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世界卫生组织对于健康的定义：“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或虚弱，而是身体、心理及社会适应的完好状态。”这一整体性的视角向我们揭示了：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三者共同组成了健康。在现代社会，亚健康人群日益扩大，身体上的疾病至少还可观测，有标准化的治疗程序。而精神健康问题却陷入深深的困扰当中，一方面被简化为了生物学层面的“大脑问题”，另一方面被污名化为“道德沦丧”。这背后的社会结构性根源（资本主义异化、文化规训、制度排斥）则被扭曲遮蔽。
本文试图沿着这一问题意识展开：在社会的限制和人们的认知偏见影响下，为什么“精神疾病”这种说法容易把有心理困扰的人变成大家眼中的“异类”？如果我们换成“精神痛苦”来描述这些困扰，能不能打破现有的社会观念和对待方式，让大家把精神健康问题看作每个人都可能经历的事情，而不是特殊的怪病去对待？
一、被扭曲的“精神疾病”
世界卫生组织将健康定义为“身体、心理及社会适应的完好状态”，但精神健康问题却陷入双重困境：一方面被简化为生物学层面的“大脑故障”，另一方面被污名化为“道德失败”。这种扭曲的叙事背后，是社会权力与文化规训的合谋。
自15世纪以来，“疯癫的形象一直萦绕着西方人的想象”（福柯，1999：17）。从中世纪的麻风病院到17世纪的禁闭所，社会用物理隔离的办法，将行为举止带有非理性的群体标榜为“异类”。福柯指出，即便麻风病消失，“附着于麻疯病人形象上的价值观和意象”仍延续存在，贫苦流民、罪犯和“精神错乱者”接替其成为新的排斥对象（福柯，1999：9-10）。这种排斥本质是社会秩序对于“异常”的规训，正如《精神病院里的正常人》揭示的贝特莱姆医院案例：中世纪精神病人被铁链束缚、鞭打，“治疗”本质是对身体的暴力控制（苏珊娜・卡哈兰，2021：29）。
当代社会则是通过更为隐蔽的医学来实现隐性约束。临床实践中，医生“高度依赖图表、百分数和实验结果等客观事实，不再观察病人”（苏珊娜・卡哈兰，2021：93），将精神上的痛苦简化为某种神经递质失衡或基因缺陷。例如，英国抗抑郁药处方量十年增长108.5%（弗格森，2016：227），这种“药物万能论”实则是对社会根源问题的逃避，正如《精神疾病制造商》批判的：真正的治疗，始于对社会的治疗。换言之，精神健康危机的根源不在个体，而在社会结构。
二、“精神疾病”标签的双重困境
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福柯揭示医学如何将疾病剥离出社会体系，使其成为“与生俱来的原始性质”（福柯，2011：17）。这种模式下，“器官只是疾病的承受物”（福柯，2011：10），抑郁症被简化为个体调节情绪能力的缺乏，焦虑被归因于大脑杏仁核过度激活，却忽视患者可能正在经历的失业、家暴或文化认同危机。凯博文在《痛苦和疾病的社会根源》中发现，中国“神经衰弱”患者常将职场压力转化为头痛、失眠等躯体症状，“疾病成为了他生活的中心，是对现实不满的间接表达”（凯博文，2008：23），但临床诊断往往仅针对生理表象，也就是头痛医头的简单归因，并未触及表象背后揭示的深层问题。
这种医学视角的局限，不仅导致对个体困境的误读，更潜移默化地为社会标签化提供了认知土壤，当疾病被剥离社会脉络简化为个体现象，“精神疾病” 便成为一种无需追问社会根源的“快思考”标签，在无形中完成了从医学诊断到社会排斥的异化过程。现代社会用“精神疾病”标签替代物理囚禁，形成更深远的社会排斥。《精神病院里的正常人》的经典实验中，假病人因幻听标签被强制住院，其正常行为（如假病人记录观察笔记）被曲解为“症状”，揭示了“精神病就只存在于观察者的眼里”（苏珊娜・卡哈兰，2021：45）。这种标签化导致双重伤害：患者因“病耻感”隐瞒病情，如《中国精神卫生服务》指出，大部分患者因害怕歧视而“自助”成为无奈选择（叶锦成、高万红，2012：101）；社会则将精神痛苦归咎于“个体脆弱”，忽视其背后的社会性压力，比如资本主义异化导致的“劳动过程失控感”（弗格森，2016：214）。
三、“精神痛苦”的共情优势
用“精神痛苦”这个说法来代替“精神疾病”，实际上是想把精神方面的困扰，从“不正常的生理问题”，转变成“人在面对压力时的自然反应”。《四国精神卫生服务体系比较》指出，精神健康与精神障碍只是“处于同一光谱的不同位置”（R.paul olson，2008：5），正如胃炎是消化系统对压力的抵抗，抑郁可视为心理系统对长期遭受外部压力的反抗。《精神疾病制造商》强调，“没有任何情感痛苦是先天的”（弗格森，2016：228），英国年轻人抗抑郁药滥用的背后，是“极端不平等导致的价值感崩塌”（弗格森，2016：228）。
当我们将视角从个体转向环境时，精神痛苦将成为社会问题显现的最佳方式。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提到，17世纪的禁闭制度本质是“从贫困、失业的社会角度感知疯癫”（福柯，1999：62），当代996工作制下的焦虑则是资本主义利益至上的必然产物。凯博文的研究进一步证明，在中国，人们把“心理—社会压力”转化为身体不适的情况，其实是在文化习惯中应对压力的一种表达方式。（凯博文，2008：60），当个体无法用语言表达生活中的压抑时，身体成为唯一的“合法抗议渠道”。（凯博文，2008：49）
四、语言重构的实践路径
（一）认知与文化带来的阻力
精神痛苦的“不可见性”使其更易成为认知偏见的牺牲品。《思考快与慢》提到了，人类直觉系统（系统1）倾向于将不可观测的现象快速归类为“危险”或“缺陷”（丹尼尔・卡尼曼，2012：53），如将抑郁症等同于“懒惰”，却对心脏病患者报以同情。这种偏见在媒体报道中被进一步放大：当精神疾病患者卷入暴力事件时，“疾病标签”往往成为唯一解释，而忽视社会支持缺失、药物断供等真正引起问题的社会因素。
文化差异塑造了不同的痛苦叙事。在东亚羞耻感文化中，“躯体化”成为主流应对方式。“在中国，身体问题是寻求帮助的合理缘由，心理问题则缺乏社会标记”（凯博文，2008：52）。相比之下，西方个人主义文化更鼓励通过心理咨询诉说痛苦，但这也可能导致新的问题：认知行为疗法常被异化为“快速重返劳动力市场的工具”（弗格森，2016：132），忽视痛苦的社会意义。
（二）解构标签，重建自我认同
阿德勒在《生命对你意味这什么？》中提出，精神痛苦常源于“错误的生活目标”，一起来看这个案例：
如果说我找来一架梯子，爬上黑板的顶端，并且一屁股坐上去。那么，看到这一情景的人一定会觉得我疯了。他们困惑的是我为什么要找来梯子，为什么要爬上去，并且以不雅观的姿势坐在上面。然而，假如他们了解到，我之所以坐在黑板的顶端，是因为如果我不坐在高于其他人的位置上，我就会感觉自卑，我只有待在俯视学生的位置上，才会有安全感，他们至少就不会认为我疯得那么厉害了。我选用了一种非常合理的工具，并且依照计划行事，可以说，我的方法是非常明智的。他们之所以觉得我疯了，是因为我对优越感目标的解释。如果有人能够让我相信我的想法是错误的，那么，我也会改变我的行为。然而，假如他们无法令我改变目标，只是拿走了我的梯子，那么，我可能会用椅子，再次爬上去。如果他们再拿走椅子，我可能会跳着爬上去。这是神经病患者的共同特征，他们自认为选用了最正确的方法。我们需要改变的是他们的目标。这个目标一旦发生变化，他们的心态和行为也会进行相应的调整。他们会用新的态度和方式来对待新的目标。（阿尔弗雷德・阿德勒，1932：65）。
因而心理咨询的关键是在于帮助患者重述经历，例如将抑郁症故事转化为“在剥削的职场中耗尽了心理能量”的生存叙事，而非“个人失败”。《中国精神卫生服务》强调的“带入问题环境解决”（叶锦成、高万红，2012：60），正是通过挖掘社会情境中的压力来源，来打破疾病等于个人责任的认知陷阱。
（三）从隔离治疗到环境治疗
北欧国家的经验提供了制度参考：挪威将“全体居民福利视为社会责任”（R.paulolson，2008：102），通过社区心理驿站、反歧视立法等措施，将精神健康服务嵌入到日常生活中。中国的“以家庭为本”社区康复模式（叶锦成、高万红，2012：105）则启示我们，构建“家庭-社区-专业机构”支持网络，比单纯药物治疗更能缓解结构性压力。正如《四国》指出的“公平可及性”原则（R.paulolson，2008：296），精神卫生服务不应是一种奢侈品，而应是一种社会系统的公共服务供给。
五、结语
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警示：“我们胆怯而软弱，贪婪、衰老、出言不逊。我环视左右，皆是愚人。”（福柯，1999：18）这种对“非理性”的恐惧，本质是社会对“完美理性”的病态追求。当我们用“精神痛苦”替代“精神疾病”，不是否定生物学因素的存在，而是拒绝将复杂的人性简化为“异类”。
真正的改变始于承认：精神痛苦是社会系统失去平衡的信号，而非个体的失败。这需要我们在语言上改变这种污名化标签，在制度上重建支持网络，更需要社会从利益至上的资本主义视角中觉醒，将人的完整作为终极目标。正如弗格森所言：“唯有透过集体行动挑战资本主义的运行逻辑，才能创造一个不以利润驱动、基于人类需求的社会。”（弗格森，2016：305）或许，精神健康的答案，在于构建一个允许脆弱、接纳差异、共担痛苦的集体环境。在那里，每个灵魂都不必因不合群而成为“异类”，而是作为完整的人被看见、被接纳、被尊重！
•本期作者：李雪辉，华南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研究中心研究生
•本期编辑：丝瓜笑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