技而已”。
作为对比，“中国的建筑又低又矮，完全没有正确的比例；中国的绘画既没有思想，也不反映历史，只有鲜艳的色彩令人瞩目”。
《图解中华帝国》中的中国民众
总之，在他眼里，中国人不但一无是处，而且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
在中国，整个民族的准则就是撒谎，并且以善于撒谎自诩，人们对此丝毫不觉得羞耻；对于这样的一个民族，难道能期望从他们那里得到难以企及的真理吗？
2）卢梭的“中国观”
在成书于1750年的《论科学与艺术的进步是否有助于风俗日趋纯朴》当中，与狄德罗年纪相仿的卢梭（1712—1778）也以中国作为实例，论证科学艺术无助于“敦风化俗”：
然而我们又何必向远古的时代去寻求真理的证据呢？我们眼前不就有这一真理的充分证据吗？在亚洲就有一个广阔无垠的国家，在那里，文章得到荣誉就足以导致国家的最高禄位。
传教士基歇尔《中国图像》的卷首插画，汤若望（左）与利玛窦（右）共同拉着“中国地图”
如果各种科学可以敦风化俗，如果它们能够教导人们为祖国而流血，如果它们能够鼓舞人们的勇气，那么中国人民就应该是聪明的、自由的而又不可征服的了。
然而，如果没有一种邪恶未曾统治过他们，如果没有一种罪行他们不熟悉，而且无论是大臣们的见识，还是法律所号称的睿智，还是那个广大帝国的众多居民，都不能保障他们免于愚昧而又粗野的鞑靼人（满洲人）的羁轭的话，那么他们的那些文人学士又有什么用处呢？
《论科学与艺术的进步是否有助于风俗日趋纯朴》中文版封面
有学者认为，卢梭在这篇文章中对中国人的贬斥，主要出于为自己的论点寻找论据的需要，并不全然反映他对中国的真实看法。
原因很简单，在四年以后为《百科全书》所写的词条“经济（伦理和政治）”中，卢梭对中国似乎不无好感：
中国的君主始终遵守一条准则，那就是凡是官员和百姓之间发生争执，应该受罚的永远都是官员。中国的皇帝始终坚信，公众骚乱绝不会无缘无故，因此，他在处罚暴乱者的同时，总要倾听他们的呼声，从中找出合理的抱怨，加以安抚。
卢梭（1712—1778）
不过话说回来，从这以后，就再也听不到他对中国的赞扬了。相反，他对中国人恶言恶语似乎愈加露骨了。比如他在《新爱洛伊斯》中如是写道：
我就近见到了中国人，不再为他们是奴隶而感到惊奇。他们一次又一次遭到攻击并被征服，一触即溃，并将永远如此。他们连呻吟的勇气都没有，所以我觉得他们真是活该。
能断文识字，懦弱、虚伪，空话连篇，却什么也没有说，点子不少，却没有才具，符号不少，却没有思想，彬彬有礼，奉承阿谀，机灵、狡猾、狡诈；把一切义务和礼节都当作装腔作势，除了卑躬屈节，不知道别的人情。
霍多维茨基为《新爱洛伊斯》创作的版画
3）赫尔德的“中国观”
赫尔德（1744—1803）是18世纪下半叶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他早年受到卢梭的影响，1769年在法国逗留期间结识了狄德罗等知名学者。
在学术领域，他建议德国人应该从自己的民族渊源中寻找灵感，创造名副其实的民族文学；他反对尚古倾向，同时认为法国的学术思想已经走向衰微，“德国人应该走自己的路”。
赫尔德（1744—1803）
在他生活的19世纪后半叶，欧洲的“中国热”已经开始降温。其结果就是，赞颂中国的声音已经少之又少，贬斥中国的声音一直水涨船高。更何况，作为一位大力提倡弘扬本民族文化的思想家，他对中国“不予好评”其实也是在意料之中的。
一般认为，论及中国较多的论述是其晚年的名著《人类历史的哲学思想》。简单地说，他中国人的总体评价很低，与当年伏尔泰们对中国的热烈颂扬恰成鲜明对比。
比如他在该书中指出，“中国人除了为自己在所在的大陆上像犹太人那样未受其他民族的同化而感到自负骄傲以外，没有任何其他值得骄傲的东西。”
在他的笔下，“中国人看似精明，实则愚蠢，虽不乏雕虫小技，却一直缺乏想象力和创造力；追求表面的热闹，轻视实际效果；用彬彬有礼的外表掩饰冷漠，因贪婪而精于圆滑、狡诈等经营之道”。
《人类历史的哲学思想》内页
值得一提的是，赫尔德对中国的“父道主义”进行了深刻而有力的批判：
儿童对父亲的无条件服从只能限定在一定时期，要求成年人也像儿童一样对父辈表现出百般顺从，就会产生十分有害的后果，人的本性会因此而受到严重的压抑，虚伪将取代真诚，根本不会有气宇轩昂的骏马，而只有温顺听话的蠢驴。
为了验证观点的准确性，他以历史上父亲的皇位被儿子篡夺的事实，说明中国人的父道主义带来的不是和谐，而是仇恨。
玄武门之变主题绘作
对于儒家所提倡的道德，他发出了这样的评论：
虚伪的道德，严重束缚了中国人的创造精神，人人只顾恪守礼仪，不敢越雷池一步，连皇帝本人也要时时自问，自己的一言一行是否违背先辈的法度。
谨小慎微的结果是丧失活力，在许多方面一事无成。以至于整个民族数千年来停滞不前，令外人觉得中国人仿佛永远是个长不大的孩子。
鉴于此，他认为“孔子在中国历史上起了负面作用”：
对我来说，孔子是一个伟大的名字，尽管我马上得承认，它是一副枷锁，它不仅仅套在了孔子自己的头上，而且永远地强加给了那些愚昧迷信的下层民众乃至中国的整个国家机构。
孔子画像
除此之外，赫尔德认为，中国的另一个严重问题是自我封闭。
简单地说，“地理环境使中国与外界隔绝，高山和大海成了中国人自我封闭的壁垒。这就使得中国人对外部世界既不了解，更不喜爱，终日沉浸在自鸣得意之中，对一切外来事物都采取隔绝、鄙视和阻挠的态度”。
这些话尽管听起来相当刺耳，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赫尔德对中国的批判具有一定深度的，不失某种警示意义。
欧洲版画中的“乘车出行的中国皇帝”
4
尾声
总的来说，这些启蒙思想家们普遍看到了古代中国客观存在的许多弊病。但由于这些人大多都带着偏见予以观察，对接触到的有关中国的材料不能认真辨别真伪，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做出的结论，往往存在着很多偏颇之处。
但不管怎么说，他们的一些观点还是颇有见地的。比如孟德斯鸠就曾指出，“中国的科举取士制度引导知识分子重文轻武，致使国力衰弱，自然科学落后”。
鉴于此，我们没必要因为这些启蒙思想家们否定了当时的中国，而不对他的研究和结论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1882年法国人绘制的中国地图
除此之外，我们也应该冷静地意识到，中国形象在欧洲的巨大变化，主要原因并非是中国自身的变化，而在于欧洲人对中国看法的变化。他们对于中国的无知与偏见，是导致“中国观”恶化的原因之一。
激情邀请各位主理人/创始人/CEO朋友们，来咱的公众号上投放正经广告哈：
首先，本号最近的涨粉和阅读数据真的还不错，基础数据有保障；
其次，本号粉丝比较优质，几乎都是靠码字敲出来的严格意义上的活粉；
第三，号主至少在现阶段依然处在“话少、活好、不粘人，要价便宜”的状态，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以后火了就贵了，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