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随着大众高等教育的普及，学生们在自由选择下面临着更多的困惑和挑战。
2.然而，教育应该引领社会风尚，而非迎合社会风气，制度的选拔与学生的自主学习需要平衡。
3.学生们在自由选择中容易迷失方向，需要明确的培养计划、稳定的学院文化和教师的权威引导。
4.通识教育是一种融入专业学习中的能力教育，旨在激发求知欲、提升判断力和运用理论知识对特殊事例做出的预见与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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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近日，哈佛首位中国毕业生代表的演讲火遍全网，却从“为国争光”变成了全网质疑。批评者认为，其内容配不上名校精英的水准。25年前《哈佛女孩刘亦婷》风靡时，国人还对精英教育充满向往。今天人们却在追问，为何名校培养出越来越多的平庸之才？
本文分析了同一个校园、同一张文凭却塑造不同命运的原因。精英教育培养出一批目标明确的学生：学术型紧盯顶尖学府，事业心锁定投行咨询，从政者深耕学生会——在同一个校园里，早已形成泾渭分明的圈子。精英的选择看似自由，实则受制于家庭视野。大学“自由转换专业”的贴心反而压抑了精英深度学习欲望，在有限时间内，沉浸学习成了不计得失的非理性选择。
当精英学生深谙成功之道(在胜任范围内不断重复成功)，“浪”的路径应运而生——用叛逆探索形成个人风格。这种状态实则是时代风尚造就的群体性情。如托克维尔所言，有一种无知恰因知之过多造成。他们的生活被即兴力量支配，从事未经学习的工作，说出未经理解的话语。
作者认为，在此条件下的“自由选择”往往沦为从众，用社会的流行代替自己的判断。这类学生的成长被成功遮蔽，他们回避困境、避开挑战，最终成为既谨慎又轻佻的书写者，是看似活跃的教育缺席者，也是看似成功的失败者。
本文原载《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7年第4期，篇幅所限，有所删节，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继承人：寻找与从游
在大众高等教育中，许多家庭与学生将上一流大学看成是孩子美好前程的“敲门砖”，许多教授却远离、甚至鄙视没有学术氛围的外面世界。师生之间追求的生活目标各异，教师仍是校园里的常驻居民，校园却成了学生的“驿站”。他们穿过本科教育这个“门厅”，是拿到打开专业学院钥匙，还是获得进入职业生涯的通行证？他们是要走进学科之内，成为学术继承人呢？还是借这四年时光，叩响某个圈子的门铃？他们究竟要成为谁的继承人？
在这所学校，最精英的那群Top Student，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最早就明确地知道自己要什么，选择的路不同，挑战也不同。
要走学术，就盯住Top five 学校。一个即将去哈佛读古典学的同学，他很早就清楚要做学术，关键在于申请国际名校，他绩点超高，在大学四年学了拉丁语、古希腊语；自学了德语和法语。他非常专注，四年就干这一件事，他百分之一百入校第一天就全力投入。
要想年薪百万，成为人生赢家，就盯住大投行或咨询公司，这一行核心竞争力在于有含金量的实习。
如果选择仕途，我一个师弟一入学就明确要混学生会、混团学（社团），要在这个江湖里混得风生水起，出人头地，这一行的难点在于要明白自己的身段是否够软，要善于给大佬当小弟，鞍前马后，任劳任怨；凌晨三点大佬电话打来，我们喝多了，你来接；于是颠儿颠儿跑去接了……然后他就真的混出头了，运气非常好，未来很可期。(FG16)
这是学生们用他们身边事例中展现出的不同的成功目标与路径：他们来路不同，去处各异。短暂的校园时光，他们选择进入不同的圈子以及不同的生涯发展轨道。众多“圈子”的出现，表明象牙塔中的共同体已经裂变；“圈子”的运作，揭示着象牙塔之外的逻辑既侵蚀又重构了校园生活。
对职业取向的学生，实习是大学学习的重要内容。学位不断膨胀、学历持续贬值，实习的履历、研究生的文凭，都是职业市场的符号资本，也是身份的重要指标。“条条大路通CS(计算机科学)，万般唯有金融高”，职业市场中对本科就业吸引力最大是高盛、花旗等顶级投行，
“少数去顶级投行的‘大佬’把薪酬的平均数拉上去了——对这一群体，再读研究生，是一项得不偿失的投资。”（E02）
根据出路的不同，学生不断地选择重组学习经历与课程模块。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压力下，复合应用型人才或跨学科培养项目有丰富的组合：人文背景加经双，适合咨询岗位、客户服务岗位；理工科背景交叉金融，针对金融机构的研究岗位有竞争力；新传叠加社会，为培养深度报道的记者量体订身。
对这一群体，如何在有限时间里，使自己的履历可视性更强，亮点更突出？“你的价值在于你过往的经历，实习既是对职业经验的熟悉，更重要的是获得机构的承认——这是你的市场价值。”（E01）履历上的亮点实为符号资本，其运行逻辑是荣誉法则——超拔于众人之上的更有显示度的指标，它的竞争既是严厉的，更是隐秘的。它需要精英圈子内的榜样示范、观察体悟、不经意地点拨以及关键时刻的提携或推荐。
多数同学还在懵懂迷糊时，他们清楚地知道所要的目标，以及达成目标的不同路径：从一个明确的、可操作性目标开始，逆向推导每一步，具体到每个时间点所需要完成的任务，整个规划都清晰、简洁。他们的风格是：直击目标，不走弯路，理性简洁，既不想入非非，更不允许失败，理性的生涯规划让他们快速成长。
履历中的符号资本不仅体现在求职中，更延伸至教育场域，在任何竞争性的选拔中，履历的符号价值均被凸显。教育机构在此已经蜕变为人力找寻中精明理性的“猎头”，猎头的筛选逻辑是清晰的，评估与预期一个年轻人的潜力与未来，依据在于他已经获得的成就，他未来发展的限度取决于他过去的努力与资格中。猎头筛选的操作逻辑是简洁的，一群申请者之间如何排序，需要简单的、可比较的数字与符号，这既可量化、一目了然且程序公正，——这即是市场逻辑所培育出的“履历书写技艺”。福柯曾剖析规训权力对履历的书写：
长期以来，普通的个性——每个人的日常个性——一直是不能进入描述领域的。被注视、被观察、被详细描述，被一种不间断的书写逐日地跟踪，是一种特权。一个人的编年史、生活报道、死后的历史研究，是他的权力象征仪式的一部分。规训方法颠倒了这种关系，降低了可描述个性的标准，并从这种描述中造就了一种控制的手段和一种支配方法。
“履历书写技艺”的出现再一次颠倒了福柯上述的规训权力，成为一种主动告白的技艺，迎合检查与评估这一新的权力运行方式，每个人的个性与特征以定量的数字与指标、定性的成就与奖励，以及各种荣誉性的符号来计量、描述，目的在于评估出高低，裁决出胜负。
在检查权力/告白技艺下，有限的校园被拓展延伸至外部世界的不同层面，校园生活变成多重轨道的折叠：第一轨道是以文凭为表征的学校人才培养规格与教学计划；第二条轨道是自我成长，如何认识自己，如何寻求朋友，如何确定自己的志趣，如何进入社会，这是一个缓慢的、尝试的过程；第三条轨道对应于实习、各种资格考试与证书，以及其后的见识与人脉，构成与知识学习并行的另一重要的学习与实践的台阶，它既是学生职业能力成长的重要环节，也是用心经营的职业敲门砖。
职业取向的学生再反思自己的本科经历时指出，只按照教学计划与学院的规定来做，根本就没有触及成功的秘笈：
“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用心一也”，来自乡村的孙学商(E03) 完成了近乎脱胎换骨的蜕变：
她中学接受的是“应试教育”，除了教材与课本，很少有其他读物。学校推行的通识教育给她打开了一扇扇精彩的窗口，她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去上通识课，她的阅读也充满着计划性，大四开始选择主要文明国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一个国家一个国家读，以获得对世界文化地理的真切感受……离校时，她的借书证上显示本科期间总借阅书目为35本。
临近毕业，她才开始明白室友整天在忙什么，对商科学生来说，实习履历与校园学习如同行走中的两条腿，哪儿短了，都是跛足。她选择继续读研：
知识真能改变命运吗？同一个校园，同一张文凭能给我们同样的出身吗？学校里的逻辑能够抵御社会的逻辑吗？这是贫困生焦点小组讨论中学生们困惑：
这里的“视野”差异正是布迪厄的“文化资本”：“成功地将先天特性的特权地位与后天获知的成绩结合在一起”，形式上是个体不同的天赋、努力与欲求的结果，实质上主要是以家庭为单位积累并传承的。他们对个人努力的确信遭遇到文化资本排斥，“某种根植于经济和政治秩序的物质性中的历史性任意裁断的社会秩序，经过自我的转换，成为一种智力的贵族统治，每一处外在呈现都反映这种统治，经由社会炼金术的运作机制，社会等级制得以自我掩饰起来，好像是一种人的成就的度量表。”
体现文化资本的“视野”指知识所转化为人的见识、趣味、辨别力与判断力。长期的熏陶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的认知图示、审美趣味以及性情倾向。文化资本如同一扇玻璃天窗，看似没有障碍，透明敞亮，只有用身心去撞击，在失败的疼痛中才体会到排斥的不露痕迹。
学校能给他们新的出身吗？他们要跻身哪个圈子？成为谁的继承人？
在这样的尝试、观望与选择中，教育该如何发生呢？传统中教育发生于师生之间的从游，“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如今的师生关系更似梅贻琦所比喻的“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看客如不得其妙，趣味索然，或左顾右盼，心猿意马，奏技者还去追逐讨好不成？没有教师的引导，学生与知识、学科、专业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了。这就涉及一个严肃的问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够替代教师的教育吗？对于大多数学生，制度如果不鼓励他们进入一个学科，获得深度的学习及相应的教育价值，而是允许他们自由地“转专业”，任何学科都有门槛，在“转”的市场逻辑下，学科门槛的高低宽严将如何调整？如果他们不跨入任何学科门槛，在DIY的积木搭拼式的课程套餐中，他们又将获得什么样的教育呢？
为什么同样的文本，有人读得津津有味，入迷入神；而换一个人，可能索然无味，完全不得其法？这就是学科的门槛：如鱼得水，兴趣盎然者，已经跨入学科的门槛；格格不入、味如嚼蜡者，即在学科门槛之外，或是不得其门径，彷徨在外；或是主动选择，不入学科之内。布迪厄的洞察富有解释力：在学习者的偏好、特长、志趣与学科知识之间，在学习者的心智结构与学科的文化结构之间，有无“亲和的默契感”或者说是“选择性的亲和感”？这是“选择/选拔”的核心机制，这个机制体现在学生一方是基于兴趣与志趣的选择，体现在学科一方则是对学习者的严格筛选。跨入学科之内的“亲和的默契感”体现为浓厚的专业兴趣，这并非专业学习的前提，而是深度的专业学习的结果。它需要课程精心的安排，需要教师的用心引导，需要学习者专心地琢磨，慢慢品味出学科的滋味与精髓，使躺在书本上的静态的知识真正化为自己的一部分，学科知识与人的情感、意志与经验融合在一起，发生化合作用，创造出“新人”——这是学科文化的教育价值，学科的思维与眼光如何转化为学习者观察与思考问题“活”的视角，“日用而不察”的概念，以及可靠的知识传统?进而形成生活风格乃至生命态度？即由专业达通识，准确地说是在深度的专业学习中达到通识教育的目的，这是人的教育中最艰难的地方。
这需要学习者“泡”（长时间的浸泡）、“炖”（煎熬与磨砺），更需要教师们——不是作为知识的生产者，或者是一个匠气十足的专家；而是既活在学科之中，又将学问化在自己身上的教师们——在日常的生活与学术研究中，身体力行地示范与教导。他的见识与判断，他的选择与坚持，他的信念与价值，这才是最真实、最有力的教育。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获得表层的知识与技能是容易的，教育中真正的困难在于学习者内在动力与热情的培植，以及判断力、辨别力与意志力的养成，它需要学习者“从游”于教师身边，观察、服从与追随。
在自由选择下，“长时间的浸泡”很难成为对学习者的制度要求。浸泡需要不被打扰，挡住外在的诱惑，一心一意地将自己放进去，先舍弃，再获得。然而，在评估制度所孕育的成功文化看来，这是一种“不计得失”的非理性选择。研究与教学之间的冲突本来就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自由选择想借学生的脚投票，使院系与教师更投入教学。实践中却非常复杂，甚至南辕北辙。
例如，教师们把学生当作未来的学者——学术继承人来培养：
教师们不难以激赏的目光关注那些深谙学科滋味的“准学术继承人”。在进入学科之后的师生关系中，从游乃是典范，如同天空的雁阵，朝一个方向，以大致相当的速度飞翔，他们之间更多是精神与趣味上的同气相求，彼此呼应。但多数普通学生学习的困难、入门的犹豫，制度能否认真地体察、理性地引导？大鱼前导，小鱼尾随，当小鱼不能游、不敢游时，制度安排谁来当教练？当小鱼不愿意跟着大鱼游、在游来游去地试错时，能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吗？
▍自由选择：试误与成长
周竞赛(S05)本科毕业时，父亲批评他：“冶游四年，不学无术”。
周竞赛自幼热爱科学，竞赛拿到一等奖。他被理学院严格挑选出来，再经过严格的培养与教育，有望成为学术“继承人”。
他曾有浓厚的专业兴趣，他不喜欢刷题，习惯自己从教科书的原理出发，通过实验、推理，探索学习的过程。一进入大学，期中考试就栽了，高数只考了50分，登录成绩是开了根号的75分。这门5学分的课程让他整个一年都在“填坑”。大一上修了23.5学分，上课与实验时间加起来每周约45小时；实验课从早上10点一直做到晚上；大一下有两门实验课。学习压力太大，有同学甚至每天只睡3～4小时，困了趴在桌上睡，醒来继续写……刚从高三过来，学习的辛苦并不是最大的障碍。
理学院对他提出更严格的身心要求，“继承人”的塑造需要付出更高昂的代价：强制学生遵循一丝不苟的学习方法，严肃朴素的生活习惯，以个人生活的极大牺牲，实践在知识学习和社会交往两方面的禁欲苦行……科学场域正是用这样的方式将“惯习”——与科研相适应的性情倾向，体现在人身上的历史——烙在其成员的身上，成为他的第二天性。面对这个“锻造”的过程，周竞赛疑惑了：
他想知道自己真正的兴趣，他想明白究竟凭借什么能力可以立足于世。世界像一本丰富的书，在他面前徐徐展开，他喜欢从直接经验中学习；可是，每天10多个小时被禁锢在实验室，他不再像中学时代那样简单快乐地做实验，他也开始戏称这是“搬砖”。这一意象来自建筑工地打小工的学徒负责给师傅搬砖、搬原料，指在实验室中承担一些重复的、基础的劳动，这些劳动看似不那么具有创造性，但需要投入时间与精力。科研的创造性正是由大量的、艰苦的、日常的劳动作为支撑的，科研的大厦正是建立在一块块砖头的聚沙成塔之中，科研精神的培养，科研伦理的坚守正是体现在这样实验室日常生活形态中，而学徒也是在这漫长、单调甚至无聊的操作中，完成身心的蜕变。网上的吐槽更让他心猿意马：理学博士，简历上除了几篇论文外，再没有任何闪光点——没有实习经历，转金融和计算机都不具备条件；没有学工经历，假期全部用在实验室搬砖；想去学而思，培训机构要求老师能绘声绘色讲解习题，多年的PhD塑造了一个木讷的理工科学生，表述能力直线下降；想考公务员，又考不赢文科生，除了是党员外，没有其他优势。谈过一次恋爱，很快分了，女友抱怨没时间陪她。（参见北京大学未名BBS论坛匿名站友：《凭什么我辛苦二十年，现在却比别人差那么多》）
与外部世界的丰富有趣相比较，实验室的生活太单调乏味了。周竞赛决定背弃严厉的师傅，慢慢且坚定地从被他喻之为“斯巴达式”的教育中退场，他成为理学院中的“转行党”。放弃科研，这种挫折感是双重的：
不是智力有问题，就是品德有问题，师傅说：这意味着不敢面对挑战，不敢正视困难。转专业真的意味放弃与懦弱吗？对自己的兴趣是否忠诚？成绩不如人真的是努力不够或者智力有问题吗？（S05）
周竞赛们陷入了两难：承认是对信心的致命打击，不正视就找不到适合自己的选择，他们不敢怀疑自己以竞赛获奖或高考高分进入时，做了一个错误的专业选择，因为那意味着对自己的否定甚至是背叛。他也不愿面对“态度有问题”之后，来自专业的承诺、责任与义务等的责难，他更不会正视“忠诚自己的兴趣”中的“兴趣”是真实的还是虚妄的？——这是他可以说服自己的唯一理由。
他们还遭遇到来自同学的蔑视，转专业这件事在同学中意味着心理上乃至身份上低人一等，学生群体中存在着撕裂。
决定留在理学院但不再做科研后，理学院一切评奖以及别的机会都与我无关了，我不能得到学院任何积极的培养。它只是给了我自由，即不禁止，不阻碍，但没给任何引导。我后来做的一切，好像是自己偷偷地，不能光明正大地放在台面上讨论，我过得到底如何，没人过问。（S05）
他在叛逆的内疚与诱惑的吸引中艰难地走出第一步，大二开始修经济双学位。经济双学位不像师傅所鄙夷得那般不堪，他喜欢社会科学的思维与视角，帮助他认识与理解身边的社会与人事。他开始对专业课彻底“放水”，他踏出去的脚步迈得越来越远。大三开始，他接手了一个濒危的社团，他的热情与投入使社团重新焕发活力。利用社团这一平台，他能自然结交家乡与北京的本省籍精英；社团给他一个实验场，他仔细地学习待人、处事、识势，他体会到了权力与金钱的力量，他看到权力怎么做事，也看到金钱怎么操作权力。社团使他提前走上社会的大舞台，他开始站起来，体会到做事的能力，成长的力量。他选择了一个社会科学院系继续读研，准备读完博士之后，出来创业。
学工教会我的是通用的能力，知识是固定的，能力是迁移的，我“不学无术”而“活动于社会”是找到了成长的法门。知识与能力是成长的两条腿，缺一不可。（S05）
他在专业学习之外，摸索适应社会的能力与成长逻辑。他先似一个弃儿，后像一个浪子，纠结地成长。大学毕业时，从校长手里接到“理学学士”证书时，他感到愧对世界一流理学院中最扎实的专业教育，他没能把一个专业学透学通。短暂的愧疚之后，他又充满热情地瞄准下一个目标。
游历的不仅仅是从实验室中出走的周竞赛，郑古典(L05) 用“试错”来定位大学的意义：
我的兴趣就是三分钟的热度，这想搞搞，那也想搞搞，这是性格特征。85%的同学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现在差不多知道想要什么了，用了四年来试错，试错完了，该毕业了。你再也没有这么丰富的资源、这么多的机会去尝试了。(L05)
她来自一所著名中学的文科实验班，以全市前10名的成绩考上北京大学。郑古典从小接受素质教育：
幼儿园就有英语口语，高三时晚自习还看小说《三体》，看英文电影“Rain Man”，玩游戏。与那些来自封闭的县中，能适应高强度的训练且坚韧不拔的同学相比，我绝对不会用坚韧和不懈努力这类词来形容我自己。(L05)
回顾四年前的入学动机，她有四重考虑：第一，北京大学的本科文凭；第二，学习基础学科，本科学的专业与今后的职业没什么关系，要打下扎实的基础，因此选择基础学科；第三，父亲告诫她，北京大学的校友人脉很重要，要求她加入社团，认识一群官二代、富二代，这很现实。第四，大学四年，应该留下一段自由的青春回忆，很开心地玩了四年。
毕业时，再评估本科四年，她用“浪”来描绘自己的状态。“浪”首先是一种心气，她挑战成功者，她曾经是他们中的一员，她深谙成功的标准与成功的策略：成功者的选择是基于成功的考虑，在自己胜任的范围内不断用成功重复成功，或者固执地待在自己舒适的区域内用舒适延缓舒适。她选课都是基于兴趣，她敢于选择最新的培养模式，她参与跨学科项目，她不在意课程的难度与分数，选了很多挑战大、难度高且得分虐的课。
“浪”还是一种探索与叛逆，要敢于按照自己的节奏走，探索形成自己风格。她以既独立又依赖、既理性又任性的方式，与父母的权威、与制度的规范对话：
从小到大，花精力最多，做得持续最久的一件事就是和家长进行博弈吧，这是我人生的权利。之前家里管得严，刚入学的时候，天天就是玩。经常喝酒，喝到一两点钟；然后去混混社团、混混BBS；然后想干嘛就去干嘛，混团学，打游戏，又做实习……然后，大三就结束了，才开始说，要不然就出国算了；然后，又开始准备出国……(L05)
“浪”并非她个人的状态，而是一个时代的风尚以及这一风尚下教育所滋生的一代人的基本性情。托克维尔在分析民主对人的性情影响时，指出有一种无知是由于知之过多而造成的：
他们的生活被即兴的力量所支配，他们往往在这种力量的支配下去做他们没有学会的事情，去说他们根本没有理解的话，去从事他们没有经过长期学习的工作。他们不能对每个目的都有清晰地认识，所以容易安于一知半解。他们的好奇心既永无止境，又是容易得到满足，因为他们所热望的是尽快知道很多东西，而不是深刻地认识这些东西。他们没有时间，而且主要是没有兴趣去深入研究事物。注意力不集中的习惯，应该被视为民主精神的最大缺陷。
大众高等教育充分尊重这即兴的力量，以及这既永无止境，又安于一知半解的好奇心，他们被尊称为“消费者”。以“尊重选择”为名，大众高等教育既满足又培养新的教育消费者，既诱惑又塑造着他们的欲望与惯习。消费者热衷于追求的过程，他们总喜欢尝试新的，不同的事物，他们喜欢的是追逐本身。在“浪”的飘飘然中，未来、方向感成为有问题的提法，未来被理解为“现在”，“现在”用种种选择既敷衍了未来，也回避了过去，时间的链条被消解为一系列的叠拼的、断裂的“片段”，在一个个细碎的、没有因果关系、没有前后连续性的片段中，他们忙碌地消费着、体验着、迷失着——这就是成长吗？
我就这搞搞，那搞搞，如果在国内找工作，随便找个月薪八千、一万的工作混一混；如果出国，申一个不算名校的名校，找个不太热门专业混一混。其他同学呢？他们学习很认真，成绩也不错。但不也是这门课学一学，那门课听一听，社团弄一弄，恋爱谈一谈……其实也是这搞一搞，那也搞一搞，然后，他们可能就是比我多挣两千块钱，或者去的学校排名高些，专业热些……他们那么努力，最后结果不也差不多吗？（L05）
理斯曼（David Riesman）在分析社会结构与社会性格的关系时，提出了富有启发的视角：当社会心理不再是“匮乏心理”而是“富裕心理”时，极易出现“他人导向”的人格特征。他们主要的心理约束是一种无处不在的焦虑，其控制装置很像雷达——敏锐地捕捉时尚与潮流，既与时俱进，也随波逐流。
一个人可以在试错中成长，一个群体呢？都需要在试错中成长吗？制度给他们提供什么保护与引导？而非仅仅是允许其试错？教育的作用呢？它不应简单复制市场的自由选择逻辑，教育制度不同于一般制度的教育性如何体现？它应引领社会风尚，而非迎合社会风气，教育的权威在于引领社会，引领的根基在哪呢？
中国教育一直在检讨年轻一代批判性思维不够，我们从小被鼓励大胆质疑，但很少被要求小心求证。随意地批判什么、怀疑什么是容易的，我们真正的困难在于选择相信什么，没有可以相信的东西，就没有办法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往前，无论是科研，还是做别的事情……(S02)
如果我们的教育不能为成长中的心灵安置一台“心理陀螺仪”——内在导航的动力机制，让他们既有航行的方向感，也有可以锭锚的方位感，而仅仅是用所谓的批判与怀疑精神“把诸神和英雄投射在洞穴岩壁上的影子从想象的心灵中抹去，这只会抽掉其精髓，削弱其力量。学生们甚至在没有任何信念之前，就学会了怀疑一切信念。”他们变得头脑空洞，心灵空疏，准确地说，生命真正的困境在于不知道可以真诚地相信什么，确定什么，在推倒一切的虚无中，生命的热情如何寄托？自由选择可以是持续地选择，用后一个选择推翻前一个选择，在教育的消费中张显所谓的自由个性；自由选择更可能是不做选择，准确地说是从众，用大众的选择代替自己的选择，用社会的流行代替自己的判断：
为什么要选商学院？因为既不知道热爱什么，也不知道不热爱什么，不幸高考成绩又这么高，有什么理由违背父母期待、挑衅社会的常识？(E01)
进而，再用成功遮蔽成长，所有的热情都被调动，角逐于分厘得失之间，小心地回避困境，谨慎地避开挑战——如同在试卷中小心地绕开丢分的“坑”，精明地找全得分的“点”，填写人生的试卷同样需要精明的“眼光”：他们是既谨慎又轻佻的书写者，他们是看似活跃的教育缺席者，他们也是看似成功的失败者。
▍结 语
通识教育是一种融入专业学习中的能力教育，如何获得知识背后的能力——激发求知欲、提升判断力，对复杂环境的控制力以及运用理论知识对特殊事例做出的预见与判断。这是通识教育的内涵，如何引导学生真实地学习，将外在的知识化作自己的经验，将躺着的知识化为认识的力量，大学教育的目的正在于此。它是深度学习所获得的判断、见识与审美，它建立在学科基础上，是对学科风格的感知与欣赏， “风格帮助人直击目标，富有远见，提升力量，而不陷入细枝末节之中，不被不想干的事物所打扰；风格是专家所独享的特权，风格是专业化学习的产物，是专业化对文化的特殊贡献”掌握了风格即掌握了学科的精髓。通识教育不仅体现在审美层面，还在智慧与信仰层面，智慧来自于知识运用所获得的自由感，责任感来自于知识所赋予个人的力量感，敬畏感来自于感受到的传统——让个体和超越自我的东西融合，对价值的认同会给生命增添难以置信的力量。如此，才能从“眼睛发亮”提升为“灵魂有光”：所学懂的知识让他感受到发现世界的喜悦，所学的东西在帮助他理解生命中所遭遇、所筹划的一切“发生”，这个学习的过程既安静又激动人心，既困顿又壮丽。学习的过程必须是专注且深入的，兴趣必须在此时此刻被激发，能力必须在此时此刻训练，人格在此时此刻被涵养。教育需要细节，需要艰苦的训练，这是一种需要在细节的掌握上耐心又耐心的过程，是沉浸于时间之流中自然而缓慢的过程，学习无捷径。
然而，在大众高等教育的背景下，在学习者自由选择的消费逻辑下，“艰苦的训练”与“刻苦地努力”易被回避，主导选择的与其说是“兴趣”，毋宁说是极易与兴趣混淆的“有趣”或“诱惑”。“有趣”与“诱惑”正是杜威所批评的“用快乐去行贿”，在这样的诱惑中，学生的注意力不能持久地集中，意志力不会得到培养。“提供多样化的选择”要区分于“令人眼花缭乱的诱惑物”，如果这投向外部世界的形形色色的兴趣不能再回转过来，再形成人格的统一性，从而具有“教学的教育性价值”，就会出现赫尔巴特所担心的状态：“我们是否会跌入轻浮的境界呢？轻浮者每时每刻都是另外一种人，至少他每时每刻都染上了别的色彩，因为他本来就根本不是固定的。他热衷于表面印象与幻想，从不把握自己，也从不把握他感兴趣的对象。”因此，他需要严格的教育：他需要专心致志的活动，他应当明晰地把握每一件事，全心全意地献身于每一件事，不应当把各种各样杂乱的痕迹刻画在他的心灵上；他还需要审思，审思将一种专心活动与另一种专心活动汇合起来！人格的形成正依赖于专心，依赖于审思，依赖于积累。学生主动的学习、自由的选择都不能替代教育。他既需要明确的培养计划、稳定的学院文化，以及教师的权威引导。
在这出教育改革的大戏中，演员是学生们，故事的主要情节是基于学生成长的自由选择，情节的关键却是制度的选拔，而这出剧所讨论的主题则是大众高等教育中精英究竟如何培养。导演却是两股既无形又无处不在的力量：教育的逻辑与理性化的逻辑——两者之间的对峙、交锋、抗争、妥协，主导着故事的起承转合。舞台已不再局限于象牙塔内，而是置身于社会的中心，高等教育已深度卷入、嵌套于社会的多重逻辑之中，它已经成为国家发展、全球竞争的核心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