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大勇.沈从文的"被发现"与"美国汉学"——以夏志清和金介甫的沈从文研究为中心[J].民族文学研究,2012(3):8.DOI:CNKI:SUN:MZWX.0.2012-03-015.
一
“美国汉学”属于“国际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汉学”也被称作“海外汉学”、“世界汉学”或“国外汉学”，是指中国本土以外的“中国学”。而在“国际汉学”中，“美国汉学”取得的成就较为突出。“美国汉学”从19世纪30年代肇始，以卫三畏、禅治文和伯驾等为代表的传教士开始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开启了美国汉学的序幕。迄今为止，美国汉学大约经历了五个阶段的发展。其中，美国汉学界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涌现了夏志清、夏济安、李欧梵、金介甫、王德威、刘禾、葛浩文、格里德、戴维·罗伊、周蕾、安敏成、奚密、张旭东等一大批汉学家。
“美国汉学”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由于采取了与中国本土视野不同的方法论和目的论，其世界文学的向度和多元开放的文化立场，无疑给本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吹来一股新风，其贡献之一就是运用新的衡量经典作家的标尺，重新审视传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格局，发现长期被埋没的经典作家，调整经典作家的位次，重绘中国现代文学地图。而沈从文就是在此时期“美国汉学”研究中“被发现”出来的，主要归功于夏志清和金介甫两大美国汉学家。
沈从文研究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开始。鲁迅虽然没有将沈从文作品收进《中国新文学大系》，却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里将沈从文定位为一位“乡土作家”。从20年代到40年代，郭沫若、茅盾、冯乃超、巴人、苏雪林、刘西渭、贺玉波、凡容、李同愈、林默涵等人对沈从文及其创作进行了不同评价。虽然沈从文创作的独特风格在苏雪林和刘西渭那里得到肯定，但总体而言，早期的沈从文研究是不成熟的，研究内容多为随感性的片言只语，罕见系统深入的学理性研究，很多研究并非独立的文学研究，而羼杂着政治、党派和阶级等之类的因素，缺乏客观公允，对沈从文贬多扬少，对这位天才作家，此时期给予的评价竟是诸如“一贯地作为反动派而活着的”、“地主阶级的弄臣”、“空虚的作家”、“没有思想的作家”等之类的判语。总体而言，评论界还远没有充分认识到沈从文的价值和意义，因此，此时期的研究可称为沈从文研究的准备期。
从1949年到1979年的30年,国内的沈从文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仅有几部文学史如王瑶的《新文学史稿》、丁易的《中国新文学史略》、刘绶松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简单提及沈从文的创作,并且是以政治评判代替文学评价，沈从文创作价值的认可程度甚至不如1949年之前的准备期。此时期国内几乎没有一篇有关沈从文的研究论文发表,沈从文的作品在各大图书馆也难觅其影。沈从文虽是“奇珍异宝”，却被弃置深埋于地底，被人遗忘。然而，“墙里开花墙外香”，就在此时期，沈从文却在异域有了“知音”，沈从文研究在海外学者那里取得重大进展，仅就美国而言，其中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1961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美籍华人学者聂华苓1972年出版的《沈从文评传》、美国汉学家金介甫1977年出版的《沈从文笔下的中国》就对沈从文予以高度评价。特别是夏志清和金介甫的沈从文研究，产生了巨大反响，他们将被“埋没”的沈从文“挖掘”出来，重见天光，重放异彩，确立了沈从文文学大家的地位，提高了沈从文应有的文学史位次，使沈从文闻名于西方文学界。
金介甫从1982年始，联合夏志清，连续三次向瑞典文学院提名推荐沈从文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正因为他们的力荐，沈从文才进入诺奖评委马悦然的视野并得到高度评价，经马悦然的推荐，沈从文两度进入诺贝尔奖的终审名单，终因1988年过早离世而与诺奖失之交臂。
国内的沈从文研究从1980年起才正式进入了活跃和繁荣期，国内真正学术意义上的沈从文研究也始于这一时期，最早的沈从文研究成果是凌宇于1980年发表的《沈从文小说的倾向性和艺术特色》，该文给予沈从文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而这距离夏志清和金介甫“发现”沈从文已经多年了。夏志清和金介甫的沈从文研究产生于大陆的沈从文研究“空白”期，无疑具有石破天惊、振聋发聩的开创意义与先导作用，金介甫也因此被誉为沈从文研究“第一人”。当然，其重要性不仅仅体现在他们的研究起步早，亦体现在他们的研究成就大，质量高，影响大，直接启发后来的研究者。
二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以“优美作品之发现与评审”为宗旨，“发现”了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张天翼“文坛四家”的意义和价值，确立了他们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辟20页的专章的篇幅，对沈从文创作的思想艺术进行全面具体、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阐析，他将沈从文与华兹华斯、叶芝、福克纳等文学大家并提，称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夏志清第一个“发现”了被“掩埋”的沈从文，确立其文坛大家的地位。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王德威和刘绍铭都分别给予夏志清的“发现”以公正的评价：“在沈被两岸史家评者刻意忽略、湮没的年月中，夏是少数记得他并赋予极高的评价的知音”，“沈从文在三四十年代本来就薄有文名，但其作品受到‘另眼相待’，成为博士论文和专题研究题目的，也是因为《小说史》的特辟篇幅，对这位‘蛮子’另眼相看的关系……”而在金介甫看来，“不管是在卓越的艺术才华上，还是在把握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本质的能力上，沈从文都接近了鲁迅的水准”，他虽然不能与莎士比亚、巴尔扎克和乔伊斯“并列”，但超过“都德和法朗士”，“不满足”“跟莫泊桑、纪德这些二等名家相提并论”，“沈的杰作可以同契诃夫的名著媲美”，金介甫坚信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的评论家总有一天会对沈从文作出公正评价“:把沈从文、福楼拜、斯特恩、普罗斯特看成成就相等的作家。”
夏志清和金介甫从宏观上对沈从文进行总体评价和文学史定位，其意义是非常深远的。首先，夏志清对包括沈从文在内的文坛新四家的“发现和评审”，打破了之前的现代文学史中传统经典作家的位次格局，影响了读者对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作家的认识，使在这之前湮没无闻的经典作家浮出水面（如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等），而对一些传统的文学大家重新作出评价（如鲁迅、茅盾、丁玲等），重新开启了一条文学史叙事的脉络，极大地拓展和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内容，并直接启发了中国大陆后来的“重写文学史”思潮，正如王德威所说：“世纪末的学者治中国现代文学时，也许碰触到许多夏当年无从预见的理论及材料，但少有人能在另起炉灶前，不参照、辩难、或反思夏著的观点。由于像《中国现代小说史》这样的论述，使我们对中国文学现代化的看法，有了典范性的改变；后来者必须在充分吸收、辩驳夏氏的观点后，才能推陈出新，另创不同的典范。”
事实也证明夏志清判断眼光的准确性，20世纪末，《亚洲周刊》曾邀请全球知名学者评选“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而夏志清所“发现”的“文坛新四家”中的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赫然排在前五名，其中沈从文的《边城》位于中文小说第二强，我们由此不得不佩服夏志清敏锐前瞻的艺术眼力。而金介甫的沈从文研究，其意义在于以宏大的专著篇幅来专门研究沈从文，当夏志清以两万字左右的篇幅来介绍沈从文时，金介甫却以数十万字的篇幅更加隆重推出沈从文，确立沈从文文学大家的地位，后者对于扩大沈从文的影响，当显得更为重要。尤令人惊叹的是，金介甫不是一个中国人，也不是像夏志清、聂华苓一样的美籍华人，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在中美两国文化交流几乎隔绝的时期，在中国大陆沈从文研究处于一片空白之时，他在遥远的大洋彼岸，仿佛拥有一双“火眼金睛”，发现并确信沈从文的价值，潜心研究，在1977年以《沈从文笔下的中国》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并出版成专著，真是匪夷所思。所以严家炎称之为一个“奇迹”。
三
除了总体评价和文学史定位外，夏志清和金介甫还从微观上对沈从文的创作和思想进行多维的“发现与评审”，这些“发现与评审”同样具有前瞻性。事实上，新时期以来，沈从文研究进入了繁荣期，生产了大量有关沈从文的研究成果，“据中国期刊网（CNKI）显示，论文数达2.9万余篇（截止2009年），其并不包括已经出版的大量‘沈研’著作以及难以计数的博、硕学位论文。”但是这些研究成果不外乎围绕几个关键词来进行，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牧歌情调’、‘人性’、‘生命观’、‘文体作家’、以及‘乡下人’与‘现代性（民族国家想象）’等，这些关键词几乎贯穿了沈从文研究的始终（1979～2009），且构成了‘沈研’现在的整体模态和基本走势。”其中很多关键词夏志清和金介甫在多年前就已经触及到或提炼过并作出研究，虽然这种研究有的并不系统深入，甚至只是三言两语，但毕竟给后来的研究者以启发。具体而言，夏志清和金介甫研究中涉及到的关键词大致有如下几个：
（一）牧歌情调。夏志清认为“沈从文最拿手的文体”是“玲珑剔透牧歌式的文体”，“而《边城》是最完善的代表作”《长河》则“综合了田园风味、喜趣和社会批判”。金介甫认为《春》“使人想起希腊罗马传统的牧歌”，并指出“沈从文后期小说的田园风格掩饰了他对中国前途的失望”，金介甫敏锐洞察到沈从文作品中田园牧歌情调背后隐藏的脆弱性、虚空性和末世性，这其实相当准确地把握住了沈从文那不可明说、欲说还休的复杂创作心理。
（二）文体家。夏志清认为，沈从文早期就“常常在文体与主题上做各种不同的试验”，而其最成功的文体创造是把文体与牧歌结合起来，“沈从文的文体和他的‘田园视景’是整体的，不可划分的，因为这两者同是一种高度智慧的表现，一种‘静候天机、物我同心’式创造力之产品。”金介甫则认为沈从文是文体的“试验家”，在创作中进行过各种“文体试验”，高度评价沈从文“是从多方面写乡土作品的抒情诗人”，并在《沈从文传》中辟以专节进行详细阐释。
（三）现代性：民族国家想象。1990年代以后，“现代性”一词成为沈从文研究乃至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关键词，在“现代性”观念的统摄下，“民族国家想象”研究也出现在沈从文研究中。金介甫指出“湘西是一个想象的王国”，“沈从文写湘西人的作品在历史领域中具有广泛的象征意义，可以把作品当作整个中国民族的寓言来读”。至于“民族国家想象”的内容，金介甫认为，“20世纪初，中国是一个老朽而战乱的国家，沈从文希望把它重新构想成为一个仍然具有君主诸侯和武士侠客理想的青春有活力的宗族国土。”同时，这种“想象”的最终指向是“组建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组成的现代化国家”。夏志清则指出沈从文创作的另一种现代性，他认为“沈从文对人类纯真的情感与完整人格的肯定，无疑是对自满自大、轻率浮躁的中国社会的一种极有价值的批评，这种冷静明智的看法，不但用于浑朴的农村社会适当，而且用于懒散的、懦弱的、追求着虚假价值的，与土地人情断绝了关系的现代人，也很适宜。”沈从文从保守、落后的地域文化角度介入到主流意识形态对话之中去，似乎与当时中国社会激进的现代性浪潮背道而驰，但事实上他是通过另一种方式对现代性作出反思，对城市商业文明进行批判，他主张的“优美的、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是与现代性对人生存的关照要求相契合，这种人生形式是对容易滋生“自满自大、轻率浮躁”、以工具理性为特征的中国的现代性的反拨与纠正。
（四）乡下人和人性。关于沈从文小说中的都市与乡村、“城里人”与“乡下人”二元对立结构和叙述模式以及人性问题，金介甫予以充分关注。他认为沈从文小说中的“乡下人”“正直勤奋，没有上流社会的虚伪”，保持了“真诚淳朴的品质”，是“原始活力和道德优势”的代表。而《沈从文传》第五章和第六章的标题分别为“平易朴实古怪的乡下人”和“城里人：面对青春和死亡”，有意从城乡对照的视角来分析这两类人。显然，金介甫对沈从文“乡下人品格”的一再强调和推崇触及到沈从文小说的“人性”主题。夏志清着重挖掘出沈从文小说中两类人物形象：“天真未凿，但很快将要迈入成人社会的少女；陷于穷途绝境，但仍肯定生命价值的老头子——这是沈从文用来代表人类纯真的感情和在这浇漓的世界中一种不妥协的美的象征。”而沈从文通过对这两类人物身上人性的肯定，隐喻着“对自满自大、轻率浮躁的中国社会的一种极有价值的批评。”这个“浇漓的世界”和“自满自大、轻率浮躁的中国社会”无疑指向与乡村世界相对立的都市社会。夏志清三言两语就敏锐把握到沈从文小说中的城乡二元对立结构和人性主题。
四
除此以外，夏志清和金介甫的研究还体现出跨文化比较、乡土特色和人类学内涵、宗教特色等。
（一）跨文化比较。跨文化比较视角在夏志清和金介甫的研究中无所不在，主要表现为沈从文与西方文学流派以及作家作品之间关系的研究。夏志清指出沈从文“显然受了西方现代小说家的影响”，他采用“印象主义”、“象征”等西方文学概念来对沈从文作品进行分析，认为在“《在逃的前一天》、《山道中》以及许多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的无数片段中,都可以找到表现了沈从文高度印象主义写作技巧的例子”；高度评价沈从文小说《静》中象征手法的运用；用“本能的快乐”和“无意识的智慧”等西方心理学概念来分析沈从文小说中“会明”这个人物；认为沈从文的《阿丽思中国游记》“模仿了路易·卡罗尔的笔法”；金介甫则指出西方心理学理论和意识流手法对沈从文创作的影响，认为“梦幻和自由联想在沈从文后期小说农村人物的日常生活中尤其显著”，他成熟的作品中对梦中生活的描绘“更受弗洛伊德而不是浪漫气质的影响”；认为“沈从文某些最早期作品中的人物和情景从阿尔冯斯·都德的小说中借鉴而来”，而《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前几章近似“斯威夫特式的叙述”。……在夏志清和金介甫的著作中，频频提到外国作家，以及《圣经》、希腊神话和印度民间故事，对沈从文创作有直接间接的影响。正是因为夏志清、金介甫有着深厚的西方学术文化背景，比较研究似乎在他们的文本分析中信手拈来，甚至可以说，比较研究已经成为夏志清和金介甫的基本研究方法，但他们这种以西方文学为参照来评说中国现代小说（沈从文小说）的话语策略，曾经被人批评为“西方中心论”。事实上，这种观点显然有失公正。夏志清、金介甫采取跨文化的认知视角，以世界文学为坐标，企图获得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学史通观视野，把现代文学纳入到世界文学体系中，以期获得和世界文学对话的可能性，产生良性的多元互动关系，取其之长，补己之短，增强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缩小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差距，提升中国文学的总体质量。王德威对此有这样的评价：“夏（志清）发展他自己的比较文学法则,所提及的西方大师恰好像要用来弥补中国作家的不足……与其说夏对西方文学情有独钟,倒不如说他更向往一种世故精致的文学大同世界。”王德威的评价揭示出夏志清的殷殷苦心。
（二）乡土特色和人类学内涵。金介甫在《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中，以世界乡土观念为参照，考察了中国的乡土观念，他征引欧内斯特·莱瓦尔德的分类标准,将地方作家分为两类,其一是“超然”于某种政治、党派和思想之外的作家,其二是置身社会潮流之中的区域性的“民族主义”作家。而沈从文兼有这两类地方作家的特点。金介甫还第一次将沈从文作品中的苗人和福克纳小说中的黑人相提并论，并从整体上深入比较了沈从文的“湘西世界”与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两个不同的乡土世界。事实上，以福克纳来比沈从文，始于夏志清，他1961年就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把《萧萧》和福克纳的小说《八月之光》的主人公进行比较，夏志清首先将沈从文与福克纳联系起来,有开创之功,显示了学术敏感和远见，但只是点到即止，没有深入下去，金介甫则作进一步的拓展加深。金介甫还在《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里详细阐析了沈从文“以生物和文化人类学的观点看待人”观念形成的背景和具体内涵，以及如何影响到沈从文的创作及在其文本中的表现。
（三）宗教特色。金介甫在《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里探讨了沈从文的宗教思想问题。他认为沈从文的宗教总体特征表现为一种“博爱的宗教”，主要来源是基督教、“泛神论”以及“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社会和宇宙的普遍理论”等的综合影响，并具体谈到泰戈尔、托尔斯泰、但丁和歌德对沈从文宗教观的影响。夏志清对文学的宗教维度非常重视，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序言中，他认为，从总体上来说，中国现代文学缺乏一种宗教感、宗教意识和宗教信仰，过度推崇理性，导致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相比，显得“肤浅”。夏志清文学批评的宗教意识体现在他的作家作品论之中，他在《中国现代小说史》沈从文专章的一开篇就引文讨论沈从文的宗教观原因，认为沈从文的宗教观中有一种对自然神性的膜拜，“人类得跟神和自然保持着一种协调和谐的关系。只有这样才可以使我们保全做人的原始血性和骄傲，不流于贪婪和奸诈”，“他（沈从文）对古旧中国之信仰，态度之虔诚，在他同期作家中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夏志清推崇沈从文与当时各类现代意识形态迥然相异的思想特质，激赏沈从文对返璞归真的道教纯朴生活的向往，对“优美、自然、而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皈依。夏志清注意到沈从文小说中受佛家故事影响的小说叙述语体，“静侯天机，物我同心”的“田园视景”，以及供奉在“希腊小庙”中的美好人性等，都体现出他对文学与宗教相关问题的关注。
五
夏志清和金介甫都保持文学批评的独立品格和客观严谨的态度。虽然他们都非常推崇沈从文，但并没有“为尊者讳”，不回避沈从文的缺点以及其创作上存在的不足。例如夏志清指出，沈从文的早期创作，文体和结构上，“难得有几篇没有毛病的”，在小说中随意“加插大段散文式的按语和啰嗦描述”；他还引用苏雪林的批评，说他的苗族故事“繁冗拖沓”、“叨叨絮絮，说了半天，听者尚茫然不知其命意之所在”；批评他早期小说美化土著部落，“缺乏人类学研究根据”。金介甫认为沈从文初到上海时，由于“经济上的压力”，写过《长夏》、《旧梦》等之类的低劣性的色情作品，早年的“抒写自我的作品”，“写得散漫无章、毫不讲究技巧”，他在文学创作上的主要毛病是“只求感情排泄”，没有“节制自己的牢骚”。再如《沈从文传》第六章记述沈从文30年代初在大学教书时,讲课失败而出现的“窘相”等，这些都显示了传记作者和传主之间平等对话的立场和不以主观好恶的客观态度。比较另一位沈从文研究专家凌宇写的《沈从文传》，但因为对传主采取了“仰视”的态度，无法辩证指出其为人和为文中存在的不足，其对沈从文全方位的激赏与好评有时难脱溢美之嫌，连沈从文本人都认为凌宇撰写的《沈从文传》“还不能从深处抓住我的弱点”。
美国汉学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取得了较为瞩目的成果，除夏志清和金介甫外，像李欧梵的鲁迅研究和“颓废”文学史叙事研究，王德威提出的“被压抑的现代性”主张和“晚清现代性”文学史叙事研究，刘禾的“国民性”研究，格里德的胡适研究、史华慈的严复研究、戴维·罗伊的郭沫若研究、葛浩文的萧红研究、奚密的诗歌研究等，由于采取了和传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不一样的理论视野与研究方法，提出了一些具有颠覆性和解构性的命题，对中国大陆的现代文学研究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特别是从夏志清到李欧梵和王德威，成为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叙事重要的推动力量，“形成了一条80年代以来影响深远的文学史叙事”。在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中，我们不能固步自封，而要虚心借鉴吸收海外汉学（美国汉学）的学术资源和创新成果，学习其不拘陈规、多元开放的研究思维和方法，启发本土学者打破学科的壁垒和思维的束缚，开辟新的学术领域和学术生长点，加强两者之间的交流和对话，增进自身的创新能力，促进学科的良性健康的发展。当然，借鉴学习海外汉学（美国汉学），并非意味着失去自我的盲目跟风崇拜，正如温儒敏提出要警惕所谓的“汉学心态”：“这些年来，有些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和评论家，甚至包括某些颇有名气的学者，对汉学、特别是美国汉学有些过分崇拜，他们对汉学的‘跟进’，真是亦步亦趋。他们有些人已经不是一般的借鉴，而是把汉学作为追赶的学术标准，形成了一种乐此不疲的风尚”，“借鉴不是套用，对汉学盲目崇拜，甚至要当作本土的学术标准或者摹本，这种心态并不利于学科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