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和谁结婚？中国的婚姻匹配事实

董浩和谢宇2023年在《人口学》(Demography)发表的研究，综合使用人口普查、人口抽样调查、社会调查等多种数据来源，利用百分位秩相关方法，描述了1906-1995年出生队列的教育婚姻匹配的长期趋势。文章结果表明，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演进，中国的教育婚姻匹配程度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呈现大幅且持续的上升趋势。夫妻之间的教育地位关联性显著增强，夫妻教育的相关系数从1910年队列的0.25上升到了1990年队列的0.77，“门当户对”的教育匹配趋势愈发明显。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总体趋势中存在一个重要的历史例外。对于1946-1965年出生队列而言，教育匹配强度出现了短暂但明显的波动下降和停滞现象。这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一代人的教育和婚姻受到了文革等政治运动的冲击，传统的教育匹配模式出现暂时中断。

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快速扩张，高等教育内部的层级分化日益凸显。如果说以往研究主要聚焦于高等教育与非高等教育人群之间的分野，那么Feng(2022)在《人口学》(Demography)发表的研究则将视角深入到高等教育内部，系统探讨了大学声望等级对婚配行为的塑造作用。基于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该研究使用对数乘性模型分析了1980-2010年间夫妻教育程度的结构变化与关联模式。研究结果发现，毕业于重点大学的人，相比于毕业于普通本科大学的人，更加不可能和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结婚。此外，研究中也发现，相比于大学扩招前，在大学扩招后毕业于重点大学的女性，与同样毕业于重点大学的男性结婚的可能性越来越高。

杜永潇和董浩(2023)发表在《人口研究》的文章，则将分析视角投向了中国特有的户口制度对婚姻匹配的影响。该研究运用2003-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和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81,756对夫妻数据，同时考察了不同类型城乡婚姻的教育匹配模式变化趋势，以及跨城乡户口通婚中的户口-地位交换模式是什么。其结果表明，自1960年结婚队列起，不同类型城乡婚姻的教育地位匹配程度有明显的上升趋势。此外，婚姻匹配的城乡差异巨大且持久。对于夫妻双方都是城镇户口的婚姻（城城婚），其教育背景的相似度，远高于夫妻一方或双方是农村户口的婚姻（如农农、农城、城农婚）。从跨城乡通婚的视角来看，则存在着明显的非对称户口-地位交换模式。具体而言，拥有农村户口的一方，往往需要用更高的教育地位来“补偿”，才能与城镇户口的伴侣结合。而拥有城镇户口的一方，在与农村户口的伴侣结合时，似乎并不需要对方拥有特别高的教育水平作为“交换”。数据表明，农城婚姻中的农村户口丈夫，其城镇户口妻子的教育地位比反事实的农村户口妻子低约5-10个百分点；而城农婚姻中的农村户口妻子，与其反事实农农婚姻中的丈夫地位相比，跨城乡通婚使农村户口妻子损失了大约5～12个百分点的丈夫地位。然而，从城镇户口一方的角度看，跨越城乡通婚往往并未使他们“赢得”配偶的地位优势。

Wang(2025)发表在《婚姻与家庭杂志》(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的研究，关注了婚姻市场中一个相对被忽视但极为重要的维度——年龄与教育地位的交换。该研究以年龄作为“青春”的代理指标，系统分析了中国城市地区年龄-地位交换的性别化模式。

基于2003-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25943对于22～32岁之间结婚的城镇夫妻数据，研究运用对数线性模型控制了边际分布、同质性婚姻、超配婚姻和个人内部相关性等混淆因素。其核心发现表明：相较于男性，女性表现出更明显的“青春换地位”的婚配倾向。年轻低学历女性与年长高学历男性的交换婚姻，比男性在教育和年龄上都占优势的婚姻可能性高出32%；相比之下，男性展现出对“青春换地位”交换的明显抗拒，年轻低学历男性与年长高学历女性的交换婚姻可能性比女性占双重优势的婚姻低29%。研究中同样也关注了这一模式的时期差异，结果表明女性“青春换地位”的强度在2010年后显著增强，这一时点恰好对应于中国初婚年龄快速上升的时期，反映了婚姻市场竞争加剧和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强化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