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近年来高校校园极端事件呈现增长趋势，社会应关注青年群体的真实心理状态。
2.Z世代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高发，受到家庭、朋友、学校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3.由于毕业季的特殊性，大学生容易产生心理不公平感或不平衡感，需要加强心理疏导。
4.高校应改变对心理问题的认识，构建立体的心理支持网络，尤其在考试周、毕业季等特殊时期。
5.除此之外，学校应关注因延迟毕业等原因而暂时脱离同辈群体的学生，提供及时的心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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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近日，某高校发生的一起学生伤人事件在社交媒体广泛传播。由于事发著名大学校园，行凶者是该校的一名在读学生，又刚好触及毕业季、答辩等能挑动大众神经的话题，因而引起了大量网友的讨论。
这一事件背后的几个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件？如何认识当代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如何认识高校毕业制度对大学生心理状态的影响？如何在毕业季做好对大学生的心理支持？
“Z世代”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为何高发？
如今的中国在校大学生群体以“Z世代”为主体。“Z世代”指的是出生在1995年之后的年轻人。这一代人出生在中国市场经济高速发达的时期，是网络原住民，也通常是独生子女。他们物质生活充裕，鲜有吃不饱肚子的经历；他们从小就便接触网络世界，完全经历了互联网从1.0到2.0时代的演变，经历了液晶电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深受网络文化和芜杂网络信息的影响。同时，Z世代是备受家庭宠爱的一代，但也是单亲家庭比例较高的一代。
由于童年时期的同伴较少，习惯于依赖网络世界和城市生活，且较少受到传统家族礼教影响，这一代人的价值坐标并不稳定，有着显著的性格特点：最明显的特征是个人主义，表现为容易以自我为中心。个人主义的一体两面表现在：它既带来自由从容、强调个性价值，也容易引发心理问题。一旦出现心理阴霾，Z世代个体往往难以及时排解，反而容易陷入自我强化和自我构建的困境，表现为爱“钻牛角尖”且难以自拔。
2023年8月，中国科学院发布了《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2022）》。调查结果显示，在将近8万名参与心理健康状况调查的大学生中，抑郁检出率达21.48%，焦虑风险检出率达45.28%。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已经成为显著的公共问题。
图源：《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2022）》
极端事件何以发生？
无论是近期的校园暴力事件，还是去年11月在珠海发生的极端事件，施暴者在实施社会报复行为之前，都曾经显露过“暴力表演”的蛛丝马迹。这显示，极端事件的形成并非一触即发，而是负面情绪积压到极限的结果。也就是说，施暴者身上发生的偶然事件并不直接导致极端事件的发生，但任何的挫败都有可能成为压倒施暴者的“最后一根稻草”。与自杀案例的“厌世情绪”不同，伤人极端事件的发生，不仅源于个人境遇的极度困顿，更重要的是这种困顿被转化为极大的对社会不公平的感受，继而才会出现“报复心理”。
在现实中，于家庭、朋友、学校、工作单位、亲密关系中受到“全面挫败”的人十分稀少，这也是极端事件之所以“极端”的原因。换个角度说，对于施暴者而言，但凡有任何一个社会环节向他伸出了援手，或许就无法形成“极端”的境遇。
我们都应该认识到，极端事件是可以避免的。我们的社会有很多的机会能够阻止悲剧的发生。悲剧的酿成终归有其来龙去脉，其中的一部分，可能也体现为社会系统的漏洞——前几年曾经引起热议的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中，致力于为社会上最被边缘化、最受争议的被告辩护的王律师，就在剧中致力于挖掘这些问题。
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剧照。图源：网络
每个人的生活经历都有独特性，家庭、亲密关系、工作等等都有着不一样的情况，我们很难在个体的角度隔绝困境和挫败。但是，社会却可以留出公共性的部分，构建出稳定的支持系统。比如：被人们寄予信任的学校、医院、政府部门、社区、社会组织、社工机构等等。如果能让个体从公共性的机构获得一定支持，使他们在“走投无路”时仍能意识到社会中尚有可获得救济的地方，极端事件的发生就有可能得到遏制。
从这一角度来看，社会系统的漏洞可能在于：公共机构的社会信任度不足；公共部门未能及时识别潜在的高风险个体；能够提供救助的机构尚未被大众知晓。
为什么毕业季容易出问题？
因此，“毕业”承载着学生对未来的期待。有的学生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进入社会，甚至对大学生活感到厌倦。这时候，如果有某种因素导致他们无法顺利毕业，就会被他们视为人生前行的“拦路虎”。
与此同时，“文凭”作为一种大学毕业的载体，也经常被大学生视作过往学习生涯的最终产出。在当前的“文凭社会”中，一旦没有文凭，对大学生而言可谓寸步难行，甚至许多大学生都在不知不觉中被灌输了一种观念：一旦拿不到文凭，就等于前半生的努力都付诸东流。虽然，将人生价值与文凭的高度绑定能激励部分学子更加重视学业，但一旦文凭的重要性被过度放大，也必然会加剧大学生丧失文凭时的挫败感。
总而言之，毕业季的高度敏感性，很大程度上源自社会观念的形塑。
2025年应届毕业生人数突破1200万、岗位竞争加剧的严峻形势。图源：新华社
从制度层面看，学校的管理亦存在漏洞，尤其在论文答辩这一直接关系到毕业资格的制度运作上。
笔者曾做过关于大学生的调研。调研发现，许多本科生都认为，导师对自己的论文从未关心指导，只在答辩前的最后几天才集中提出批评，甚至是直接否定论文内容；而有的导师则认为，有些学生对论文十分不上心，只在最后的几天才草草交稿，导致自己根本来不及修改。
这背后隐藏着的，是一对学生与导师的矛盾。
以本科论文为例，这一矛盾主要表现为：第一，毕业论文对学生极度重要，但对老师的考核并不太重要；第二，老师对学生的论文高度关切，但学生却因为忙于求职深造而对论文写作并不上心。前者表现为老师对论文指导的漠不关心，后者表现为学生对论文的各种拖延。
在这一过程中，负责学生心理和思想工作的辅导员，又难以具体介入师生关系的调节中。在目前中国高校的运行中，学生工作与学术工作是相对分离的——负责学生工作的辅导员可以协助学生找工作、举办考公考研讲座等，但他们与导师和学生在论文问题上却存在着一堵隐形的“墙”：辅导员一般不会去催促学生写好论文，更没有权限要求导师关心自己学生的论文。
然而，正是论文问题常常直接地影响学生的心理状态，甚至背后交织着种种心理困扰。许多学生容易在比较中产生失落感，例如：抱怨别人的导师更负责任、别人的毕业过程更为顺利等等。
这几年，还有一种趋势扩大了上述问题的发生：论文的要求与审查制度越来越严格。在这种背景下，导师面临着更多的连带责任，但部分导师并未因此加强论文指导，而是更多地行使批评和否决的权力，在送审、答辩资格审核、答辩评审等环节中延迟论文的通过。在一些高校中，一旦毕业论文在某个环节无法通过，那么学生必须延迟毕业。对许多本科生而言，这往往超出了他们的心理承受范围。
这种毕业制度或许可以确保多数学生合格地完成论文，但由于其中穿插了很多临时性、突发性的、易被学生误解为具有个体针对性的行为，也可能成为压垮个别学生的最后一根稻草，成为激发内心不公平感或失衡感的诱因。据说，前几年也曾有些高校反其道而行之，为了“不出事”而让学生的答辩全部通过。只不过，这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好制度运作与培养质量的矛盾。
对本科生来说，是否应该重新探索和建立一种非决定性的、非“一票否决”制的毕业方式？这或许值得反思。
高校如何为学生提供心理支持？
目前，社会对极端事件的发生异常紧张，高校也面临非常大的管理压力。笔者认为，要改变对心理问题的认识，构建立体的心理支持网络。
其一，不能单纯从个体视角归因极端事件。
应该认识到，心理问题不只是个体性问题，更具有家庭、同学、教师、学院、学校和相关制度的共同背景。尽管对于具体的极端事件而言，上述各方的责任边界难以厘清，但这些主体都有可能在无意识中造成问题的形成和加剧。在校园关系中，要注意防止群体性排斥、宿舍孤立等等将个体边缘化的现象发生，尤其要关注因延迟毕业等原因而暂时脱离同辈群体的学生。
其二，要在常态时期和特殊时期均能确保心理支持的可及性。
在常态时期，无论是校园心理咨询空间，还是专业医疗机构，都要让学生感受到心理援助的便捷性。在特殊时期，诸如考试周和毕业季等等，则更需要加强心理疏导。
长期以来，“抑郁”被当作首要需要干预的情绪。但是，对社会或他人的“怨恨”，往往源自于心理不公与失衡的体验。因此，要重视化解学生心理的“不公平感”或“不平衡感”，避免“气”的生产和强化。此外，应加强校园情感基础设施的建设，增强人文关怀，以同理心看待心理问题，为负面情绪的调解和疗愈提供空间。例如，有的大学设置了“发呆休憩亭”，可以让学生进行情绪疏导和压力缓解。
其三，不能再按“80后”、“95前”的世代特性看待问题，而是应当更新校园心理工作思路，理解“Z世代”的成长环境与性格特性。
心理问题是一个过程性问题，而非单纯的结果。对心理异常的学生，学校应及时识别、适度干预且不让他们感到压力。要建立立体的心理支持体系，构建学校、学工、教师、学生之间的支持网络，在生活、学业、交往等方面给予及时的疏导和协助。
行业研习社
•本期作者：李明令，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 助理研究员
•本期编辑：歪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