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多次前往台湾和对岸开展交流。既然是交流，吃吃喝喝在所难免。
特别很多交往对象是初次见面，那就免不了递烟喝酒缓解初次见面的尴尬。三杯五杯下了肚，感情立刻麻吉起来，推杯换盏，称兄道弟，感情得到了虚像的升华。
这一点充分证明，两岸都是中国人，没有烟酒开不了的路。如果有，那就再喝一杯。
台湾的公款吃喝宴请并不避讳民众，公然存在于社会之中。有次在某个酒店，我看到酒店电子显示屏公然写着县长宴请在某包厢，某某局宴请在某包厢。
我们大陆来的作为客人看到电子显示屏信息都倍感压力，觉得有必要这么高调吗？万一被人拍照怎么办，总之会是一件很啰唆的事情。
台湾人公款请吃饭，有时候很麻烦。比如他们邀请我们去交流，要提前一年编列预算，包括吃几顿，多少钱。然后送到议会去审，审过了以后才通知我们去。
台湾对于行政开支有时候很僵化。
2015年马英九到新加坡会见大陆领导人，由于“陆委会”没有编列相关预算，去新加坡费用如何开支成为难题。后来马英九在返程登机前拜访了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行程费用才可以由台外事部门开支。
但有时候台湾的公款开支又很灵活，很人性化。
台湾人无论政界商界，只要交流互动，都会赠送一个纪念品或伴手礼，可以是一盒茶、一瓶酒、一份特产，甚至一个徽章，礼轻情意重。我们没有这个习惯，经常会陷入收了礼品，无以回赠的尴尬。
无论价值多少的礼品，他们都要求和我们进行礼品交接的拍照，这经常搞得大陆人莫名其妙。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要洗出照片报账使用。
早年还是胶卷照相机的时候，我怀疑礼品的价格还没有洗照片的费用高。
如果是突然造访临时决定要接待怎么办，这就要涉及他们动用特别费来招待了。
特别费和特支费在台湾相关规定中是不同的费用，但是台湾社会大多数人都搞不清楚其中的区别，本文也无意专门探讨。为了表述方便，统称特别费。
简单而形象地说，特别费就是台湾各级机关的负责人的一笔零花钱。这笔钱除了不能放自己口袋，可以自我主观认定为是和公务有关行为上的较为随意地使用。在使用上可以有一半以内的费用不用发票，仅凭领款单核销。
不同地方不同级别的负责人特别费额度不同。比如台北市长，每个月有34万元新台币的特别费。我问过一个偏远乡镇的乡镇长，他每年年薪约90万台币，特别费有60万台币。
为什么会给予负责人一笔灵活开支的钱呢？这是因为制度的设计者认为所有的规定不可能详细列举公务活动的方方面面，公务负责人总是会在具体的工作中出现有需要但无法找到依据的开支，所以列支一笔钱交由负责人自由使用。
这笔钱最常见的使用用途是以公职身份名义所馈赠他人之花束、纪念品、挽联、礼金等支出项目。
台湾是人情社会，公务员人员经常需要以公职身份出席各种红白喜事进行祝贺或慰问，按照人之风俗随礼红包或白包。又比如慰问下属的时候，临时起意与下属聚餐，提供加菜金等等。
每年春节临近，台湾各行各业都会举行尾牙，吃饭喝酒搞抽奖。政府机关也不例外，这算是全员有份的公款吃喝了。这一天，下属们可以灌长官酒，开长官玩笑，要求长官表演节目，释放在单位一年的压力情绪，迎接新年的到来。
台湾政治人物春节过年的时候都会到各个场合派送红包，一般为10台币，民众都乐得收获红包，增添节日喜气氛围。最著名当属当年的扁迷。陈水扁当政时候回老家，都有人除夕夜提前搬凳子在他老家老宅排队，争取第一个拿红包。
台湾的医院一般是星期五办理出院，有政治人物会届时去医院慰问祝贺出院的病人，赠送红包。我曾经摔倒送医院缝针，当地县长刚好在医院慰问出院病人，听到我的情况后，也赶来手术室看望我，送我慰问红包。
人情世故又以白事为重。台湾社会稍有名望的家庭如有人去世，地方基层会主动为其向上申请花圈、悼念、褒扬令等。而执政各级负责人也会依礼仪用不同方式表示哀悼，就是曾经的政敌对手也需如此。
在基层的红白喜事场合，政治人物是公开大大方方地出席，利用公共场合机会推杯换盏，把酒言欢，结交人脉关系，营造自己的实力基础。
曾经看过这么一个采访。某个宜兰深绿群众说他们家长期支持民进党。可某次他们家人去世的时候，民进党政治人物来五分钟就走，而国民党籍的县长参加全程三个小时的仪式，从此他们家的23张票就永远支持这位国民党籍的县长。
所谓的民主选举社会，有时候不过是如此。
台湾的行政官员一般都比较低调，夹着尾巴做人。但是选举出来的民意代表名义上也算是公职人员，那是真正的嚣张跋扈，无法无天。
我曾经参加过南部地区的宴请，席间某个议员因为抽烟被服务员提醒，议员当场凶服务员说你有种报警叫警察局长来。过一会老板还带着服务员来向议员道歉。
民进党党团总召柯建铭就经常在各种禁烟场合抽烟，被人多次爆料检举，他就一句“该罚就罚”回应，依旧我行我素。
不同党派议员们议场作秀拍桌骂娘，私下却搂搂抱抱喊麻吉。我在台湾东部亲历某个县市蓝绿议员中午一起拼酒到午后两点，然后带着酒气赶下午行程。我疑惑他们不怕被民众鄙夷吗，他们却告诉我这是海边渔民日常，民众自己也是这样的，这样才接地气。
不过台湾有一个大陆没有风气，就是在烟酒上没有太多的贫富差距。富人和穷人抽的烟都差不多，就是那么几种烟，长寿、七星等牌子，没有大陆天价烟。饮酒除非是红酒洋酒，如果饮用白酒则清一色的台湾高粱酒，一瓶大约人民币一百至三百元。
对于台湾公务人员公款吃喝送礼的事情，我多次与台湾朋友一起探讨。以下的观点来自他们的观点的总结。
他们认为，公务员职业本质上是雇员，是比较特殊的雇员，老板是人民，薪水来自人民的纳税。有些人从政确实是为了理想信念，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还是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
尽管是比较特殊的雇员，但其本质上还是一种雇佣关系。雇佣的管理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难题，但也有管理科学的共同的规律。这就是要从人性出发，激发人性的善意，遏制人性的惰恶。
你既不能放纵放松管理，让雇员把人性的懒惰和罪恶带到他的工作中来。也不能无限制地提过高要求，既要马儿跑又要不吃草。
管理上不能没有制度。但管理上如果出现机械地依靠制度，否定人的灵活性，也会出现呆板的官僚主义。甚至管理人员把管理制度当作推责卸责的工具，层层加码地提出要求，把管理简单为一刀切。
台湾早年人民生活比较贫困的时候，人们对于官员公款吃喝非常在意，民愤很大。蒋经国先生也曾经对官员胡吃海喝严厉整肃，提出公务宴请五菜一汤的“梅花餐”，深得人心。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物资的丰富，人们对于官员出于公务需要的公款合理吃喝也比较宽容。同时健康饮食的理念也深入人心，很多公务人员也从内心反感无节制地暴饮暴食。
人们更关注的是公务员的执政的成效，而不是有没有吃喝的细枝末节的事情。比如很多官员和企业老板餐叙是电视新闻上都知道的事情，民众更关注他们谈了什么，而不是吃了什么。
时代在变，很多看法标准也在变。这好比1990年代台湾的慈善基金资助贫困大学生，把有手机电脑的学生排除在外，认为不符合贫困生的补助标准。现在手机电脑是学生的必需品，谁也不会认为有手机电脑的学生就不是贫困生。
当然也有官员出席富豪的奢侈宴请，只要没有利益交换，没有涉黄的招待，在台湾目前的法律上并不违规，内部管理上处罚也不重。但奢侈招待在民众心里会有观感，会反映在民众选举投票上。
时代在变，很多管理的标准也在变，但是管理制度设计上从人性出发的初衷不会变。
官员也是人，如果不因势利导，过分地苛责，官员也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搞变通，躺倒不作为，最终牺牲的是行政效率。
比如台湾设计官员特别费的制度，就是实事求是考虑到他们在公务行为上会遇见制度所不能详细列举的情形，给予他们一定裁量权。总不能履行职务叫他们自己掏腰包，世界上没有这样的雇佣关系。
不管什么样的制度，都无法永远杜绝官员贪腐乱作为的行为。有些时候碰到问题是社会文化的反映，和社会发展水平有关，并不是制度本身出了问题。遇见问题就在制度上找原因，出台更加苛刻的制度，并不能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只会适得其反。
蒋经国下乡时曾经问他“经济部长”老百姓现在物价怎样，鸡蛋一斤多少钱。“经济部长”支支吾吾答不出，蒋经国就要求停车，到附近杂货店买了一斤鸡蛋送给“经济部长”，“部长”羞愧难当。
所以管理上不要对下属一味地问责免职。有时候领导者的领导艺术，也是管理上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