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灭绝罪
作者：Suzanne Shoush
译者：顾予美
编辑：阿K
我至今仍被那个怀抱饥饿婴儿的记忆所纠缠。
这段数月前的回忆更多是直击脏腑，而非理性的——指尖触碰她消瘦皮肤的触感犹如古埃及纸莎草，脆弱得仿佛一碰就会在掌中碎成齑粉。当我检查时，她那完全失去皮下脂肪的身躯静静躺着，枯瘦绵软，我胸腔里翻涌起一阵强烈的恐惧。
她脱水到哭不出眼泪，营养不良到失去惊慌的力气。我记得她那双沉静的大眼睛，不带情绪地凝视着——极度的衰竭赋予她一种年迈智者的气质。她的存在状态如此超脱尘世：明明已不符合生命存续的条件，却依然活着。
在加拿大，极少有医疗从业者会在行医过程中遇到这样的病例。尽管原住民社群面临令人震惊的食物短缺问题，但饥饿导致的严重营养不良仍属罕见，其医疗处理也极为复杂。严重营养不良后的重新进食可能引发致命的体液和电解质紊乱，因此需要密切监测和极度谨慎。
这也需要经验，而作为原住民社区里独自工作的家庭医生，我需要专业指导。于是，我联系了一位曾在加沙行医多年的医生同事，他在处理这类病例上具有丰富经验。
以色列强加的饥饿长期折磨着加沙210万巴勒斯坦人，其中近半数是儿童。近18年来，以色列通过非法封锁对加沙实施全面控制，甚至曾多次限制人均卡路里摄入量。过去的19个月，这种日常现实已演变成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
2024年7月联合国声明详细记载了多名流离失所儿童饿死的情况，专家宣布饥荒已蔓延至整个加沙地带。同年3月，以色列对加沙实施全面封锁，兑现了以色列占领部长加兰特2023年10月9日的承诺：当时他下令“我们是在与人类动物作战，必须采取相应行动”，禁止任何食物、饮水和燃料进入加沙。
这场全面封锁持续了80多天，其破坏性后果可想而知。
面对饥饿最本能的反应是寻找食物，但对处于围困中的加沙人而言这绝无可能：他们无法离开，甚至不能出海捕鱼。数千辆满载食物、饮水和药品的援助卡车滞留边境，世界中央厨房（World Central Kitchen）等试图进入的救援车队更遭到以军轰炸。巴勒斯坦人不得不采取极端手段缓解噬骨饥痛，用动物饲料、野草甚至海水充饥。
这场人为制造、本可避免的饥荒是一场战争罪行。然而，在各国政府不作为的情况下，其后果或将无法挽回。
本月早些时候，作家兼饥荒研究学者亚历克斯·德瓦尔（Alex de Waal）在《伦敦书评》撰文称加沙是“一个实验室，我们将在此见证一个民族在集体消亡前能承受多大的营养胁迫”。这种处境对“灵龟岛”（译注：原住民社群指代北美大陆）原住民而言再熟悉不过。
欧洲人到来后的短短一百年间，美洲原住民人口锐减90%以上——这段历史被称为“大灭绝时期”(The Great Dying）。后来，加拿大更是公开将饥饿作为武器来进行种族清洗，为定居殖民提供土地。
加拿大首任总理约翰·A·麦克唐纳（John A. MacDonald）曾公然宣称，要将原住民“控制在饥饿边缘”，以此迫使他们屈服，并将他们驱赶到资源匮乏、连基本基础设施都不具备的保留区。任何毗邻白人新定居点的原住民社区都可能遭到强制征用，迫使原住民不断迁徙到越来越狭小的贫瘠土地上，使他们无法进行传统的狩猎、捕鱼和采集活动。
饥饿还被用作研究渐进性营养不良对人体影响的机会。我们今天所知的许多关于饥饿对身体影响的认知，都来自加拿大医生对原住民进行的强制性实验，其中包括多伦多病童医院（现称SickKids）的著名医生弗雷德里克·蒂斯代尔（Frederick Tisdall）。
原住民儿童和社区被迫长期承受极端的营养剥夺，医疗和牙科护理也被蓄意克扣。这些实验大多是在纽伦堡审判结束后立即进行的：在那场审判中，对人类进行骇人生物医学实验的纳粹医生被判定犯下暴行，部分人甚至被判处死刑。由此诞生的《纽伦堡守则》本应防止不人道的人体实验，却显然未能阻止加拿大政府和医生以科学之名对原住民实施饥饿迫害。
这些实验的结论显而易见：饥饿是种族清洗和土地掠夺的强大工具，其本质是残酷无情的。这些暴行造成的创伤在原住民社群中代代回荡。
2022年，加拿大联邦议会一致承认政府对待原住民的方式构成种族灭绝。尽管与以色列对待加沙的手段惊人相似，加拿大政府却未能履行阻止历史在巴勒斯坦重演的职责。
当我抱着那个轻若羽毛的饥饿女婴时，感受到的是历史浩劫的千钧之重，也触摸到了生命韧性的力量。如今她已经痊愈，能够欢笑、成长、继续生活——就像从灵龟岛到巴勒斯坦的所有原住民本该拥有的权利。
空洞的联合声明与杯水车薪的援助本不可能挽救她的生命。她的幸存，源于一代代人前赴后继的抗争：在种族灭绝的残酷政策下，为争取医疗、饮水、食物、药物等基本人权而持续奋斗的成果。愿这场抗争永续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