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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 郯城 树林）
清朝康熙初年，山东郯城有一个叫做王氏的女人。
郯城，这个地方在今天的山东临沂下边，地处鲁苏交界，是山东的南大门，更是齐鲁之地和江淮之间的要道。
王氏没有留下具体的名字，就只知道她叫做王氏，包括她的来历，父母是谁，家世如何，全然不知，唯一的信息是：王氏嫁给了郯城县一个叫做任某的男人。
史料中也没有王氏和她娘家的任何亲人的书信和活动往来，似乎在嫁给任某之前，王氏就已经成了孤儿。
两人具体是什么时候结婚的，不得而知，反正在康熙十年时，王氏和任某已经在一起生活，夫妻共同居住在郯城县以西二十多里的一个小村庄，过着十分贫苦的日子。
根据统计，夫妻所拥有的财产不过一间夏天漏雨，冬天漏风的茅屋，以及屋内的一口破锅，一床席子，⼀张草褥，还有一盏灯。
尽管是农民身份，以及他们有可能祖祖辈辈都是农民，但是他们没有土地，任某为生活所迫，又要养家糊口，只好给村里的大地主做佃农，为其耕种，换取微薄的酬劳。
至于王氏，她没有固定的工作，或者说一年中只有农忙时，地主们缺少人手，她才能干上一些零散活计，而大部分的时间，王氏都要负责照顾和夫妻二人一同居住的公公，也就是任某的父亲。
任父已经七十多岁，身体不善，自然需要儿子儿媳的赡养，但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公媳之间相处的并不愉快，在一段时间后，任父离开了儿子家，迁居到了村外的树林里。
王氏未曾生育，也没有孩子，已经无从考证她是生育失败之后，身体机能无法再次生育，还是她先天不孕或者是压根就不想生，但是可以想见，即便夫妻二人生下孩子，以他们的经济条件也难以抚养，生活必然越发捉襟见肘。
就在康熙十年的某一天，王氏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在没有留下任何线索的前提下，突然离家出走了。
问王氏为什么要走，已无可能，只能猜想，但其实不外乎贫穷和无聊。
（困顿之际）
米缸见底的恐慌，补丁摞补丁的衣裳，冬日刺骨的冷风，这样的生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仿佛永远望不到头。
当王氏独自在家时，对着空荡荡的屋子，看着阳光从门缝里爬进来，又一点点移走，影子在墙上拉长变形，她想，一个人的每一天竟然可以像一张磨得发白的旧纸，毫无色彩，毫无波澜。
她又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是粗糙而皲裂的，她的青春，她的活力，就在这无边的等待和死寂中，被一点点吸干，碾碎。
所以，王氏决定离开。
要命的是她不是自行离去，而是和一个叫做赵某的男人私奔了。
关于赵某的身世，同样是扑朔迷离。
赵某有可能久居此地，和王氏一样为本村人氏，王氏不守妇道，趁着丈夫任某白天在地里做工，她难耐寂寞，和赵某有了私情，进而产生了私奔的念头。
然而更加可能的是，赵某不过是途经此地，他和王氏并不相识，只有这一面之缘，便有露水之缘，短暂交谈后，王氏为了摆脱这种让她难以忍受的生活，毅然决然的请求赵某带自己离开。
无论如何，赵某成了王氏实际意义上的情郎。
赵某带着王氏离开了村庄，但二人也不知道应该去向何处，向东是郯城县，但二人在县里并无亲戚，他们也无安身立命的技能，至于向西，向北，向南，均要离开郯城地界。
有读者可能会问，既要私奔，离开郯城岂不是更好？
理论上这的确很好，但实际上很难办到。
一旦离开土生土长的村庄，外界对他们来说就完全是新世界，他们一无所知，但一定知道本朝施行户籍和路引制度。
在逃走的路上，有官兵巡逻，有关卡哨所，因此两人会被经常性的盘问，他们需要不断重复的说明自己从哪里来，到何处去，主动交代自己的个人资料和家庭结构，以及出具官府开具的路引。
倘若没有路引，必然在遭到严肃的处理（很有可能是物理处罚）后被遣送原籍，还要承担牢狱之灾。
因为，明清两代，如王氏这样身份的人，但凡远离她所居住的地方超过百里，都需要提前向当地官府进行报备，由官府发给路引，类似于今天的介绍信和通行证。
王氏没有路引，所以她很快发现，自己已经是杌陧之象，寸步难行。
别说浪迹天涯，流浪天下根本不现实，眼下就是落脚休息都成了问题，因为就算投宿旅店，也需要路引。
王氏铤而走险，在不惜违反道德和法律的双重风险下，选择了和赵某私奔，可此时的赵某却发现，王氏对自己来说完全是拖累。
（古代的一种路引）
赵某没有犹豫，甚至没有做出任何解释，直接撇下王氏，自行离去了，只留王氏一人在冷风中。
其实，在被情夫抛弃之后，王氏反而获得了更多的选择，她可以投奔大户人家，如果她此时年纪尚小，可以做一个丫鬟，如果她年纪以长，也可充做使唤女工，实在不济，她还可以选择流浪，成为乞讨者，但王氏没有选择以上去路，而是原路返回了丈夫所在的村庄。
村里已经有了王氏和陌生男子出逃的传闻，想来丈夫任某已经知道自己的事情，王氏十分恐惧，她的恐惧基于前文中所说的来自于道德和法律两方面的压力。
在道德上，她背叛了他的丈夫，她即成为了下流，不知廉耻的女人，将会受到人们的指点，社会的批判，以及舆论的攻击。
在法律上，王氏有可能受到的制裁更加严重，根据清朝刑名，如果任某当场撞见王氏和赵某私通，任某可以因为一时冲动而杀死王氏和赵某且不必承担任何责任，王氏私奔已是有错在先，就算未被捉奸在床，她又情何以堪，如何再面对丈夫？
在家门口犹豫再三，王氏转身离去。
村庄外十里左右，不知何年何月何人修建有一座三官庙。
三官庙，供奉三位神灵，天官赐予福泽，水官赦免罪恶，地官消灾解厄，可不幸却没有就此停止。
道观成了王氏唯一的去处，她栖身于这座三官庙中，勉强度日，不知道后路如何，只剩下无尽的迷茫。
三官庙里的道士看王氏可怜，时常周济王氏，供给她饮食，这让王氏不至于饿死，还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藏匿之所。
不料，数月之后，丈夫任某和村里一个叫做高某的男子来庙中上香，正好撞见了在庙中惶惶不可终日的王氏。
任某和高某并非结伴而来，只不过是偶然同日到此，两人进到庙中，遂发现王氏在此，彼时十里八乡早已传遍王氏红杏出墙，与人通奸的事情，高某颇有幸灾乐祸之意，遂出言讥讽任某，任某十分生气，简直怒不可遏，当场和高某扭打起来，奈何他实力不济，互殴中落于下风，高某将他一脚踹倒，又结结实实的扇了他两个嘴巴子，最后扬长而去。
（古代 庙宇）
此事过后，王氏返回了村庄，回到了丈夫家。
王氏出轨通奸，已属有罪，但任某没有将王氏告到官府，也没有对王氏进行殴打和辱骂，或者是将她的丑事公之于众，这个男人几乎没有任何反应，好像这一切从未发生过一样，唯一被记录下来的，就是王氏返回家中后，任某给家里添置了一张新的草席，铺在了床上。
时间来到一年后，即康熙十一年。
冬，寒风呼啸，屋外大雪，王氏在替丈夫缝补完几件旧衣服后沉沉睡去。
王氏在这一年里没有再出逃，或许她已经忘记了过去一年自己的经历和行为，并且准备接受这样的命运，就这么继续生活下去。
然而，沉默寡言的丈夫在王氏熟睡时突然发难，原来任某并没有原谅妻子的寒盟背信，就在这张新草席上，任某用尽全身力气，将王氏活活掐死，旋即冒着风雪出门，将王氏的尸体丢在了路边。
第二天一早，任某到官府报案，状告同村的高某，也就是去年在三官庙打了他两个嘴巴的男子，告他杀害了自己的妻子。
郯城县令，姓黄，黄县令一眼就识破了眼前这个男人拙劣的谎言，并且很快迫使任某承认了自己杀害王氏而栽赃诬告的行径。
杀人偿命，何况诬告在当时又是极为严重的罪过，任某理应被处死，但黄县令最终只是狠狠的叫衙役打了任某一顿，让他带枷数月，反思自己的罪过。
本朝以孝治天下，黄县令的考量是，任父七十有余，任某又是任父独子，任某更无子嗣，倘若处死任某，任家绝后，于心不忍。
王氏之死，黄县令并不同情，或许内心只觉得她曾犯奸出轨，便死有余辜。
至于高某，黄县令无意为他做主，反而还罚了他白银十两。
以当时的白银购买力来评估，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金钱，但黄县令却并未据为己有，而是用这罚来的十两白银为王氏打造了一具上好的棺材，更为她修建了坟冢，将其体面下葬。
难不成黄县令竟然如此慈悲，如此有人文关怀？自然不是，黄县令这么做的原因是：
他认为王氏死后，必然阴魂不散，化作厉鬼危害郯城，所以他要尽心尽力的安葬王氏，希望她早日投胎，不要再与人间纠缠。
高某对于这个处罚，没有异议，卷入此事，得知王氏已死，他也心有余悸，只求花钱免灾而已。
王氏生前在道德上确有污点，但却辜未及诛，刑未抵死，她生前已属社会中的最底层，除了伤害到丈夫任某的感情之外，恐怕难以对任何人造成实质性的伤害，可不料，死后却成为了人人惊恐，人人害怕，连朝廷命官都不得不敬畏的凶灵了...
参考资料：
清史史料学. 冯尔康著.沈阳出版社.2004
晚清史事. 杨天石, 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王氏之死. (美) 史景迁,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郯城县志.山东省郯城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深圳特区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