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四大行长“批量落马”,撕开金融圈“校友门阀”面纱

作者 | 银妹妹

来源 | 阿尔法工场金融家

语:原工行浙江分行行长沈荣勤,中行、建行、农行浙江分行原行长郭心刚、高强与冯建龙接连落马。

国有四大行分行行长,为何齐齐折戟于浙江?

530日,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网信息,中国工商银行浙江分行原党委书记、行长沈荣勤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调查。

沈荣勤是原工商银行601398.SH)浙江省分行行长。沈荣勤之外,过去一年余时间里,郭心刚、高强、冯建龙等中国银行(601988.SH、建设银行(601988.SH)和农业银行(601288.SH)浙江省分行的三位原行长已接连落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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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四位行长落马前一年,20235月,原浙江省副省长朱从玖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调查,后因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在朱从玖分管浙江省金融工作的时期,上述四位行长也同样身居要职,在任时间高度重合;在已查证的违法违纪事实中,均涉嫌滥用信贷审批权

这场风暴中,沈荣勤尤为引人注目。

业内人士透露,沈荣勤与朱从玖私交甚笃——曾为沈荣勤出版的书籍《大银行小掌柜》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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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沈荣勤的另一重历史揭示了浙江金融系统一种隐秘、但影响更为深重的金融腐败网络

也有一种说法称,行长“批量落马”,或与唐一军案有关:通过为某上市公司控制的小贷公司提供转贷介绍等便利,从而为唐间接输送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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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长制造”

沈荣勤是浙江银行学校(现为浙江金融职业学院,下称“浙江银校”)84届毕业生

沈荣勤之前的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行长,同样是浙江银校校友,担任过该校校友总会会长。

浙江银校是名副其实的“行长摇篮”

成立于上世纪70年代,当时隶属于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一所央行直属的中专院校,浙江银校起初的使命是为浙江省及周边地区的银行系统培养基础金融人才。

2020年的官方信息介绍,彼时浙江银校已为全国金融机构输送了6名经济金融人才,约占全省金融从业人员的四分之一

令人瞩目的是,在浙江银校的历届校友中,担任各级各类行长者超过5000人,近百名校友成为省级分行及以上领导。

沈荣勤所在的84毕业生中,不仅产生过证监会高层,还有多家全国股份制银行董事长、行长等一众重量级人物。这些校友在全国金融系统核心机构迄今仍占据重要位置。

令人遗憾的是,浙江银校的校友圈中也出现了多位涉嫌腐败的金融系统高管。

例如,原农业银行副行长楼文龙、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何兴祥、国家开发银行浙江省分行副行长倪贤孟等人,均因涉嫌腐败问题而被调查。

其中,楼文龙之妻吴晓敏亦从该校出身,曾任国信证券(002736.SZ)投行部总经理。


这些落马高管的案例,揭露出一个令人不安的迹象——类似这样的金融校友既是人才输送的管道,也形成了一些腐败的网络



图片校友“门阀”


浙江银校校友圈之所以能在金融系统中形成如此深远的影响,与其独特的地域就业闭环,以及金融行业的特性密切相关。


作为中国经济最活跃的省份之一,浙江省内对金融专业人才的需求长期旺盛。大量浙江银校毕业生选择本地就业,深度渗透至各大银行、信托、财税及监管体系,构建出以浙江为核心的本地校友金融圈。


在这个圈层中,早期毕业生通过基层岗位积累逐步升迁至银行高层,再反过来提携后辈,形成地域-院校-职位的封闭通道。


以工行为例,浙江省分行曾连续多年由84浙江银校校友掌舵,其内部传帮带文化尤为典型。


1995年,江银校正式成立校友总会,迅速在全省11个地市铺设网络。这一组织原本旨在校友联络,促进学生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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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网络的紧密联系,为金融行业高度依赖人脉、信任机制的运行模式提供了天然支撑。


然而,当多位重量级校友跻身权力高位,校友会的功能,也在某种程度上渐渐异化为小圈子内的资源配置平台 


动辄数亿的信贷项目,靠熟人降低信息不对称和操作风险,是业界惯例。


但在地方金融圈,这种人脉机制被过度放大,且表现得更为集中。一旦规则失守,就极易演化为关系腐败隐形链条。


在浙省,地方金融权力高度集中,银行系统的核心决策权多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与此同时,浙江银校的校友圈几乎涵盖了整个浙江省的金融系统使得不正当的利益交换愈加容易发生。


因为其毕业生基数庞大,总有部分人能跻身领导层这些领导“提携”后辈,从而形成牢固的“金融门阀”


类似浙江银校构建方式的地方金融院校,在中国造就了庞大的校友金融生态。


例如,已落马的前光大集团董事长李晓鹏,即是河南银行学校77届校友。与浙江银行学校84届类似,仅在河南银行学校这一届校友中,就涌现了40余位省级分行行长。


随着越来越多校友进入金融系统的核心位置,属地关系型校友网络,又产生了新的层级链接,乃至向上逐级“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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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的圈子

浙江几大行的行长在任时的共同点之一,便是与原“金融副省长”朱从玖关系密切。

朱从玖是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85届(下称“五道口85届”)毕业生。

学术期刊《经济管理》的一项研究表明,校友之间的专业差异和年龄差异越小,校友关系的作用越明显。而校友间的关系越紧密,其腐败的风险越高。

巧合的是,“五道口85届”也是“高危批次”之一:原中国银行董事长刘连舸、原证监会主席助理张育军、证大集团创始人戴志康、原人保集团(601319.SH)董事长罗熹等人,皆出身该届。他们之中,有人落马获刑,有人被免职。

“五道口85届”校友朱从玖与浙江银校校友圈一线地方的直管权力结合,形成了更为复杂的金融腐败结构。

过度依赖人情与校友关系的权力运作机制下,制度和规则被边缘化、监管形式化、流程形式化,为腐败大开方便之门。

要打破这种“校友-权力-资本”循环,必须推动金融机构从“关系型”向“规则型”的转型。

例如,提升信息公开透明度,强化信贷审批和投资流程的规范性,淡化血缘、地缘、乃至校缘,对金融决策的干预。

金融行业本质上应是一套规则驱动、信任至上的市场体系。只有在制度治理中重建信任,中国的金融体系才能真正摆脱隐秘网络的羁绊,走向稳健、透明、可持续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