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马斯克公开抨击特朗普的《大美丽法案》，称其令人作呕的灾难，特朗普则反击称马斯克患上了特朗普妄想症。
2.《大美丽法案》核心内容包括大幅增加财政支出、削减公司税、取消绿色能源补贴，马斯克认为这将系统性摧毁美国的技术生态。
3.特朗普主义以反全球化、反精英为核心议程，天然排斥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技术方向，而马斯克代表的正是绿色资本主义。
4.然而，马斯克与特朗普的冲突不仅是个人恩怨，也象征着技术资本与右翼政治日益尖锐的结构性矛盾。
5.由于技术资本与民粹政治的裂缝难以真正弥合，技术资本可能寻求构建新的超国家对话机制或退回技术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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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6月，一场原本被看作“共和党梦之队”的政治-资本联盟骤然破裂。马斯克公开抨击特朗普的《大美丽法案》（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为“令人作呕的灾难”，特朗普则反唇相讥，称其“患上了特朗普妄想症”，并威胁取消特斯拉和SpaceX的联邦合同。这场公开撕裂的背后，不只是一个法案引发的财政争议，更是以马斯克为代表的技术资本，在与特朗普主义式右翼民粹政治博弈中的一次惨败。
这一事件的象征意义远大于财政赤字或电动车补贴的得失。它昭示了硅谷对民粹政治的幻想正在破灭：曾以为可以“利用特朗普”，最终却被现实反噬。
一、“大美丽法案”：技术资本的幻灭起点
《大美丽法案》，原意是特朗普政府推出的“综合性减税与就业刺激方案”，其核心内容包括：大幅增加财政支出（预计三年内赤字扩张近3万亿美元），削减公司税，取消绿色能源补贴，并对进口商品广泛加征新关税。
在特朗普看来，这是“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经济加速器。但在马斯克眼中，它却成了一枚精确打击未来产业的炸弹。
马斯克的反应可谓激烈异常——他不仅在X平台上连发数条怒评，更称该法案将“系统性摧毁美国的技术生态”，并点名批评法案取消了电动车抵税机制、限制对SpaceX火箭回收系统的支持预算，以及潜在的对清洁能源基金的冻结。从宏观层面来看，这不只是一次利益冲突，更是一场“价值观断裂”。
二、特朗普主义的治理风格：权力个人化、反技术、工具化政商关系
“Big Beautiful Bill”这个名称本身，就是特朗普治理风格的象征——语言先于政策，修辞重于内容。从“边境墙”到“大而美的法案”，特朗普习惯用感官话语主导政策宣传，而非理性评估。这种语言政治本质上排斥复杂性与技术理性，而马斯克所代表的“系统最优化逻辑”显然在其中无所适从。
特朗普主义以“反全球化”、“反精英”为核心议程，天然排斥新能源、人工智能、碳中和这些被看作“精英左翼议题”的技术方向。马斯克代表的正是“绿色资本主义”的先锋——电动车、星链计划、脑机接口，无一不是全球主义与未来主义的代名词。
而“大美丽法案”将传统能源产业放在优先扶持地位，试图恢复铁锈带制造业地位，迎合蓝领白人阶层选票。这不是偶然，而是特朗普政治逻辑的自然选择：与其扶持AI时代的新产业，不如拥抱20世纪的煤炭和钢铁。
马斯克曾是特朗普政府“政府效率委员会”（DOGE）的联合主席，获得特朗普亲授“象征性大钥匙”。在政商联盟的蜜月期，他投入了超过7500万美元支持特朗普迈入第二任期，并协助起草多项“去监管”建议。但当马斯克对“大美丽法案”提出反对后，特朗普迅速翻脸，扬言要取消其企业所有政府合同。
这背后暴露出的是特朗普主义下政商关系的本质：私人恩怨凌驾制度性规则，交易关系随情绪而变。在这种政治结构中，马斯克不是战略合作者，而是一枚可随时处置的“政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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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马斯克的错觉：理性资本家无法驾驭非理性政治
马斯克一度被看作“中右翼的理性派”：不满民主党过度管制、支持低税宽松的商业环境、批评“觉醒文化”对科技表达的限制……正是出于这些政治倾向，他在2023年后逐步靠拢特朗普阵营，并尝试成为技术资本与右翼民粹之间的翻译者和桥梁。但他忽略了一个关键现实：特朗普主义并不是一个制度型保守主义项目，而是一种感性民粹主义运动。在这一运动中，“未来”、“技术”、“全球效率”往往意味着不可信、不接地气、与选民割裂。
最终马斯克也发现，他的宇宙飞船和特斯拉超级工厂，并不能为他在白宫赢得稳定合同或制度性尊重。他曾试图借用特朗普对体制的破坏性来重构技术资本的优势，但却被这股破坏性反向吞噬。马斯克与特朗普的冲突不仅是个人恩怨，也象征着技术资本与右翼政治日益尖锐的结构性矛盾：当右翼民粹越来越依赖贸易保护、传统能源、文化保守主义，而技术资本越来越依赖全球市场、政策稳定性、科学共识时，两者之间的战略联盟空间迅速收缩。
这一趋势不止发生在美国。英国脱欧后技术资本大量外迁、欧洲极右翼对数字平台征税愈演愈烈、印度在大选后加强对跨国科技巨头监管……都预示着“全球技术精英”正在失去对右翼民粹的影响力。
纵观美国历史，马斯克并非第一个试图与特朗普结盟的科技大亨，却是第一个在“真金白银”投入后公开反抗的人。他的决裂表明，一场幻想的落幕比一次政策失败更具启示性——技术资本无法依靠非理性的政治力量赢得可持续的政策回报。
在“大美丽法案”下，分裂的不只是马斯克和特朗普，更是“未来派资本”与“怀旧型政治”之间，曾经短暂交会的幻觉。
四、技术资本的未来？
马斯克与特朗普的决裂并非孤例，而是技术资本在全球政治格局中日益陷入“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困境的缩影。尽管6月5日的X平台信息展露出事态降温的迹象—马斯克撤回了“退役龙飞船”的威胁，并对比尔·阿克曼所提出的“团结国家”呼吁表示认同，白宫幕僚也据传正筹划与马斯克的沟通以缓和分歧—但这一切更像是一次战术性的一场短期妥协，而非根本和解。
在根基上，技术资本与特朗普主义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结构性矛盾：前者依赖开放的市场、前瞻的政策环境和全球主义逻辑，而后者建立在经济民族主义、反智情绪与政治忠诚的选举生态之上。马斯克此次的退让，也不过是权衡政治风险与企业合同后的一次理性选择，但这不会改变他所代表的技术资本群体正在失去传统政治盟友、并被挤出政策核心的事实。
换言之，技术资本与民粹政治的裂缝，一旦打开，就难以真正弥合。今天的停火，极可能只是下一轮冲突前的短暂安静。
图片来源：X平台
一方面，他们不再被自由主义政治精英视为进步盟友，特别是在AI治理、数据主权、平台监管等问题上，技术巨头们不断遭遇来自欧美各国的制度压制；另一方面，曾一度试图转向民族主义政权以换取政策豁免的“右转策略”，如今也被事实证明为一场误判。
在左翼看来，他们是数据掠夺者；在右翼眼中，他们是去国界的精英叛徒。这意味着，技术资本正在失去其赖以生存的政治基础设施：全球化秩序在瓦解，国际协同的规范日益破碎，未来主义的政策路径遭遇现实主义的选票逻辑抵制。
下一步，他们要么寻求构建新的“超国家对话机制”与“跨党派联盟”，要么选择退回技术本位、脱离政治干预。但无论哪条路，都不再具备过去二十年中那样的战略优势与制度特权。马斯克不过是最早撞墙的那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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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陆逸沛 世政经科技研究院 美国研究团队负责人、清华大学国际安全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