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前，我作为自由人周游世界；战争后，我在每个地方都成了嫌疑人——仅因我护照上的印章（国籍）。
——茨威格，《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
茨威格在其回忆录中的这句叹息，是一位“昨日世界”的知识分子对现代流动秩序骤然收紧的最早觉察。如他所述，一战前的欧洲正处于古典自由流动的黄金时代。那时，自由迁徙被视为人的自然权利，欧洲人在各国领土间通行无阻，可以在他国自由经商、工作、置产，护照等身份文件尚未被发明，人们习惯携带的是语言、思想与技能，而非各类证件。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出于识别本国国民、防范间谍等军事安全目标，各国临时推出战时护照制度。起初，人们普遍相信护照制度作为权宜之计，会在战事结束后被废除，但护照制度并未如期消亡，反而在此后一百多年间不断发展，与签证、通行许可、海关审查等一道构成现代标准化的边境管控秩序。
茨维格的叹息呼应了亚当·麦基翁（Adam McKeown）在其力作《忧郁的秩序：亚洲移民与边境管控的全球化》（Melancholy Order: Asian Migration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Borders）中探讨的核心命题：现代边境管控体系——尽管对生活在当下的我们而言习以为常——其历史根源却并非民族国家主权行使的“理所当然”，而是源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白人移民国家希望将某些特定种族——特别是亚裔、华人——排除在该体系之外的尝试，并在20世纪30年代逐渐推广为标准化做法，成为所有主权国家移民治理的基础。麦基翁的论断具有一定颠覆性，他挑战了现代边境管控体系的“自明性”神话——那种认为民族国家主权建构必然包含对人口的管控权力，护照、签证等身份识别系统是国家治理的天然属性等传统观念。作为历史学家，麦基翁将移民史、全球史、国际政治、国际法等复杂学科用史料缜密编织，向我们展示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排华历史中，那些带有明显种族歧视的、排斥性的、不平等的签证制度、口岸审查、个体问讯、排除名单、医学检查、语言测试、离境护照、身份证明等如何被初步发明，并在一系列的复杂立法、技术调试、国际互动后，逐渐被标准化、合法化、普遍化，最终构成了当前全球边境治理的基础架构。这时我们才如梦初醒，移民治理存在于高度结构化和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中，那些习以为常的身份识别技术并非中立的技术工具，而是身份塑造、社会排斥、权力运行的重要载体。麦基翁为边境管控秩序赋予“忧郁”的底色，一种起源于歧视和排斥，随后以自由和理性为名义，以文明话语来伪装的边境秩序，即使还在持续制造结构性不平等，却已经深深嵌入民族国家的治理结构，这种难以改变的现实的确是无力而忧郁。
边境管控与民族国家建构过程的互构
先有边境，再有国家，这是本书的核心观点之一。麦基翁反对将边境管控视为民族国家形成后的自然产物，而是更注重边境管控与民族国家建构过程间的张力与互构：现代边境制度不仅仅是民族国家形成之后的治理工具，它更是民族国家形成本身的制度前提。国家并非先有边界再执行边境制度，相反，国家正是通过确定“谁不可以进来”之后，才真正明确“我们是谁”；而边境管控制度的标准化和全球扩散也是在民族国家主权能力强化和国际秩序建立的过程中才得以确立的。
本书在第一部分探讨了19世纪70年代前全球大规模移民的兴起和管控实践。作者首先打破传统移民史叙事的欧洲中心主义，他用数据向我们论证，19世纪全球移民潮中，亚洲向东南亚、美洲、澳洲等地迁徙移民的体量与主流的欧洲移民的体量几乎相当，亚洲移民在全球移民史上应当占据重要地位。正是亚洲移民的规模和复杂性，才使其成为迁入国家关注和排斥的对象。本书第一部分的内容足以让我们相信，当时的国家对于谁是被管理对象、由谁掌握边境管控的权力、哪种边境管控手段是合适的都尚不明确。比如，在前现代关于人口管控理论中，法学家和政治家们讨论的是国家如何限制本国人口的出境权，以防止本国人口流失，几乎不涉及迁入移民。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国家主权最初仅包括领土主权和国内人口管控权，国家主权和跨国流动个体间的联系尚未建立。早期也有少量对移民人口的规制措施，在非洲奴隶制刚废除、自由贸易兴起的背景下，人们出于对劳动力的人道主义关怀、维护帝国声誉、确保殖民地劳动力供给等动机，非常关注“苦力贸易”中的剥削行为（如欺诈、虐待和高死亡率）和潜在的疾病传播风险，并试图规范这种强制性质的非自由移民劳工。管制的目标是改善劳工条件，并非要禁止流动本身。
图为澳大利亚华人后裔手持其曾曾祖母移民澳大利亚时的文件。[图源：cn.nytimes.com]
第二部分的三个章节的铺陈逐渐将我们带入到19世纪末白人移民国家排华的背景下，现代边境管控制度是如何从混乱的、自相矛盾的零散实验，发展为一套隐藏歧视的、被文明话语包裹的理性制度。国家对边境管控手段的欠缺和探索在第五章得以呈现，这一时期，各国立法混乱、执行松散，国家尚未垄断对边境管控的权力。对于华人移民的管控手段是极具歧视性的，包括征税制（人头税）、许可制、客运法（吨位制）等，并限制华人入籍、剥夺参政权等。1882年美国《排华法案》是白人国家排华运动的高潮，美国以国内法的形式禁止所有华人劳工入境美国，只在第六条中对学生、商人等有限类型做出豁免，此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也跟进排华。第六、七章分析了这些排斥性政策中的种族主义取向与正在形成的民族国家身份认同之间的关联——这些政策不仅是对华人移民的种族性歧视，更是这些国家出于建构自身主权、实现/加强自治、定义本国公民身份的重要实践，因为对“他者”的排斥必将反向“自我“巩固。具体来看这一时期移民管控手段的“实验”，在正式秩序还未建立之前，参与到边境管控中的组织甚至包括航运公司（机上审查）、私人部门（移民盈利机构）、非营利组织和帮派等。政府虽然也是管控的重要主体，但共识并未形成，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司法体系、外交机构、海关组织之间互相争夺管控权，比如，美国地方官员认为其更有优势来制定排华政策，却在实践中发现缺乏与外国谈判的合法性，港口和联邦政府就如何实施排华法案频繁发生冲突，法院、外交系统就如何解释排华法争论不休；在英属澳大利亚，各殖民地出于自身利益，就是否允许华人上岸问题无法达成统一，各自治领与伦敦也无法达成一致。在“一个补丁接一个补丁的修复”后，虽然正式的管控体系并未建立，但“管控移民是单方面的主权国特权、政府的权力范围、移民的基本分类”等核心内容逐渐明确下来（189页）。到了1885-1895年，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间的相互交往滋长了国家权力，它们在面对国内排华情绪高涨、国际舆论批评其种族歧视做法时，各国政府开始构建以“文明差异”作为合法排斥华人移民的依据，并发明了更具隐匿性的手段实现排斥，“纳塔尔模式”（Natal Formula）是其中的代表。南非纳塔尔殖民地实行“读写测试法”，用语言这种貌似中立、更具“理性”的标准在事实上将所有非白人全部排除在外。这一制度也削弱了“帝国臣民”身份的效力，英属印度人也沦为被排斥者，原本重叠的帝国逻辑逐渐被民族国家逻辑取代。
图为《弗兰克莱斯利画报》（Frank Leslie's Illustrated Newspaper）于1880年3月20日刊载的旧金山市政厅广场反华集会插图。[图源：Wikipedia]
谁的自由：文明话语背后的权力不平等
“自由”和“文明”是贯穿本书始终的、最为核心的两个概念。麦基翁解构了这些原本神圣的、普世化的价值理念，向我们展示它们是如何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排华情景下被巧妙地建构和运用，以服务于白人国家的权力和利益，并掩盖其背后深刻的种族歧视和全球权力不平等结构。
“非自由的移民”是白人国家排华的核心论点之一。他们首先将所有的华人移民机构和招工者都描绘成奸猾狡诈的贪得无厌者，认为华人劳工特别是契约劳工都缺乏主动迁徙的能力，所以几乎所有的华人劳工都不是出于自己的个人意志和自然志向选择迁徙，而是被机构的诡计蒙骗才会背井离乡，那么所有的华人移民都不是“自由劳工”，自己拒绝这些劳工入境反而是在保护劳工的利益，白人国家的虚伪可见一斑。进一步，他们将华人移民的形象建构成适应帝国奴役的、完全不能自主、不知自由为何物，腐朽堕落、唯利是图的异族，这样的族群即使脱离专制，也不可能融入所在国，很容易在移入国沦为盗匪或违法乱纪者，而这将扰乱所在国的自由秩序。容易看到，白人移民国家并非真的通过“非自由”来辨别他者，而是通过建构谁是“非自由他者”，合法排斥不受欢迎的人。麦基翁以1882年《排华法案》和后续的问询制度为例指出，“自由”在法律文本中从未被否定，使用的方式恰恰是将不被欢迎者排除在“自由”之外。自由不再是人的天赋权利，而是一种由国家划分的资格条件。
“国家主权自由”是白人移民国家排华的第二大核心论点，但处处透露着白人国家的双重标准和权力等级逻辑。白人移民国家普遍强调自己对边境的垄断掌控，宣称决定谁可以进入本国领土是国家主权范畴下不可侵犯的自由权力，简而言之，排华是本国主权自由，他国无权干涉其移民政策。但这些国家反过来却又迫使当时的清政府赋予其在华公民法律豁免、享受治外法权，完全无视他国主权自由。这种在主权自由上的双重标准体现了“自由”的高度选择性和权力等级，自由被定义为强者的特权，服务于强国的利益，同时无视弱国主权、限制弱国国民的流动自由，清晰体现了所谓“主权自由”背后的权力不对等。
对亚裔和亚洲国家“非自由”话语的建构正是西方国家“文明秩序”建构的重要内容。将中国人构建为“不理解个人自由、无法适应契约关系”的非自由个体群像，大肆宣传少部分移民的“霍乱、赌博”问题，进而认为他们的到来会破坏白人社会的文明秩序和种族纯洁性，这种论述将生活习惯和文化偏见上升到文明等级的高度，将亚洲文化贬低为落后野蛮的，不仅塑造了边境制度的道德结构，也在制度层面推动了身份识别技术的广泛部署和推广。这种文明秩序的话语实际上是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眼神，它预设了西方文明的优越性，并将其他文明置于次等地位。这种“文明/非文明”的二元划分可以借用美国学者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批判西方“东方主义”理论的观点来理解，萨义德认为，西方通过将东方建构为神秘、浪漫、落后、非理性的他者，实则是在确立自身的理性与先进。无论是制造“文明/非文明”对立，还是“东方文明/西方文明”的对立，都是在为西方的种族歧视行为隐形辩护，这也正是文明话语最危险的地方，它遮蔽了排斥背后的权力不对等关系，为不平等披上正义的外衣。“自由”和“文明”话语是“忧郁的秩序”赖以建立和维系的意识形态基石，其影响至今仍在当今全球移民治理中隐现。
从治理技术到个体身份再生产
本书第三部分深入探讨了在排斥性立法确立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各种身份识别技术和行政管理技术，阐述了护照、签证、照片、指纹、体格检查、语言测试等技术手段最初被用来筛选“不受欢迎”的亚洲移民，却最终走向标准化、普遍化的过程。麦基翁在进行这一部分写作时受到福柯的微观权力理论影响，他强调，管控移民的官僚手段和“档案”不仅仅是对已有身份的简单记录，更是通过文书、表格、登记、问讯等形式对主动对个体进行分类、编码，从而把移民从一个活生生的社会人简化为一个可供官僚系统处理的“标准人”或“符号人”，其复杂的社会身份被再生产为“合法/非法的”移民身份，进而实现国家对移民的管控和规训。
移民治理的首要步骤是对人群进行分类。以美国对华人的入境管控为例，美国在《排华法案》中已明确禁止所有“华人劳工”入境美国，而在第六条款规定的豁免人群中，华人又被粗暴地简单划分为“商人”、“学生”、“外交官”。将所有“劳工”排斥在入境体系外的做法首先带有强烈的种族偏见，对于商人、学生和外交官的豁免也体现着阶级偏见，这三种职业身份之外的其他人群几乎也都被直接排斥在美国的边境体系外。即使受豁免的这三类职业身份，在实践中的识别也面临诸多麻烦，他们需要提供繁琐的证明文件，并接受严格的审查。例如，在美国海关关员对华人商人的问询中，官员通过复杂的问答试图从语言、亲属关系、地理记忆等方面确认移民的“真实身份”，如果这个商人手上有茧、衣着朴素，还可能被怀疑其是农民假扮，而事实上当时广东地区的大部分商人也同时劳作。这些程序实际上是一个身份再生产的过程，一个适应了集体网络、对其生命历程只有感性体验的华人，必须在英语、标准地理知识、家谱逻辑、职业刻板印象等多重压力下，不得不以国家预设的身份逻辑自我叙述与再现，然后被国家归类为“真实/虚假”“合法/非法”。这种对“个体”的生产，也是一种权力机制。福柯意义上的“规训社会”在此体现得尤为明显。国家通过归类、命名、编档，使移民主体进入可被管理、可被惩罚、可被拒绝的“治理网络”之中，这种治理的效果并非中性的行政行为，而是具有深刻社会后果的政治操作。麦基翁在第十章“档案与欺诈”中进一步探讨了移民群体对这一制度的回应——文件制造、移民欺诈、群体协作等策略，这些实践一方面反映了移民的主体性与抵抗力，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国家不断加码其行政机器的复杂度和严酷性，形成了“伪造—规避—强化控制”的恶性循环。书中用不多的笔墨几处提到“天使岛”（Angel Island），这个美国华人移民管控站点的历史实在是“忧郁的制度”的具象化代表。几十年间，那些在天堂岛受到长时间盘问、医学检查、羁押和遣返的华人在墙上写下的大量诗句，是个体在面对边境秩序“档案暴力”下的无声控诉。
麦基翁在这一部分的论述极具启发性，他不是要否定技术本身的价值，但提醒人们注意，边境制度的核心从来不是是否放行，而是如何定义个体、制造合法排斥。技术之所以强大，正是因为它为国家的选择性排斥提供了稳定的合法性支持。
边境秩序的全球扩散
在本书第四部分，作者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何一种原本是特定国家排斥亚裔的制度，会在20世纪初被其他国家普遍接受、复制，并最终成为全球边境治理的标准化范式？
麦基翁在这一部分的论证逻辑非常有趣，他先从被排斥的后殖民国家如何强化边境管控开始论证。他用较多篇幅介绍反对移民法的社会运动，特别是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和甘地在非洲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这些抵抗的策略并不反对白人移民国家边境管控的全部内容，相反，他们只诟病其中有明显种族歧视的具体内容，比如反对移民法羞辱合法移民、不应在移民入境后以任何理由对他们实行歧视，除非其入境身份可疑。这些代表移民利益的运动也成为强化移民管控普遍原则的主要力量，他们通过积极动员来促进普遍原则的内化，使保护国家边境转变为有关个人和集体自我规训的实践，有关纯洁度、程序平等和国家复兴的行动。亚洲、拉丁美洲等新兴国家，在20世纪初面对国际社会的“文明检验”时，或主动或被迫迎合国际标准、模仿西方边境控制模式以获得国际认可，展示其“主权国家”的治理能力与文明程度。
边境制度的扩散过程并非自上而下的强制模仿，也不是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认为的制度扩散是基于效率、互惠与合作意愿的结果，而是跨过政策学习和各国合法性建构之间的互动建构，最终，边境制度以“全球治理的常识”之姿进入每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中，边境制度从一个高度政治化、争议化的特定国家主张，转化为一个看似技术中立、行政程序透明的制度共识，国家不再需要辩护“为何拒绝某类人”，只需告诉世界“他们缺乏合法手续”。
书籍信息
《忧郁的秩序：亚洲移民与边境管控的全球化》
[美]亚当·麦基翁 著
潘一宁 译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25年2月
定价：128.00
ISBN：9787545823769
作者简介
亚当·麦基翁（Adam McKeown），美国历史学家，研究领域包括移民史、全球史等，是华人移民离散研究的先驱，推动了华人移民史研究向跨国视角的转变。曾任教于美国东北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终身教职。
译者简介
潘一宁，1984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外语系，获英语语言文学学士学位，1987年在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获东南亚史硕士学位，1998年在中山大学历史系获中美关系史博士学位。现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东亚国际关系史、东南亚冷战史和华侨华人史。
〇封面图为德裔美国摄影师Arnold Genthe于1898年拍摄的旧金山唐人街的影像。[图源：Wikipedia]
〇作者：Eki（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
〇编辑 / 排版：塑料 Jam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