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努斯岛的监狱里，有个叫加藤忠生的年轻人。这小伙子是台湾出生的，长得眉清目秀。有一天，加藤突然吐出好多血，后来一天能吐个四五次。战犯里有以前日本军队的军医，给加藤检查了一下，发现他得了严重的肺结核。在七八十个台湾来的年轻人当中，加藤日语说得最好，大家都很喜欢他。我就跑到澳大利亚海军监狱长那儿，请求能不能让澳大利亚海军的军医好好给加藤检查检查，要是可以的话，把他送回日本吧，他回去还能跟父母见上一面呢。澳大利亚海军的两个军医给加藤拍了X光片做检查，判断他这病特别严重。监狱这边也同意让他回日本。大概过了两个星期，有艘给进驻广岛的澳军送物资的船要经过这儿，就打算让加藤搭这艘船回去。因为加藤这病传染性强，他被和大家隔离开来，谁都不让去探望。就我因为年纪大，他们觉得我被传染的可能性小，才给了我去看望他的自由。他回答说：“我年轻的时候干了不少坏事，老天爷都不要我了。”“我四岁的时候，亲妈就没了。没过多久，我爸娶了后妈，很快弟弟也出生了。从那时候起，后妈就开始变着法儿虐待我。我实在受不了，就想着找个地方躲开。有一回，我在台中火车站，混在大人堆里上了火车。到了台北，我没地方可去，就在车站大哭。这时候，跟我坐同一趟车的一个台北寺庙里的和尚收留了我。在庙里，他们教了我两三年经文。后来，台湾总督府下命令，说所有到了上学年纪的孩子都得去上学。没办法，我就被送回台中去读书。可后妈对我的坏毛病一点儿没改。我只能一门心思地读书，小学毕业的时候成绩是全班第一。毕业后，我就去当学徒了，一开始在一家小百货店干活。那儿的人都把我当跑腿的，可累可苦了。（亲爹不是人，后妈不当人）过了一阵子，我看到一家餐馆招人当学徒的广告，就去了。结果到那儿才发现，这表面上是餐馆，实际上是个妓院，里面有四五个女人。我在那儿主要就是给客人和那些女人从外面买吃的。（不还是跑腿嘛，从百货店跑腿换到一个暗娼店跑腿）那时候我也就十三四岁，那些妓女没客人的时候，就拿我当玩具逗着玩。慢慢地，我就接触到了那些男女之事。我就寻思着，无论如何得摆脱这倒霉地方。十七岁那年，正好赶上日本军队征兵，我就去了，后来成了南方战线俘虏收容所的看守。结果呢，战争结束后，我就成了战犯。我觉着我现在生病，就是因为小时候被那些女人带坏了。大家肯定都觉得我不是什么好人。”我就劝他，别这么自暴自弃，要是能找点信仰，说不定心里能好受些。我从收容所里大家一起凑的书堆里，找出两本书，一本是基督教的《新约圣经》，另一本是唯圆大德写的《亲鸾圣人叹异抄》，跟他说，这两本书你随便看哪本，好好读一读，说不定心里能有点安慰。没过多久，船从澳大利亚开到马努斯岛，加藤是被同牢房的人用担架抬着上的船。澳大利亚海军的医生，还有日本这边的医生，都觉着加藤这病太重，估计到不了日本，很可能会死在船上。送走加藤之后，接下来的两年，我们之间一点消息都没有。 昭和二十八年八月，澳大利亚军队决定把马努斯岛的监狱关掉。所以我们就被转到了巢鸭拘留所（那时候日本已经独立了，美国的监狱管理权也移交给日本政府了），还能和来看望的人见面。没过多长时间，加藤精神抖擞地来到了巢鸭拘留所。其实之前我就听家里人说，加藤在广岛的国立医院住院，还几次写信给我当医生的二儿子，问要是有治肺病的药，能不能给他寄过去。我就一直琢磨，之前看着都快不行的重病小伙子，怎么一下子恢复得这么好了？心里既好奇又高兴，就这么迎接了他。“自从我离开马努斯岛，上了轮船之后，特别是在医院那段时间，我一直捧着本《圣经》读个不停。每天都在心里祈祷：‘上帝啊！要是您觉得我该死，那就让我死吧，但求求您别把我打进地狱啊！’就这么天天求神拜佛的，也不知道咋的，我身体好像慢慢有了变化。不知不觉间，晚上睡觉不出汗了，身上也不发烧了，胃口还越来越好。我寻思着，这肯定是上帝显灵救了我呀（？？？难道不是医生给打了抗生素吗？）。不过呢，我从来没去过教堂，也没人给我讲过什么宗教的事儿，所以我也不知道上帝到底在哪儿。我就想着，得做点什么感谢上帝。同病房大概有二十来个肺结核病人，他们睡觉出的汗把睡衣都湿透了，我就帮他们洗睡衣，还给他们按摩。“病房里还有个禅宗寺院的和尚，因为肺结核住院，年纪六十多了。这人肩膀老是特别酸痛，看着就难受，我就经常给他按摩。后来，这和尚觉得自己没多少日子了，就回广岛附近乡下的寺院去了。过了大概两个月，寺院住持的夫人到医院来，说和尚还是走了。他临死前跟夫人念叨，说自己这辈子都没遇到过像我这么贴心的人，让夫人一定得想办法谢谢我。说完，夫人给了我几千日元，就回医院了。“还有一回，广岛警察署长到结核病病房来看望一个警察。那个警察快康复了，就跟署长提起了我。署长临走前就去问医院院长我的情况。院长说我病全好了，但因为我是澳大利亚军队的战犯，要是出了医院，就得送回澳大利亚，所以就先这么呆着。结果呢，署长就帮我找了份活儿，让我在广岛一家大商店里工作，管吃管住，每个月还给九千日元工资。平时有空的时候，我就一门心思读《圣经》。“每个月底发了工资，我都会拿出八千日元捐给广岛的原子弹孤儿院里。结果孤儿院院长知道我是台湾籍战犯，把这事儿告诉了当地《中国新闻》的记者。这事儿就被写成新闻报道了，后来电台还广播了。澳大利亚驻军知道后提出抗议，说既然我这战犯病都好了，要么送回澳大利亚，要么就关进日本监狱。这不，我就被送到巢鸭拘留所来了。”广岛的牧师们看了《中国新闻》上关于加藤的报道后，就想着无论如何得帮帮这个年轻人。他们通过东京的基督教青年会（YMCA）伸出援手，YMCA和拘留所沟通协调。之后，每个礼拜天，东京各个地方的教会都会邀请加藤去。把他请过去后，管一顿午饭，然后还会让他在好多信徒面前讲讲自己为什么成了基督教徒。这样的邀请越来越多。有一天，我在一份东京发行的基督教报纸上，看到一篇标题叫《基督教徒加藤青年与今村均大将》的报道。文章里居然写着是今村引导加藤信了基督教，这可把我惊到了。这肯定是误解了加藤说的什么话。实际情况就像我前面讲的，我不过就是给了加藤那本《圣经》和《叹异抄》而已。可就因为这篇报道，全日本好多地方的人都往监狱给我寄慰问信。还有人写信问我：“你都是个基督教徒了，咋还在监狱里待着啊？” 这样的信我收到了好几次。我就回了信，告诉他们我可不是基督教徒，我是秉持万教归一信念的人。后来啊，加藤忠生刑期满了，从监狱出来。他琢磨着要去照顾那些生活困难人家的孩子，就成立了一个叫“缘会”的组织。在广岛当地警察和政府部门的支持下，他在城里找了间小空房，在那儿做起了生意。主要就是为“缘会”里的人提供些便利，也不怎么想着赚大钱，就做些商品买卖。慢慢地，他这店越来越大，现在都成了一家挺像模像样的杂货店。前阵子他写信跟我说，他娶媳妇了，也有孩子了。把加藤从马努斯岛监狱送回日本两三个月后的一个晚上，出事了。我们住的地方是六排屋子，每排屋子大概住七十来号人。我因为年纪最大，就被安排在中间那排营房里。凌晨两点左右，突然“哒哒哒”地响起机关枪的声音。监狱的四个角都建有高高的瞭望塔，晚上会有当地的土人在那儿站岗看守。听到枪响，正寻思是不是他们开的枪呢，紧接着喇叭就响起来了。然后大概二十来个澳大利亚海军士兵，拿着武器冲进了囚舍，让所有人都到中间的广场集合。监狱里的工作人员把每个囚舍里的床铺都翻了个底朝天。过了一会儿，现任监狱长，是个海军少校，叫我去他办公室，然后就把我带过去了。他办公室挺大，里面摆了四张六尺长的桌子，桌子上啤酒、威士忌、白兰地堆得像小山似的，还有牙膏、肥皂、香烟这些东西。 所长对着我问：“这都是些什么？” 我就一样一样回他：“这是威士忌，这是白兰地。” 结果所长却说：“不是问这个。我是说，这些东西怎么会在这儿？”我就跟他讲：“这儿到处都是看守，而且规定晚上六点以后，战犯一步都不许往外走。在这种地方，怎么还能有这么多酒之类的东西被日本人弄进来呢？这都是你手下那些当地看守给放进来的。你们要追究我们违反规定，处分这四百人，我没意见。但我也会把你这些手下当地看守干的事儿，全给马努斯海军基地的司令官报告上去！”后来才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原来之前那阵机关枪响，是因为在我们这四百人里，有差不多九十来个台湾青年，其中有仨人，大晚上在房子背后喝威士忌，喝得酩酊大醉后就吵起来打起来了。动静闹得有点大，那些当地看守以为出什么大事儿了，就开始开枪。要说这威士忌、啤酒、白兰地这些东西，为什么会到战犯手里呢……澳大利亚海军的那些军人，被派到气候特别差的马努斯岛来服役，一般在这儿待个一年到一年半左右，就都轮岗回国了。而且因为这地方气候条件差，他们工资差不多是澳大利亚本土的两倍。可问题是，马努斯岛上连一家商店都没有。这些军人到了要回国的时候，想给家里带点伴手礼都没地儿买。不过呢，他们从当地看守那儿听说，日本人会在晚上借着灯光做各种各样的手工艺品。他们就想着，这些手工艺品当伴手礼不错啊，于是就把兵营里小卖部卖的东西拿出来，让当地看守去跟战犯说，让战犯给做手工艺品。为了表示感谢，他们就在夜里偷偷把酒啊这些东西带到牢房里来。就说现在在横滨混得相当不错的那个叫铃木康正的年轻人，他做的东西，当时可是最受澳海军军官喜欢的。我小时候经常见到那种带机关的手杖（就是手杖里面能插刀的那种），好多澳大利亚海军的官兵都喜欢这玩意儿，订的人可多了。这木手杖先不说，里面插的那个刀身，是用那种空的铁皮桶切成细细的铁片，然后打磨出来的。那手艺，真是精巧得很。除了这，像珠宝盒、香烟套装什么的，订单也不少。那些当地看守心里门儿清，知道谁擅长做什么，谁不擅长做什么，就跟澳大利亚海军那些人说，然后从中牵线搭桥赚点钱。战犯们就算做点手工活，也根本拿不到钱。没办法，就只能拜托当地看守，让他们用海军小卖部的钱帮忙买些东西。趁着晚上天黑，再把东西偷偷运到监狱里来。反正不管是铃木做的那种价值两万多的珠宝盒，还是其他人做的大概一千日元到五百日元左右的带机关手杖，所有这些东西都堆在那儿，结果自然而然地，大家烟啊酒啊什么的都不缺。那些知道我既不抽烟也不喝酒的年轻狱友，经常带那种比现在的森永巧克力厚一倍的好吃巧克力来给我。我把这些事儿跟监狱长说明白后，监狱长脸色特别难看，说：“不管咋样，必须得处罚。都发现有将近四百人在床里藏东西了，不罚可不行。”我就回他说：“除了处罚，确实也没别的办法能让大家不违规了。但是，要是你们海军基地的那些将领、士官什么的，还继续让战犯给他们做东西，那可不敢保证以后不会再出这种事儿。所以，我得向基地司令官反映，让他们别再下这种订单了。”我这么一说，最后监狱长也不发火了，就说：“你是这里面年纪最大的，以后可得多上点心，跟大家都说说，别再违规了。” 就这么着，那天早上这场从凌晨两点闹到五点的风波，最后一个人都没处罚，就这么结束了。我是打心眼里对日本人那高超的技术水平感到佩服。总的来说，在监狱这种特殊的环境里，地位军衔根本没用，一个人有什么手艺，这才是衡量价值的标准，我算是明白了。马努斯岛这边澳大利亚海军的领导，让日本战犯们建造教堂、集会所、电影院等，还修缮了码头等。结果这些战犯干得还都挺不错。慢慢地，这些澳大利亚海军的人对日本战犯的态度就变得友善起来了。后来，马努斯岛的监狱就准备关闭了。在昭和二十八年八月八日那天，把战犯们都送到了横滨，然后转送到巢鸭的日本拘留所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