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 Bull | 中国中医科学院黄璐琦院士和袁媛研究员揭示:老官山汉墓惊现300万粒紫苏果实,为千年健康食品原料提供考古实证

   药膳,这种将草本药物特性与食物营养功效相融合的养生方式,遵循中医理论调配膳食,旨在促进健康养护与疾病预防。药膳理念在人类文明中源远流长。据《周礼·天官》记载,早在周朝(公元前11世纪至前256年),宫廷医师已分为四大专科,其中"食医"居于首席。这些医师专司帝王及后妃的膳食康养,充分说明饮食调理在健康维护中的核心地位——这标志着药膳概念的形成时期。
    紫苏作为一种重要的药用植物,其用于药膳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战国至汉代成书的《尔雅》中就有记载:取紫苏嫩茎叶榨汁煮粥以养生。而始于西汉的"紫苏煨海味"更是传承至今的经典药膳范例。尽管全球70处考古遗址均发现紫苏遗存,但其中仅有九处显示出人类主动收集利用的证据,这导致对紫苏药膳功能的认识长期局限于文献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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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中国中医科学院黄璐琦院士和袁媛研究员Science Bulletin杂志上发表了题为Exploring possible ancient applications of perilla: evidence from 3 million fruit remains from Han Dynasty tombs in China的文章,基于成都天回镇老官山汉墓出土的300万粒紫苏果实遗存,本研究首次揭示了紫苏用于药膳配制的考古学证据。这一发现不仅填补了古代药膳研究的考古空白,更串联起紫苏从史前“补充食物”到汉代“养生良药”的千年演变史,为现代中医药食同源理念提供了实物证据。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白云俊博士、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姜铭、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魏雪苹为共同第一作者

    墓葬M1、M2、M3的墓主经考证分别为官吏、织工管理者及医师。其墓葬形制考究且随葬品丰厚,彰显出墓主显赫的社会地位。这些近球形果实遗存外果皮密布棱脊呈不规则多边形,经与现代紫苏样本(含两个野生种、三个栽培种及两个地方品种)比对,鉴定为紫苏属。三座墓葬分别出土紫苏果实约84.6万粒(220克)、173万粒(450克)及34.6万粒(90克),总量远超全球此前最高记录(1.85万粒),成为迄今发现的最大规模紫苏遗存

     碳十四测年显示M1、M2、M3紫苏遗存年代分别为公元前343-49年、公元前346-51年及公元前169年-公元9年(图S2及表S5),其中M3紫苏年代与该墓出土大麻遗存年代(公元前159年-公元26年)高度吻合。结合墓葬出土半两钱、五铢钱、木牍竹简等遗物,老官山墓葬年代应属西汉时期。

     紫苏果实形态解剖特征难以区分野生与栽培种,故老官山紫苏来源尚存疑。但基于以下证据,推测其为栽培种:首先,《氾胜之书》详细记载紫苏栽培法,表明汉代已掌握种植技术;其次,成都发达的汉代农业体系具备除主粮外培育经济作物的能力,老官山墓葬发现栽培大麻即为例证;再者,紫苏作为广布种适应西汉温暖气候,该气候特征已由老官山及同期墓地出土的瓜、葡萄等喜温植物遗存证实。

   老官山植物遗存发现于水浸环境,均经淤泥浮选获得。M2墓室南侧底层二号隔室集中出土稻谷、大麻及紫苏等种子/果实,表明古人设有专门存储空间。紫苏与主粮稻谷同储,暗示其地位堪比主粮。三座不同职业墓主墓中均随葬紫苏,表明其非特定群体需求。

    紫苏虽具油料潜力,但汉代植物油提取技术受限,动物油脂仍为主导,植物油直至公元5-6世纪方兴起。值得注意的是,《氾胜之书》记载西汉晚期已认知大豆与葫芦籽的油用价值,老官山同期出土大量大豆。而紫苏油记载首见于南北朝《名医别录》,暗示老官山先民可能更倾向开发大豆油料潜能。

    古代紫苏食用主要有二途:一为史前遗址(如肖家屋脊、瓦店、龙岗寺、青龙泉等)所示,在主粮不足时作为稻粟补充;二为饥馑救荒,《救荒本草》载其叶实可磨粉充饥。然汉代铁农具普及、耕地扩张及都江堰水利工程推动成都农业高度发达,稻作遗存与水田模型为证,《汉书》更载:"巴蜀广汉...土地肥饶,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民食稻鱼,亡凶年忧"。在此背景下,老官山三墓主应无饥馑之虞。故紫苏随葬表明其在日常生活中超越补充食源或救荒范畴。

    除油料与食用价值外,紫苏的药用属性备受推崇。M3墓出土医简详载百余种药用植物,印证老官山先民丰富的本草知识体系。紫苏的大规模随葬暗示时人已认知其药用特性。在中医理论中,运用紫苏体现于"疗疾"与"养生"两个维度:前者针对病后康复,后者不仅涵盖疗疾功能,更强调无病状态下的健康维系。

    老官山人骨研究揭示墓主患有多类骨病(骨赘、骨折、骨膜炎、退行性病变及龋齿等),然此类疾患超出紫苏主治范畴,三墓主同时罹患可被紫苏治愈的特定疾病概率极低,且M3医简中未见紫苏药用记载。若紫苏因疗效受医师珍视而入葬,则医师墓(M3)理当比官吏墓(M1)或织工墓(M2)随葬更多紫苏,事实恰与之相悖,这为"养生说"提供了佐证。

    紫苏入膳正是其养生功能的典型体现,尤以药粥最具代表性。《尔雅》首载紫苏粥方:"(取汁)煮粥食之,令人体香发馨";后《药性论》《尔雅翼》《本草图经》皆言其"长力气";更有《普济本事方》《严氏济生方》载"麻苏粥"方:将紫苏子与大麻仁共捣取汁,滤滓煮粥,专治虚羸便秘。值得注意的是,M2墓出土木臼——此物与织造无关,实为舂捣食药之具;而同墓南底二号隔室集中出土大麻、稻谷与紫苏,恰为墓中三大主要作物。制粥工具与原料的并存,暗示墓主生前或制食此类药膳。此外,M3医师墓虽出土铁臼杵,虽多用于制药,亦不排除加工食疗原料之可能。

    紫苏在药膳中的另一重要应用是作为药用蔬菜。早在西汉,《七发》已载紫苏炝烩鲤之法;元明清史料更详述其蒸蟹煨鸭、渍梅作酱等用法。M2墓出土鱼鸡牛羊遗骨,暗示紫苏或入荤膳——此类药膳向被认为有健脾和胃之效。其中紫苏煨鱼尤具代表性,此传统延续至今。该墓鱼骨遗存佐以《汉书》"民食稻鱼"之载,表明鱼馔乃老官山墓主族主要肉食来源。故紫苏煨鱼当为其药膳核心应用:紫苏芳香既解腥膻,其温性更可中和海鲜寒性,此效见于《中国药典》所载"解鱼蟹毒"之功。由此可见,老官山墓主珍视紫苏非仅因其蔬用价值,更重其食疗药效。

    煎汤代茶乃药膳古法。紫苏饮以叶煎汤,据《本草图经》载可健脾胃、防暑热。南宋《事林广记》记仁宗敕翰林司制消暑饮,列紫苏饮为首选;元人方回亦赋诗盛赞其效。成都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夏日酷暑难当,此类汤饮正当其用。故老官山墓主崇尚紫苏饮,实为情理中事。

   综上,紫苏因芬芳馥郁、用途广泛而深受汉代老官山先民推崇。三座高等级墓葬中巨量紫苏随葬,表明时人尤重其在药膳(粥膳、菜肴、汤饮)中的养生价值。本研究首次为紫苏药膳应用提供考古实证,为理解其在人类生活中的角色演变提供关键物证,史前时期紫苏主要作为辅粮,其独特香气已被认知;至西汉时药用价值凸显,尤以养生药膳应用为著;迄南北朝则紫苏籽油广为流行。值得注意的是,紫苏在八千年应用史中果实尺寸稳定,暗示人类未对其果实进行定向选育,这为理解紫苏驯化史提供了重要考古学视角。

    本研究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2274053、82325049)、中国中医科学院科技创新工程(CI2021A04001)及中国中医科学院创新基金(CI2023E002、CI2023D001)资助。特别鸣谢中国社会科学院杨金刚工程师、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祁耀东研究员、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温春秀研究员对本研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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