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操作层面的流量指标并非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关键目标，流量分配规则的制定及主流媒体角色功能的转型，才是支撑系统性变革、服务国家战略格局更为根本的问题。本文通过对主流媒体主体性实践的回顾，分析其流量竞争中面临的主动性缺失困境，指出主流媒体须突破传统角色认知，推进组织结构的系统性变革，构建平台生态，以“平台+精英”的组织架构掌握流量分配规则和内容生产策略，实现系统性变革目标。
【关键词】主流媒体；平台化转型；流量分配；系统性变革；内容生产
操作层面的流量指标并非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关键目标，流量分配规则的制定及主流媒体角色功能的转型，才是支撑系统性变革、服务国家战略格局更为根本的问题。本文通过对主流媒体主体性实践的回顾，分析其流量竞争中面临的主动性缺失困境，指出主流媒体须突破传统角色认知，推进组织结构的系统性变革，构建平台生态，以“平台+精英”的组织架构掌握流量分配规则和内容生产策略，实现系统性变革目标。
【关键词】主流媒体；平台化转型；流量分配；系统性变革；内容生产
一、引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学习辅导百问指出，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要坚持流量和效果说话，用互联网思维主导资源配置。流量维度引入主流媒体评价体系，渗入内容生产的全部流程，以期解决传播力弱、影响力不足的困局。主流媒体应针对用户偏好在内容生产、渠道选择、效果评估等方面积极变革调整，追求高质量的大流量。
有观点认为，数量和质量并重的流量问题是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主要问题，也是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关键目标。然而，从信息环境持续跨越式革新的整体视角来看，操作层面的流量得失是否确然是关乎主流媒体生死存亡的问题？
首要困境便是数量和质量的此消彼长。如果追求一时爆款的短期流量、盲目迎合用户的低俗流量、重视数量而非质量的低质流量，那么主流媒体将会困于流量厮杀之中，难以肩负起价值引领和舆论引导的关键任务。执着于追求质量，往往伴随成本的大幅提升及用户群的迅速收缩，虽也不乏逆袭式的成功案例，但更多是默默无闻。流量确实是主流媒体面临的重要问题，但并非系统性变革的关键问题。更多意义上，流量分配及其规则设定、主流媒体自身功能和角色转型，才是支撑系统性变革、服务国家战略格局更为根本的问题。由此，本文系统梳理主流媒体发展历程与主体性实践，在借鉴商业互联网平台流量策略的基础上，探讨适应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掌握流量分配规则的角色认知、组织架构及结构特征，尝试提出主流媒体的总体平台化转型假设及自身平台化基础上特定的内容生产创新策略。
二、主流媒体的主体性实践回溯
（一）媒体融合的政策背景与实践历程
面对传媒产业发展的结构性困境，我国主流媒体自 21 世纪初便不断探索媒体转型发展的实践路径，形成以媒体融合为中心，以政策引领、实践探索、结构变革为线索的历史发展轨迹。
2007至2013年，各主流媒体进行自发的融合实践，通过内部资源重新配置进行渠道和工具上的整合更新，这一阶段国家政策尚未提供纲领性指导。伴随互联网的接入与普及，主流媒体利用新兴技术纷纷“上网”，在保持传统媒体运行机制的基础上，为适应市场的灵活变化，主流媒体开始打破原有的科层结构，对于职能部门进行模块化的调整[1]，并尝试运用新媒体形态开拓新的内容分发渠道。
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适应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的新情况，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2]。在政策话语层面首次提出“媒体融合”概念。
“媒体融合是媒体转型的一场革命。”[3]媒体融合发展是新闻业变革的应有之义[4]。为全面推进媒体转型，必须牢牢抓住媒体融合这个核心。2014年至2024年，媒体融合进入中央整体部署、财政支持的国家战略阶段。2014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现代传播体系”的建设目标，媒体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各主流媒体积极投入转型实践中，提升功能性的手段与能力，进行结构化改革，使之在功能与结构上与互联网、融媒体相适应。人民日报等大型新闻媒体尝试建立“中央厨房”模式，探索全媒体融合报道的生产运营机制。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为应对“中央厨房”日常利用效率低、用户资源开发利用不足、传播渠道难以自主掌控等问题，大型主流媒体尝试搭建自己的客户端，地方主流媒体则利用广泛的群众优势及对海量民生政务信息的掌握，投入到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中。以主流媒体为主体的改革与实践增强了其融入新媒体时代的能力，拓展了主体功能与传播渠道，但面临媒介形式多而不精，横向差异小、纵向联系弱等问题，与顶层设计构想的“现代传播体系”仍有差距。
2019年1月25日，中央政治局在人民日报社就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举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提出“四全媒体”“全媒体传播体系”的总目标。
2019年3月16日，《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指出媒体融合应向纵深发展。2023年10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对主流媒体提出“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的功能要求。“全媒体传播体系”的目标与实践已经关注到信息环境的整体变化与结构性变革的必要性，主体内部的深度融合实践和功能复合的平台尝试并行开展。
2024年，媒体融合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工作机制的评价体系，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战略目标。
梳理主流媒体融合转型的发展历程，经历了从媒介融合到媒体融合、再到社会融合的发展脉络[5]。传播体系与传播能力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6]，顶层设计要求主流媒体更好担负起复杂舆论环境中的核心责任。“体制机制改革是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基石议题”[7]，从零散的资源增长与效率提升到体制机制改革下多要素的相互耦合与联动响应，亟需主流媒体转变主体视角，以系统化的思维审视自身主体性的关键问题，围绕体制机制进行结构性变革。
（二）政策话语下主流媒体的主体性建构
主流媒体以其职能和角色在新闻媒体中占据特定的位置，在实践和政策话语中呈现出多元行动者网络中关键主体与节点的重要作用[8]。从职能实践出发，原有政策将主流媒体理解为社会场域的重要主体，承担起主体性的社会角色[9]，如生产大众喜闻乐见的内容生产主体、介入地方治理实践的社会治理主体[10]、实现资源汇聚的社会整合主体[11]等。此种将主流媒体视作社会主体的理解出于对其职能和角色理解的惯性，在社会主体相对单一的情境下能够清晰把握主流媒体的作用，但随着社会主体多元化、社会系统复杂化的发展，新的社会背景要求主流媒体承担起新的社会角色，仅视为社会主体难以支撑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从而服务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战略格局。
在商业互联网平台汇聚大量用户、吸引海量流量的背景下，将流量纳入主流媒体的评价考核体系并不是全盘肯定流量价值，而是看重流量在发挥主流媒体核心职能上的重要作用。角色和功能是一体两分的关系，对于自身角色的认知影响着主流媒体如何有效利用流量以发挥关键作用，倘若主流媒体一头扎进商业平台流量竞争的“角斗场”，与 up 主、MCN 机构等其他市场化社会主体进行流量“厮杀”，不仅由于政策限制和自身特殊定位难以占据市场化平台流量竞争的上风，陷入“邯郸学步”的困境，更不能充分发挥主流媒体价值引领和舆论引导的关键作用。
面临竞争，主流媒体从自身擅长的优质内容入手，结合融媒体技术，提出“内容为王”的攻坚方向，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主流媒体陆续产出一大批优质的全媒体内容产品，吸引用户观看，在互联网受到广泛关注。然而，用户需求有其广泛性和多样性，主流媒体的组织架构与生产流程相较于数量众多、体量灵活的up主或MCN机构而言，难以时时切合用户需求。同时，市场化社会主体依托商业互联网平台的算法推荐与流量分配，精准触达用户，越过媒体与用户直接取得联系。在与党派政治深度连接的媒介环境中，西方主流媒体同样面临着影响力人物的冲击和关于“主流”的讨论[12]。由于丧失对传播渠道的控制，传统“新闻机构—受众”的连接方式，经商业平台中介转变为“新闻机构—平台媒体—用户”，甚至“平台媒体—用户”的模式[13]，平台媒体成为多数用户认可的新闻来源。
回归媒体融合的发展历程，以渠道融合而始，在解决传播渠道普遍可及性的基础之上强调内容的重要性。而今，流量成为影响可见性的关键因素，平台对于传播渠道的把控不再是渠道为王时代单纯的可及性问题，而是流量分配及其规则的设定。
因此，主流媒体若仅作为优质内容的生产主体，即便生产出高质量的内容产品，仍需要借助平台的传播渠道进行内容分发、流量获取与注意力吸引，难以真正掌握流量分配及其规则，在“流量角斗场”中即便赢得了竞争胜利，仍旧是等待流量分配的“流量奴隶”。
（三）主流媒体平台转型的实践探索
媒体的平台化和平台的媒体化，是媒介融合的典型特征和趋势[14]。商业平台在引入专业媒体入驻的同时，鼓励用户原创内容生产，扩大原创内容来源。相应地，主流媒体在原有实践与整体融合变革上均有平台化的实践探索。
传统媒体时代，主流媒体开设知名作者专栏，内部培养与选取明星记者报道，外部邀请专家学者建立媒体智库，面向读者征集或来信反馈，主动提供第三方生产的渠道和平台。在主流媒体整体变革的部署上，中央厨房、县级融媒体等实践均是流程再造、资源整合、媒体融合的平台化探索，建立自主可控的传播平台更是主流媒体平台建设的主流基调与政策要求。
总结主流媒体平台化的两种路径，一种是嵌入商业互联网平台，借助平台影响力生产和传播内容，成为平台的优质内容生产主体；另一种是打造自建平台，具体包括面向用户的自有客户端（to C 型），如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客户端，以及面向行业生态的枢纽型技术服务平台（to B 型），为其他内容生产主体提供技术支撑和综合性服务[15]。分析以上主流媒体平台化探索路径，虽相较于直接进行内容生产的社会主体，转变成为一线内容生产者提供专业支撑、价值引导和创新开拓的新型社会整合者[16]，但其转型实践仍受制于主体认知惯性、权威导向的生产逻辑及精英化治理思维的三重矛盾，难以突破“优质内容供给者”的生态位锁定状态。
反观商业互联网平台，在发展中不断推陈出新，从原有的门户网站到社交平台，再到基于场景的应用平台和依托数智技术的算法型内容推送平台，平台生态愈加成熟。以开放性、普适性、多元化为特征，汇聚大流量，吸引注意力，最终实现商业变现。
然而，主流媒体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媒体，绝不是以用户规模及商业利润最大化为运作的第一诉求，而是追求政治、文化与社会价值的实现[16]。在内容与平台调性的价值分野之下，主流媒体不是不去进行以平台为目标的转型，而是不能照搬照抄商业平台的一般逻辑和建设路径。平台逻辑和媒体逻辑本质上是媒体公共性与平台商业性的关系，二者不可偏废，未来应探索以平台逻辑为基础、媒介逻辑为进阶的价值遵循，即媒体平台逻辑[11]。数字平台应作为信息匹配、资源供给、渠道整合、社会服务的系统化机制，成为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重要载体。
因此，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中目标的平台建设应呈现怎样的结构化特征，如何在平台之上发挥价值引领和舆论引导的关键职能，从而推进组织结构的系统性变革，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支撑传播能力与传播体系现代化以有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
三、平台结构转型与内容生态创新
“传统媒体所存在的结构性困境是根源性拖累。”[17]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不仅要在内容生产、渠道选择、效果评估等层面汇聚资源、提高效率、扩大影响，更亟须配合自我认知的提升进行组织架构的调整。社会主体不是主流媒体角色定位的终点，平台也许才是主流媒体的未来变革方向，主流媒体应当自己成为平台和生态，并在平台化基础上进行主体引入和生产组织。
（一）平台化转型动因与流量规则博弈
数字时代，平台作为互联网基础设施与组织架构重塑了现代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同时促进“人际信任”向“系统信任”过渡，提供个体利益表达和公共问题讨论的开放对话舞台，为促进对话民主和重构合法性提供全新契机[18]。
商业互联网平台在算法技术和人工运营的协同运作下，受到经济利益的驱使，通过影响可见性机制操纵注意力资源分配，进而影响用户观看[19]。平台的可见性机制本质上是流量分配及规则设定，流量背后海量用户的注意力由此进行“二次售卖”，实现变现。因此，平台中介的可见性机制使得可见成为一种重要的奖励和资源，平台中的主体争夺流量实际上就是争夺可见[20]。
新的媒介生态下，平台上的个体和组织都被高度节点化，主流媒体成为其间关键的信息连接节点。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讲，节点化使得主流媒体的角色和地位“下降”到与个人和普通组织一样的境地[21]，虽为重要节点但在组织结构上仍受制于平台的整体规则。实际而言，主流媒体在不同商业平台上的官方号，虽在不同渠道上共同组成传播矩阵，但在具体平台上面对着数量庞大的内容生产者以及拥有多影响力主体的 MCN 机构。面对主体间层面市场化主体的流量竞争，主流媒体进行“中央厨房”、县级融媒体等一系列平台转型的有益尝试，但其并未促使本质性理解的提升，而是仍在人员整合、素材汇聚、内容生产效率等主体要素层面进行探索，与用户的连接仍受到微博、微信、B 站等商业平台流量分配的影响。
“流量”是平台生态下具有可计算的、被广泛接受为一般性影响力评价标准的货币化商品，流量思维的本质即平台架构下的“注意力为王”[22]。商业平台最重要的利润来源于广告的二次售卖，流量和注意力正是实现变现的基础，因此商业平台对于流量的竞争真正关乎平台的实际利润和生死存亡。为直面竞争，平台依靠对于流量分配规则的掌握和市场化引流手段的自如运用，实质上形成了对公共传播生态的隐性控制。由此观之，在此间进行流量厮杀的平台对于流量的掌控和体量远在某一平台主体之上，演变为由算法规则、资本逻辑与用户行为共同形塑的系统性博弈。若主流媒体仍固守传统社会主体的角色定位与科层化组织架构，仅作为内容生产者被动嵌入平台流量分配体系，则可能面临传播效能弱化与舆论主导权旁落的双重困境。
在此背景下，主流媒体的平台化转型需突破“内容—渠道”的二元关系框架，转向以流量分配规则为核心竞争力的生态级平台媒体建设。在认知范式层面完成从“传播主体”到“规则制定者”的身份转向，通过组织架构的平台化重构与流量规则的主动性介入，打破商业平台对注意力资源的垄断格局，实现高质量流量的可持续获取与舆论引导力的系统性提升。
（二）平台架构创新与流量规则重构
主流媒体组织架构的建立以平台化思维与平台认知为指导，通过架构变革确定平台结构，规定平台及各主体的组织方式及功能作用，结构化地呈现主流媒体的平台生态。基于国家战略的顶层设计和平台研究的理论成果，本文提出“平台+精英”的主流媒体组织结构系统性变革的平台化转型尝试。
主流媒体推进生态级平台媒体建设。与以往社会主体的认知不同，作为生态级平台的主流媒体，其功能和作用的发挥由受商业平台限制，到主动制定流量分配规则、主导流量分配、自主设定导向，从而重构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在用户吸引和流量获取上，主流媒体平台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智技术精准触达用户群体，并利用自主掌握的流量分配规则主动设定议程，扩大信息和内容优势，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在职能作用发挥上，不仅更好发挥价值引领和舆论引导的本质职能，更为其他社会主体提供资源共享、技术共通、价值共创的平台高地。在竞争地位上，主流媒体平台与商业互联网平台达到同一体量，主动参与到平台间的流量竞争之中。角色认知的提升和组织结构的改变，使得主流媒体平台不但重新夺取流量竞争的主动权，而且为推进媒体深度融合、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赋予全新的自我使命。
主流媒体平台统领内部各内容精英团队，实现内容运营团队化[23]。每一个精英主体即平台生态主体，其综合利用平台整体资源，推出高质量的内容产品，丰富平台生态，吸引用户和流量。优质内容是主流媒体的核心竞争力，生产优质内容不是平台的主要作用，而是平台上各内容精英团队的重要职责，只有各精英团队利用好资源、人才、技术等优势，潜心打造大众喜闻乐见的优质内容，才能为主流媒体平台聚集流量和人气，从而实现主流媒体的重要使命。各精英主体在各自领域内与其他市场化主体直接竞争，在优质内容生产与流量吸引上紧盯竞争对手的相关动向，借鉴并转化其他社会主体有效的方式方法，如精准定位、品牌IP 化、团队资源支持等玩转流量算法分配规则的典型“流量密码”，做到知己知彼又技高一筹。以《人民日报》为例，其平台下经济版、健康版、海外版等即各怀技能、实力强劲的平台生态主体，这些主体团队体量相对较小，进行组织和生产机制改革较为灵活，以垂直化、扁平化的组织形态，迅速集结内部力量推动核心创意生成落地[24]，尝试品牌化改造、对话渠道建立、内容创作活力激发等方法，努力成为平台中的“明星主体”，争取更多的流量分配和影响力扩散。指导平台精英主体参与系统化变革的多元对话思维、创新思维、内容思维、大数据思维等，正是互联网与平台思维的重要内涵与实践落地。
组织架构的系统性变革使主流媒体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台化转型，掌握流量分配及规则的制定。商业互联网平台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出现唯流量论的不良生态。相反，新型主流媒体在进行平台化转型的同时，将探索公共价值与商业价值并存的新的变现机制。作为价值媒体，主流媒体掌握流量分配规则能够更好实现关键作用，巩固主流媒体的主导地位。同时，通过组织结构的调整创新变现机制，释放精英主体的生产积极性与能动性，吸引更多优质内容生产者进驻平台，丰富平台内容生态，获取并留存海量用户，从而实现公共价值与商业价值并存的变现机制变革。
（三）平台生态中的内容创新与价值耦合
流量对新闻实践产生重要影响，以此能够窥见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复杂影响过程与未来发展路径。在商业互联网平台“流量至上”的影响下，流量深度嵌入主流新闻工作中，影响着新闻业的基础议题[25]，色情、虚假、极端信息等内容传播更快、流量更大，商业平台甚至借此吸引注意力。流量与经济逻辑主导可能会导致大众媒体衰退，内容平台虚假信息泛滥、作用丧失等问题，公众对于内容质量的呼声越来越高。
主流媒体的平台结构化改革，为广大新闻实践主体搭建起素材分享、内容生产、对话交流的平台，在此基础上应牢牢把握内容生产这一核心竞争力和立身之本，始终保持优质内容的输出。
把握关键核心作用，坚持新闻定力。“主流媒体”是一个规范性概念，具有明确的角色规范[8]，本质上讲不论发展到什么阶段，发挥引导社会舆论、凝聚社会共识、参与社会治理的关键核心作用始终不应动摇。因此在生产满足人民群众需求、大众喜闻乐见的内容产品的同时，也应与普通自媒体在话题上相区分，坚持新闻定力，将目光始终投向社会发展中的主流人群、重大问题和集中关切。面对舆论环境娱乐化、碎片化、情绪化，主流媒体更应利用自身优势，深耕严肃类新闻，守护主流价值，提供认知增量，发挥引领社会舆论、开展社会监督的功能。
议题建构与融合回应根本命题。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需要放大主流声音，提振主流话语，主动设置议程，围绕主线聚焦主题、围绕主题设置议题。舆论场域各类声音纷繁多样，如何唤起对公共议题的关注，是主流媒体把握主流舆论主导权的核心问题。主流媒体平台尝试通过流量分配机制调动精英主体的内容生产积极性，在平台层面对整体议题进行规划和设置。具体议题需注意连接国家话语与个体话语，将人民生活、民族复兴、国家命运等融入到主流叙事之中[26]，回应人民生活中的重大问题。
以“人”为导向，关注个体幸福。社会的媒介化进程本质是用以人为本的顶层设计逻辑进行未来社会的重构与整合[16]。商业互联网平台的技术和流量逻辑无法完全适应时代和媒介化发展的实际要求，用户在流量和资本的裹挟中陷入价值失落、精神迷失、信仰迷茫的困境。我国主流媒体以其特殊的制度背景和职责使命能够尽可能地缩减资本带来的影响，系统性改革应坚持以“人”为导向的目标，走进人民群众的真实生活，关注普通人的幸福。短期看泛娱乐化内容契合流量追逐目标，但注意力只能带来一时的刺激，具有人文关怀的内容才能获得长久人心的契合，人心才是最大的流量。
注重研究性内容生产。传统内容生产主要是以消息为中心的信息传播，即便是人物或者事件的通讯也仅是放置在情境或背景中进行“深描”。在口语文化影响下，数字媒介的内容阐释呈现出低幼化现象，公共话语普遍缺失表达意义，而以纸媒为原型的主流媒体具备生产复杂信息和研究性内容的“智性力量”[27]。主流媒体平台系统性变革中的内容生产应向研究化、专业化方向发展，区别于以往说教或者单纯的典型故事描述。在西方主流媒体转型发展中，支撑付费订阅模式的重要原因之一，即在垂直领域坚持专业的内容生产，其内容价值能够匹配付费预期，而这些高质量专业内容的生产正是基于大量的研究性新闻实践。研究性内容的生产不仅对素材进行挖掘研究，更将理论与研究的思维贯穿至内容生产的全过程，如在用户需求的把握上，通过研究青年的生活和心理状态，拟定议题，寻找具有引领价值的KOL，回应青年成长问题，引领价值导向；在内容选择与意义建构上，运用叙事，预设框架，生产更多能影响用户观念的内容。
从内容提供主体到素材来源平台。作为商业互联网平台的内容生产主体时，主流媒体生产的内容均为平台的内容来源，而所产生的流量和经济效益被平台截获并转化，主流媒体难以从中获取相应的效益，反而因流量和注意力对平台产生系统性依赖[28]。主流媒体进行平台改革，不但是原来的内容提供主体，而且要利用自身数据积累、资源汇聚的平台作用，转型升级为平台内或其他平台主体的素材来源。同时，主流媒体有其记录时代变迁的历史使命，并非所有内容生产都是直接面向公众的，但其自主、广泛、深入的全方位数据应用和分配规则，不仅可以调控其他主体接入平台后的素材使用，更能以富有价值的数据积累向外寻求人工智能平台的合作，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与生产生活的全面接入和大量引用，主流媒体积累的数据、内容均可作为人工智能及各大模型的语料来源，在平台层面盘活内容资源。
四、结语
从媒体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新型主流媒体建设进入新的十年，技术发展、观念革新与实践探索，持续深度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格局。与此同时，流量竞争持续加剧，商业互联网平台凭借流量分配规则的掌握和市场化引流手段的自如运用，占据竞争优势。对于流量的认知和品质流量的追求，不仅影响着主流媒体如何破解当下流量与品质的平衡困局，更决定着新型主流媒体传播体系与传播能力现代化的未来发展方向。
在新型主流媒体建设的过去十年中，以媒体融合为核心，无论从内容生产还是结构变革均形成有益探索，但社会场域主体的关键角色认知尚未与整体环境和战略格局的变化相匹配。对于角色的理解实际上是主流媒体对自身在战略格局中功能作用的一次根本性认知提升和定位升级，不再拘泥于功能性的小平台建设，而应从系统性的组织结构层面，打造媒体深度融合的生态级平台。
面对不断变化着的媒介环境，主流媒体应主动成为平台生态，在结构化呈现上形成“平台+精英”的架构，既掌握制定流量分配规则、主导流量分配、自主设定导向的主动权，统摄主流媒体的影响力和站位，又能够以精英团队为主体灵活开展优质内容的生产，吸引用户、汇聚流量；在平台化转型基础上组织优质内容生产，发挥核心作用、回应根本命题、关注个体幸福、注重研究性内容，实现价值引领、舆论引导、社会治理、共识凝聚的关键作用，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以认知提升与结构变革推动新十年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创新发展。
【本文系 2022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脱贫攻坚的集体记忆建构及精神传承研究”阶段性成果，编号：22BXW110】
作者张庆园系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李悦佳系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硕士生
（本文刊登于《融媒前沿》2025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