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前期皇帝有为，政治清明，皇权较为有力；后期皇权衰弱，政治腐败，权臣、外戚持国‘录尚书事’之官僚，不仅有权参与机枢，而且远超过原‘三公’权力，有的则成为专断朝纲的人物，那就不是制度问题了。”然后，林剑鸣先生“忍不住”给读者开小灶，引用杨树藩《两汉中央政治制度与法儒思想》一书的若干段落，做了近一千两百字的注释。读完注释，我觉得：只有拜读过《两汉中央政治制度与法儒思想》，心里才能踏实。可惜，杨树藩的《两汉中央政治制度与法儒思想》，1967年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1986年后就绝版了。此书绝版，那就踵袭林剑鸣先生的做法，把杨树藩的高见分享给更多网友吧。“我国古时，大凡道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相结合，作为政治之精髓时，其政多‘强’；法家思想与儒家思想相结合，作为政治之精髓时，其政多‘盛’；然而，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相结合，作为政治之精髓时，其政多‘衰’。西汉时代，政治之精髓为法儒两家思想之结合，甚而‘法’稍过‘儒’，故开二百年之盛世；东汉之制，亦为法儒两家思想之汇流，惟‘儒’稍过‘法’，虽初期呈盛，末年较差。从政治立场观之，道家思想中，一部分为明哲自保之术，一部分为权谋之原则，法家则重公国，讲权术，找重心，求方法，于是道法配合，法家则专吸取其权谋原则部分……是以道法相配，犹如虎之添翼也。……儒家明人伦，导教化，功莫大焉，但讲原则，不谈方法，守成规而不欲改作，有道出无道隐，倘其思想与道家结合，则多吸取其明哲自保部分，故破情面、创新局，实属不易。倘法儒思想相结合，则刚柔相济，刑德兼备矣。以儒主教化，导之在前，法主政刑，督之在后，儒主原则，张之在上，法任方法，行之在下，则政治未有不隆盛者也。”“……东汉政治，因袭西汉而来，亦多运用法儒两家思想，为其制度之骨干，但不如西汉运用之精到……
东汉无御史大夫，设置大司空，不复掌理监察，职司监察者，仅限于中丞所领之系统，居于内台，不再与行政作用并行，故其效果已远不如西汉矣。三公既为国家之尊官，当然任重职大，倘缺欠监察之实效，必不免权倾于外，私行于下。于是，不得不将三公之实权，收归台阁，以致尚书权重，三公变为备员。”
其三：
“夫思想可以影响制度，以制度又可运用思想，两者配合得当，可使一国之政清而治明。不过，虽有良好之政治制度，尚不足以永保社稷，政治人物亦属重要。以两汉政权之丧失言，即在于‘人’的问题上。”
最后，摆上《两汉中央政治制度与法儒思想》的豆瓣页面，供大家瞻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