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新刚 张宇：古叙利亚地理范围、历史称谓及其文明特征
中国历史研究院
2025-05-28 21:01
发布于北京
中国历史研究院官方账号
作者：
王新刚 张宇
来源：“外国问题研究
”微信公众号
原文刊载于
《外国问题研究》2025年第1期
楔形文字（图源：《世界简史：人类文明的演进历程》）
在与古叙利亚地区的交往过程中，美索不达米亚、埃及、波斯、希腊–罗马等域外文明建构了对该地区的不同称谓。希腊人和罗马人称叙利亚（Syria），亚述人和波斯人称“河西”（
Eber-Nari/Abar-Nahara
），类似的做法甚至在青铜时代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文本中也有反映。古叙利亚称谓建构的多样性凸显其“文明的十字路口”和“交通环岛区”的独特地位。开放的地理环境使得古叙利亚地区自古以来就以“桥梁”的身份参与到人类文明交往的历史进程中，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具有交融特质的古叙利亚文明。
长期以来，国际学术界将古叙利亚历史地理的研究视为通史和专题史的一部分，以称谓为主题的研究尤其重视从语言学角度出发，对铭文、史料等传世文献进行解读。格林（M. Green）和塞雷塔（Phyllis Seretta）讨论了古埃及文明对古叙利亚地理的认识和称谓建构。魏斯曼（D. J. Wiseman）、辛格尔（Itamar Singer）和米勒（Douglas B. Miller）基于对阿卡德语文本的分析，确定了阿姆鲁的含义及不同历史时期指代对象的变化。通过对奇内科伊铭文（Çineköy Inscription）的解读，罗林格尔（Robert Rollinger）明确了叙利亚同亚述的词源关系。谢哈达（Lamia R. Shehadeh）较为系统地梳理了从古典时代到伊斯兰时期叙利亚称谓的变化情况。上述研究对本文的主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然而，现有以古叙利亚称谓为主题的研究成果往往聚焦于特定时期的特定案例，以描述性、建构性为主，鲜有在总结不同时期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将其上升至辨析性的讨论。同时，由于古叙利亚文明概念尚未达成广泛共识，多数成果往往停留在实证层面，未能与文明的流变特质相联系，因而也具有重实证轻思辨的特点。近年国内学界开始有意识地强调古叙利亚文明及其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并重点关注历史上叙利亚与周边地区的文明交往及其意义，但是有关古叙利亚地域历史地理及文明特征的整体研究还较为鲜见。
本文以古叙利亚称谓建构为线索，以文明交往为主题，阐释不同时期外部观察者对古叙利亚称谓的建构及特征，以及作为地理概念的称谓在历史演进中的廓清过程，进而在称谓建构特征的基础上，探讨这些特质所反映出的文明特点，并在历史地理的语境下分析其成因。
一、
古叙利亚地理称谓建构
“叙利亚”（Syria）系希腊、拉丁文本中对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小亚、地中海和埃及之间区域的宏观称谓。受此影响，学界通常将该地域称为叙利亚地区。然而，作为宏观层面的地理概念或称谓，“叙利亚”一词出现的年代相对较晚。同时，从宏观层面将该地区视为一体的做法也并非有史以来的传统。鉴于此，本文以“古叙利亚”统括自青铜时代到古代晚期，外部观察者从宏观层次对该地区建构的地理称谓，并结合古叙利亚文明的流变考察称谓的建构过程。
青铜时代至铁器时代早期（公元前3千纪中叶—前1千纪前期）是古叙利亚文明的肇始阶段，外部观察者的称谓建构亦始于此。“阿姆鲁”（
Amurru
）是最早的称谓建构的案例。阿姆鲁最早出现于公元前3千纪下半叶的巴比伦尼亚，其最初含义为“西方”，后指代美索不达米亚以西的阿摩利人（Amorites）及其生活地区。随着公元前2千纪美索不达米亚与古叙利亚地区交往的深化，阿姆鲁逐渐成为阿卡德文本中对幼发拉底河以西、埃及以北地域的称谓。然而随着阿姆鲁王国（
Amurru Kingdom
）的兴起，以阿马尔纳文书为代表的青铜时代晚期的文献更多地将阿姆鲁用于指代阿姆鲁王国，而较少地遵循早先的用法。
类似的称谓也出现在青铜时代埃及的文献中。“阿姆鲁”伴随美索不达米亚与古埃及的交往传入埃及，成为象形文字中用以指代亚洲和亚洲人的称谓“阿姆”（
Aamu
）。但是由于埃及人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将亚洲不同民族进行区分，“阿姆”的指代对象也因此具有模糊性，而不专指古叙利亚地区。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新王国时期传世文献对“胡鲁”（
Hurru/Kharu/Khor
）一词的使用上。“胡鲁”系对公元前2千纪中叶统治古叙利亚大部分地区的胡里安人（Hurrian）的称呼，并因此逐渐成为具有地理属性的称谓。记载图特摩斯三世（Thutmose Ⅲ，统治年限为公元前1479—前1425年）远征叙利亚的铭文中曾多次将叙利亚的城市和部落称为“胡鲁的某某城市或部落”，因此学者们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经常将“胡鲁”翻译为叙利亚或巴勒斯坦。然而“胡鲁”也在更宏观层面上使用，例如在法老埃赫那吞统治时期的阿吞颂诗中，“胡鲁”便被颂诗的作者用以指代西亚乃至整个亚洲地区。“雷特努”（
Reṯenu/rṯnw/Retjenu
）可以用于指代古叙利亚的部分或大部分地区，尽管其最初可能源于埃及文献对生活在古叙利亚地区印欧人的称呼。但是由于中王国和新王国时期的埃及文献中缺少对雷特努地理范围的直接记载，因此“雷特努”的指代对象尚有争议。有观点将“雷特努”视为涵盖贝卡谷地（Beqa Valley）以北和以南地区的地理概念，或是由埃及控制的黎巴嫩和迦南地区，或是仅仅将“雷特努”视为埃及人对奥龙特斯河地区，或是对除巴勒斯坦和黎巴嫩之外的叙利亚其他地区的称呼。这种争议表明青铜时代的埃及人对古叙利亚的认识相对有限，进而表明该时期古埃及与古叙利亚尚处于初级交往阶段。
称谓的建构是域外文明与古叙利亚文明相遇后，伴随认知经验积累的自觉选择，是作为“文明的十字路口”的古叙利亚融入近东世界的反映。同时，由于该时期区域性交往尚处于初级阶段，建构称谓的外部观察者将政权、民族和地理等不同属性混杂在一起，以至于建构的称谓呈现混杂性、模糊性。自公元前1千纪中叶开始，古叙利亚地区先后从整体上纳入亚述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塞琉古王国、罗马帝国等域外强权的行政管理下。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称谓的指代对象日益澄清，并逐渐演变为纯粹的地理概念。
与近东社会的交往促使“叙利亚”这一称谓出现在希腊社会。希腊诗人品达（Pindar）便曾提及“叙利亚”（Συρία）和“叙利亚人”（Σύριόυ）。从词源学的角度进一步追溯，希腊文本中的“叙利亚”则脱胎于东方语言中对亚述的称呼。前8世纪的相关铭文表明，彼时近东社会曾流行亚述（Assur）一词的简化形式，当这一简化形式进入希腊语后，便形成了希腊文本中的“叙利亚”，这也符合希罗多德笔下“叙利亚与亚述仅仅是希腊人和蛮族对同一对象的不同称呼”。
“叙利亚”这一称谓的出现，是公元前1千纪上半叶的希腊人对同时期近东社会变化认识的反映。公元前8—6世纪既是希腊社会与古叙利亚社会交往渐密的年代，也是幼发拉底河以西地区从整体上纳入以亚述帝国为代表的域外强权直接管理的年代。从公元前9世纪下半叶开始，古叙利亚沿海的腓尼基人恢复其航海活动，而迟至公元前800年前后，希腊世界与古叙利亚北部地区的交往程度日益密切，腓尼基字母表也在此期间传入希腊。在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Tiglath-Pileser Ⅲ，统治年限为公元前754—前727年）时期，亚述帝国开始对被征服地区实施直接管理，并力图在普世主义的基础上建立帝国。简言之，随着亚述帝国对古叙利亚地区的吞并，以及同时期希腊人与东地中海地区交往的深化，希腊人因此开始以亚述的希腊语形式，作为对以古叙利亚地区为主的亚述帝国西部领土的称谓。
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对古叙利亚地区的行政整合，以及古典时代的希腊人与古叙利亚社会交往的深化，使“叙利亚”逐渐成为一个指代清晰的地理概念。波斯率先从行政上将叙利亚视为一个整体，从而为“叙利亚”增添了行政层次的含义。尽管“河西”（
Eber-Nari
）一词最早出现在亚萨尔哈顿时代（Esarhaddon，统治年限为公元前681—前669年）的铭文中，但是直到波斯时期，“河西”才正式在官方层面使用。在大流士一世后期到阿尔塔薛西斯一世（Artaxerxes I，统治年限为公元前465—前424年）即位前的某个时间，“河西总督”这一头衔从“巴比伦与河西总督”中独立，标志着“河西”地区作为独立总督区（
satrapy
）的开始，“河西”也因此成为波斯官方对幼发拉底河以西地区在行政上的称呼。同时，“河西”总督区的疆界范围又深深影响到同时期希腊作家对叙利亚疆界范围的界定，使其更接近于纯粹的地理概念。例如希罗多德就明确地将地处美索不达米亚、小亚细亚、埃及和地中海之间的波斯第5总督区称为叙利亚。由此，这一定义也大致为随后希腊和罗马时代的作家沿用。
希腊化时代的文化交融推动了古叙利亚传统地名的希腊化。东方语言中的“河西”通过其阿拉米语形式
kul/kol
ʿawar nahara 引入希腊语，并由此产生了希腊化以及罗马时代的“科埃勒–叙利亚”（Κοίλη Συρία, Coele-Syria）。同时，尽管“科埃勒–叙利亚”和“河西”在指代对象上并不完全一致，但是前者几乎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纯粹的地理概念。公元前3世纪的作家贝洛索斯（Berossos）已经有意识地将“科埃勒–叙利亚”视为对腓尼基之外古叙利亚地区的称谓，狄奥多鲁斯称“科埃勒–叙利亚将腓尼基地区包围”，波里比阿称，叛乱的将军阿凯乌斯（Achaeus）试图控制科埃勒–叙利亚和腓尼基。同时，早先归于波斯第5总督区内的塞浦路斯，也被排除在科埃勒–叙利亚的范围之外。这都反映出希腊化时代古叙利亚称谓建构在指代范围方面的变化。尽管在罗马时代，科埃勒–叙利亚缩小成仅仅是对古叙利亚北部地区的称呼，但是以一个宏观性概念指代古叙利亚地区的做法延续下来，使得作为地理概念的叙利亚最终在罗马时代定型并得到普遍认同。
巴勒斯坦在地理上融入叙利亚便是这种普遍认同的具体案例。尽管希罗多德倾向于将巴勒斯坦视为叙利亚的一部分，但是迟至公元前3世纪，希腊语的文本中开始出现将巴勒斯坦与叙利亚区别对待的现象。就斯特拉波（Strabo）和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等帝国早期作家的记载来看，巴勒斯坦是否属于叙利亚尚存争议。这种争议在2世纪依然存在。例如地理学家托勒密（Ptolemy）在其作品中就主张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区分开来，而历史学家阿庇安（Appian）和阿里安（Arrian）倾向于使用叙利亚的巴勒斯坦（Παλαιστίνης καλουμένς Συρίας）这一表述。然而，罗马帝国对叙利亚地区的行政整合为这种争议画上了句号。在安东尼王朝时代（Antonie Dynasty，统治年限为96—192年），皇帝哈德良（Hadrian，统治年限为117—138年）将叙利亚划分为叙利亚–科埃勒、叙利亚–腓尼基和叙利亚–巴勒斯坦（
Provincia Syria Palaestina
）3个行省。这意味着以叙利亚来指代整个古叙利亚地区的做法最终确立。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叙利亚–巴勒斯坦这一称呼开始出现在钱币铭文上，表明巴勒斯坦正式成为叙利亚的一部分。帝国后期的改革导致“叙利亚”不再是该地区在行政上的称呼，但是行政区划改革并未从根本上动摇已形成的认同。这在阿米阿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伊西多尔（Isidore of Seville）以及尊者比德（Bede the Venerable）的记载中都有体现。
由此可见，古叙利亚地理称谓系外部观察者建构，而非叙利亚本土居民创造。本土居民的失语以及外部观察者的主导地位，是古叙利亚称谓建构过程中的核心特质。
二、
历史交往中古叙利亚疆域的廓清
从青铜时代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再到铁器时代的波斯、希腊、罗马，古叙利亚称谓建构的主体日趋多元，这表明古叙利亚地区融入了更加广阔的世界，也反映出作为“文明的十字路口”的古叙利亚地区文明交往的地缘优势。在此过程中，地理称谓的建构呈现出由模糊到清晰的演化趋势，并通过称谓指代疆域的廓清而具象化。
如前文所言，在古叙利亚文明肇始阶段，受制于彼时近东文明交往的整体水平，称谓的指代对象通常是模糊的——尽管阿姆鲁、阿姆、胡鲁、雷特努等称谓具有地理概念的性质，然而这一时期的文献并没有直接阐明其指代的具体范围。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截至波斯正式将叙利亚/河西在行政上确定为一个实体之前，外部观察者建构的古叙利亚只是一个经验主义的模糊概念。
从波斯建立对古叙利亚地区的统治开始，异质文化的冲突与整合逐渐成为古叙利亚社会发展的主线。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建立帝国并实行有效治理的现实需求催生了行政整合的需要，进而在此基础上推动了疆域的廓清。前引希罗多德记载表明，波斯的河西总督区在公元前5世纪便初具轮廓，疆域轮廓的初步廓清得益于波斯的行政区划设置。随着河西总督区在行政上的独立，幼发拉底河成为巴比伦和河西的天然分野。在总督区的北部，奥龙特斯河口附近的波斯迪昂（Posideion）成为该总督区的北部边界。而在南方，总督区与埃及之间的天然分野确定在阿里什河谷（Wadi el-’Arish）——该地是西奈半岛上的地标，并由此构成巴勒斯坦与埃及之间的传统分野。简言之，波斯对河西行政区的设置与调整，促使希腊文本中的叙利亚成为一个基于天然分野的、可识别的地理概念。进入希腊化时代，希腊语作家对东方的认识日渐深化，并成为推动以天然分野基础上的地理概念进一步清晰化的重要因素，叙利亚北部边疆的廓清便是这种深化的反映。在此以前，希腊作家对叙利亚的北部疆域存在不同看法，即使是希罗多德本人也多有混淆。而在希腊化时代，随着希腊语作家对东方认识的深化，这种混乱现象有所改观。这一时期的铭文和史料都明确地将陶鲁斯山脉视为叙利亚同小亚其他地区的分野，表明东西方文化交融强化了希腊化时代的作家们对东方世界的认识，进而纠正了较早时期的误解，并推动了以天然分野为基础的古叙利亚疆域的进一步廓清。
天然的分野仅仅是边疆（frontier）的一种形式，并不具备边界（border）的内涵和特征。作为一个前现代的概念，“叙利亚”/“河西”在疆域的清晰程度也仅仅是相对而言。波斯河西总督区的东南边疆便是一个案例。尽管现有观点倾向于将其确定在约旦河以东的高原，但是由于该地区缺少明显的天然分野，使得波斯在当地的势力范围几乎完全取决于同当地游牧部落的关系，因而其东南边疆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这种局限性在罗马时代得到一定程度的克服。在罗马时代，由于叙利亚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成为罗马–波斯战争的焦点区域，东西方文明的交往促使疆域的界定依据呈现从天然分野向人为疆界演变的趋势：以天然分野为基础，出于军事和政治目的而修建的道路、驿站以及驻军点逐渐成为区分敌我的标志。这在罗马时代叙利亚东部地区表现的十分明显。
幼发拉底河长期以来就是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叙利亚地区的天然分野。在罗马时代，这一地位因罗马当局在幼发拉底河沿岸修建道路、要塞并驻扎军队等活动得以强化。在弗拉维王朝时期（Flavian Dynasty，69—96），罗马吞并了位于幼发拉底河上游的科玛基尼王国（Commagene Kingdom），并开始在幼发拉底河沿岸长期驻军。罗马在东方的边界线由此延伸到幼发拉底河中部的苏拉（Soura）。而具有开放性和可渗透性的天然分野也因此呈现出在政治、军事上具有封闭性特征的人为疆界的演化趋势。
这种趋势也出现在叙利亚东南地区。由于缺少明显的天然分野，相比其他几个方向，东南地区的分界在历史上一向较为模糊。然而，考虑到叙利亚内陆地区通常以250毫米等降水量线作为区分农耕和游牧生活的界线，因此在罗马帝国早期，叙利亚的东南边疆往往沿着该等降水量线展开。然而，在古代晚期近东地区人口增长和罗马势力向东方渗透的大背景下，叙利亚的东南边疆逐步具象化，并最终通过经由卡里尼库姆、塞尔吉奥波利斯和帕尔米拉，连接幼发拉底河沿岸的苏拉到大马士革的戴克里先大道（
Strata Diocletiana
），以人为疆界的方式呈现。因此，人为疆界随着罗马时代东西方文明交往的发展而出现，并成为推动古叙利亚地区疆域廓清的重要因素。
本质而言，疆域的廓清是古叙利亚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卷入更大、更深层次交往关系的反映。疆域的廓清也促使叙利亚的地理范围就此最终定型，这种定型亦体现在古代作家对“亚述（Assyria）——叙利亚”这对概念的澄清中：“叙利亚”越来越被用于对罗马控制下近东地区的称谓，而“亚述”则是对处于萨珊波斯控制下的美索不达米亚的称呼。
前文指出，“叙利亚”与“亚述”系出一源。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等在写作中并未刻意区分两者。然而，随着塞琉古王朝对古叙利亚地区确立统治权，这种将“叙利亚”与“亚述”混淆的用法渐渐不合时宜，从而使希腊化时代的作家选择将传统上用以表示幼发拉底河以西地区的“河西”的希腊语形式——“科埃勒–叙利亚”——来指代幼发拉底河以西地区。但是这一做法反而招致更大的混乱，“科埃勒–叙利亚”本质上是一个跨文化语境下的产物，而“承载话语的载体发生变化后，话语本身的含义也往往随之变化”。在阿拉米语的“河西”希腊化的过程中，希腊人并没有完全理解其所表达的含义，而仅仅是从语言上将
kul/kol
转写为希腊语中的
kole
，并在随后又发展为Κοίλη/koile，其意为中空、悬空（hollow）。“科埃勒–叙利亚”因而被视为中空的叙利亚，进而发展出一种微观的，对贝卡谷地或是从贝卡谷地至亚喀巴湾的称谓。此外，“科埃勒–叙利亚”也是塞琉古王国官方对自埃琉瑟洛斯河（Eleutheros River）以南的总督区的称呼。因此，希腊化时代的跨文化交往造就了“科埃勒–叙利亚”的三重含义：从宏观上是对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河西总督区所属范围的继承，在微观上仅仅代指贝卡谷地或从贝卡谷地到亚喀巴湾的裂谷地区，进而衍生出作为塞琉古王国官方对古叙利亚地区南方的称呼。
将叙利亚与亚述混同的情况在罗马帝国早期依然存在，这在斯特拉波和卢西安的作品中都有所反映。然而从2世纪开始，帕提亚的衰落引发了罗马对东方的扩张，随后萨珊波斯的兴起又对罗马东部领土安全造成严重威胁。这意味着近东地区自2世纪开始逐渐成为罗马帝国的战略重心。这种战略上的重视亦伴随精英阶层对东方地理认知的深化，进而为修正叙利亚与亚述的误读提供了必要的知识背景。在此基础上，“叙利亚”成为对罗马控制的幼发拉底河以西地区的称谓，而“亚述”则被罗马时代的作家用于指代由帕提亚–萨珊波斯控制的、位于幼发拉底河以东的土地。这种将两者在地理上区别对待的做法可以追溯到2世纪的地理学家托勒密。在其作品中，托勒密将位于幼发拉底河以西的希拉波利斯（Hierapolis）称为叙利亚的希拉波利斯，而将位于河东的加拉美欧伊（Garamaioi）归于亚述。至帝国晚期，东方战争的升级更强化了将两者分离的趋势。2世纪的阿里安尚且使用过“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叙利亚人”这一用法，然而4世纪的马尔塞利努斯却将波斯的领土以及波斯军队都称为亚述（
Assyrios
）。古代晚期的《西布莉神谕》宣称叙利亚人遭到了来自波斯的亚述人的劫掠，弥南德（Menander the Guardsman）在有关561年和约的记载中明确地将萨珊波斯称为亚述人。甚至在狄奥法内斯（Theophanes the Confessor）等拜占庭作家笔下，也是以“叙利亚”指代幼发拉底河以西地区，从而将其同“亚述”所代表的波斯控制的美索不达米亚彻底分离，并消除了因两者长期混淆所引发的歧义。
古叙利亚称谓是由外部观察者建构的他称，有鉴于此，该地理称谓所指代疆域的廓清很大程度上仰赖古叙利亚地区与周边社会交往的程度。随着古叙利亚地区在其历史进程中卷入同周边社会更广阔、更复杂的交往关系，地理称谓的指代范围亦在此过程中逐步廓清。
三、
从地域、历史交往看古叙利亚文明的特征
外来影响在称谓建构中的主导地位，以及称谓建构主体的多元性，是古叙利亚称谓建构过程的两大特质。在长达千余年的流变过程中，古叙利亚地区形成了由外来影响主导的文明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反映在古叙利亚称谓的建构及其疆域廓清的过程中——外来影响的主导地位贯穿称谓建构的全过程，本土居民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这种弱势地位很大程度上源于古叙利亚地区在政治、民族上的多元性。
从宏观层面建构古叙利亚地区称谓的做法并非一贯以来的传统，古叙利亚地区政治和民族的多元性，使得外部的观察者往往不自觉地将其视为城邦的世界。这在古叙利亚文明肇始阶段表现得尤其明显。迟至中王国时期，埃及文献中便出现了对古叙利亚的称谓指代，但是同时代的埃及文献也保持了将古叙利亚中部和南部视为城邦组合体的传统。赫梯国王苏普皮鲁利马一世（Suppiluliuma I，统治年限约为公元前1344—前1322年）征服了古叙利亚北部，但并未用一个宏观称谓指代该地。尽管亚述帝国的铭文将幼发拉底河以西冠以“河西”之名，然而这个称谓仅仅是一个非官方的称呼。这特别表现在亚述彻底控制幼发拉底河以西地区后选择将其划分为若干行省，而非在行政上将这里视作一体。
这种多元性特征不仅反映在外部观察者的记载中，也体现在古叙利亚本土居民对自己的认知中。青铜时代的马瑞（Mari）、阿拉拉赫（Alalah）和乌加里特（Ugarit）的文书将古叙利亚南方地区称为迦南，铁器时代的希腊人将生活在黎巴嫩沿海，从事贸易活动的民族称为腓尼基人。然而，迦南和腓尼基都仅仅是由马瑞、阿拉拉赫、乌加里特、希腊等外部的观察者构建的产物，迦南和腓尼基的本土居民都倾向于将自己视为某一城邦或部落的一员，而罕有从较广泛角度将自己视为某一大型族群一员的意识。阿拉米这一称谓出现在公元前12世纪亚述文献中，公元前1000年前后的迁移运动，使得阿拉米成为亚述文献对使用阿拉米诸方言的邦国泛化称谓。然而，除去以大马士革为中心的阿拉米–大马士革之外，阿拉米人并不用阿拉米这一称谓来界定自身。截至这一时期，城邦而非广泛意义上的民族，依然是以阿拉米人为代表的古叙利亚本土居民界定自身的主要依据。
民族的多元性也通过语言反映出来。阿拉米语是铁器时代古叙利亚大部分地区的通用语，然而地理和政治上的分散性，使得古叙利亚不同地区的阿拉米方言存在很大差异，因此“统一”的阿拉米人并非想象中那样的同质体。即使是在通用希腊语成为古叙利亚通用语的希腊–罗马时代，当地仍流行不同的阿拉米诸方言。5世纪西洛斯的主教狄奥多雷特（Theodoret）称叙利亚不同方言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而在古代晚期，阿拉米诸方言也的确以文学的形式，分布于北至埃德萨（Edessa），东到哈特拉（Hatra）、帕尔米拉和巴比伦，南到纳巴泰和巴勒斯坦的地域。
有鉴于此，政治和民族的多元性，使得古叙利亚本土居民更倾向于将自己视为某一城邦的一员，从而阻碍了从宏观上建构古叙利亚称谓的可能性，并为由外来影响主导的古叙利亚称谓建构过程奠定了基础。
同时，域外文明在同古叙利亚的交往中建构了对后者的不同称谓，表明称谓建构的主体呈现多元性特点。这一特点意味着古叙利亚地区融入了更广阔的世界，反映出文明的交往性和辐射性。在青铜时代，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与古叙利亚的密切交往，构成两地的观察者率先建构古叙利亚称谓的重要背景。但是类似的称谓并未出现在同时期其他文明的记载中，表明这一时期古叙利亚地区的辐射范围仅限于近东一隅。公元前1千纪前期，航海活动的发展强化了希腊世界与古叙利亚沿海地区的联系，“叙利亚”这一称谓也因此出现在古风时代的希腊社会。至公元前6世纪中叶，扩张至东地中海地区的波斯以“河西”指代古叙利亚。考虑到叙利亚和河西分别是爱琴海世界的希腊人和以伊朗高原为中心的波斯人对古叙利亚地区的称谓，这种称谓建构主体的变迁意味着古叙利亚的辐射范围的拓展。这种扩大化的趋势在罗马统治时期继续发展，拉丁语中的“叙利亚”一词直接源于其希腊语形式。同时，帝国时代地中海贸易的繁荣强化了古叙利亚与西地中海地区的联系，以至于从“叙利亚”这一称谓中衍生出来的
Syrus
被拉丁世界的作家视为商人的代名词。与此同时，沟通东西方的丝绸之路在公元前后正式贯通，古叙利亚地区成为丝路西段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以“条支”和“大秦”之名出现于汉语史料中。有鉴于此，作为域外文明与古叙利亚文明交往的证据，称谓建构主体的变迁，其本质是古叙利亚地区融入更广阔世界的反映，也是对古叙利亚文明的交往性和辐射性的映射。
在铁器时代，波斯文明和希腊文明取代了早先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古埃及文明，成为称谓建构的主体。这个现象也预示了西亚北非上古文明自铁器时代以来的衰落趋势。然而，古叙利亚文明并未在同一时期陷入衰退。字母文字的发明，以及一神信仰的传播，表明铁器时代以来的古叙利亚文明的发展趋势已不同于上古文明，而呈现出明显的后来居上的特点。
字母文字是古叙利亚文明最卓越的成就之一。乌加里特（Ugarit）是青铜时代晚期地中海沿岸最重要的港口城市，数量丰富的多语文献和财富的聚集见证了青铜时代晚期乌加里特的繁荣。在此背景下，乌加里特率先以30个楔形符号为基础拼写其母语，从而表明书写方式的简化同文明交往之间的同步关系。在铁器时代，以楔形文字为基础的书写方式随着青铜时代的结束而衰落，而腓尼基人同东地中海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活动推动了以腓尼基字母为基础的书写方式在已知世界的扩散。从源头上看，腓尼基字母系由公元前2千纪末操原始迦南语的族群对埃及象形文字改良的结果。腓尼基人对地中海世界的探索推动字母文字的扩散。腓尼基人在公元前9世纪后期在塞浦路斯建立殖民地基提翁（Kition），塞浦路斯大致于这一时期开始使用迦南字母，希腊世界在公元前800年前后同腓尼基人建立起稳定的商业联系，腓尼基字母也在这一时期传入希腊世界，进而奠定了此后希腊字母和拉丁字母的基础。同时，铁器时代的腓尼基字母也影响了阿拉米语的书写。已知最早的阿拉米王室铭文在年代上可追溯到公元前9世纪中叶，而迟至这一时期，阿拉米语便开始采用腓尼基字母。此后，伴随亚述帝国和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扩张，阿拉米语传遍西到小亚，南到埃及和阿拉比亚，东到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广大地域，并对佉卢文、粟特文等东方语言的书写方式产生了影响。因此，西亚北非上古文明的衰落，使得以字母为基础的书写方式逐渐流行，并作为影响深远的文明硕果在古叙利亚与周边地区交往过程中获得了世界性影响。
一神信仰的起源、完善和传播也反映出古叙利亚文明后来居上的特点。首先，与埃及的交往使一神信仰得以传入古叙利亚地区。一神信仰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新王国时期埃及法老埃赫那吞的宗教改革，犹太人出埃及以后，一神信仰由此传入古叙利亚地区。其次，对近东传统多神信仰的吸纳，以及同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文明的交往，是一神信仰奠基的必要环节。古叙利亚在与埃及、赫梯、美索不达米亚诸文明的交往过程中形成了传统的多神信仰，对这种信仰吸纳使耶和华最终发展为犹太人的上帝，而公元前6世纪的巴比伦之囚和居鲁士敕令，则是犹太人从一神崇拜发展为真正意义上的一神信仰的必由之路。再次，古叙利亚地区对古典地中海世界的融入，则为基督教最终传遍整个地中海地区奠定了基础。基督徒的海外宣教活动始于安提阿的教会，安提阿教会对待外邦人的宽容主义态度亦推动了作为世界性宗教的基督教的形成。罗马对于地中海世界的统治则为基督教向已知世界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普遍的和平，道路的安全，罗马统治带来语言的统一，使得基督教得以从一个港口传到另一个港口。”最后，古叙利亚地区与阿拉伯半岛的交往也助推了伊斯兰信仰的形成。在5—6世纪，基督教一性论观点在叙利亚内陆和农村地区广泛传播，并为包括加萨尼人在内的叙利亚的阿拉伯部落所接受。考虑到包括先知穆罕默德在内的早期穆斯林大都通过贸易接触到古叙利亚地区，更接近纯粹一神论的一性论思想在古叙利亚内陆地区的流行，应该被视为早期伊斯兰教尤其重视一神信仰的重要因素。因此，作为一种在公元纪年以后才逐渐获得重要地位的意识形态，一神信仰的形成、完善和传播，也是古叙利亚文明后来居上的反映。
简言之，就古叙利亚称谓建构的过程而言，呈现出外来影响的主导地位，就称谓建构的主体而言，则表现为随着文明交往而日益多元性的特点，进而从文明层次反映出政治和民族的多元性，文明的交往性与辐射性及后来居上性等文明层次的特征。考虑到文明首先是其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的产物，因此上述三大特征的根源，在于古叙利亚地区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即地理构造的复杂性，地理环境的开放性，以及通过利用地缘优势形成的多元性对外交往格局。
政治和民族的多元性是古叙利亚地区复杂的地理构造的直接反映。希提（Philip Hitti）将古叙利亚地区划分为从沿海到内陆的5个长条状的地块，威尔斯（Eugen Wirth）在希提的基础上将古叙利亚进一步细分为7个地块。苏里亚诺（Matthew J. Suriano）则从中观的视角出发，将古叙利亚地区更进一步细分。这些以自然地理景观为基础的划分方式表明，复杂的地理构造使古叙利亚地区呈现出碎片化、多元化的特点，以至于古叙利亚“无法为发展一个强大的国家提供足够广阔的空间”，并意味着古叙利亚文明并非是像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或古埃及文明那样，是以同质性为主导的文明体，而是在结构上呈现出明显的多元性特征。
政治和民族的多元性既是古叙利亚复杂的地理构造的反映，也是该地区开放性地理环境影响的结果。后一点是“外来影响占主导地位”的重要成因，也塑造了古叙利亚文明的交往性与辐射性的特点。
古叙利亚与周边地区之间并非难以跨越的天堑，古叙利亚的地理环境因而呈现明显的开放性。阿马努斯山和幼发拉底河是叙利亚同小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分界线。在叙利亚北部，贝伦山隘（Belen Pass）和巴赫彻山隘（Bahçe Pass）成为往来于小亚和叙利亚北部的天然通道。曾担任罗马驻乞力乞亚总督的西塞罗（Cicero）宣称，因为阿马努斯山脉有这两处隘口，所以从乞力乞亚进入叙利亚北部十分便利。也正是由于控制了这两处隘口，基祖瓦特纳王国（Kizzuwatna Kingdom）在公元前2千纪中叶一直是赫梯王国的心腹大患。同样作为美索不达米亚与古叙利亚分野的幼发拉底河，在疆界演变过程中，也未能隔绝东西方的交往，尤其是军事活动。此外，即使是深居内陆、地处沙漠边缘的大马士革，在地理上也没有处于绝对的封闭状态。骆驼驯化技术的传播使铁器时代的古叙利亚南方成为贸易的中心。尽管东黎巴嫩山（Anti-Lebanon Mountain）在北部和西部将大马士革同古叙利亚其他区域隔开，但是巴拉达河在东黎巴嫩山和黑山（Mount Hermon）之间形成的河谷，使大马士革得以同外部世界保持方便的交通往来，并成为诸如亚述等域外强权吞并本地区的入口。因此，开放性的地理环境，为埃及、赫梯、亚述、波斯、希腊–罗马等强势外来文明征服古叙利亚地区提供了便利，从而为以政治统治为基础、彰显外来影响在文明流变中居主导地位的独特的发展模式创造了条件。
也正是在这种地缘开放性特征的基础上，即“文明的十字路口”及“交通环岛区”得天独厚的地缘环境，古叙利亚地区在长期的文明交往中形成了多元性的对外交往格局。称谓建构主体的多元性便是古叙利亚多元性对外交往格局的直接反映。这种对外交往格局拓展了古叙利亚文明的辐射范围，并塑造了其后来居上的特质。
后来居上是古叙利亚多元性对外交往格局的自然结果，地处三洲交汇处的地缘环境和对人类高级文明生活的贡献，是古叙利亚在人类历史上的重要意义所在。这两点很大程度上是相辅相成的。古叙利亚地区位于多元文明碰撞、交融的边疆地区，地理环境的开放性同“文明的十字路口”和“交通环岛区”的地缘优势相结合，进而在历史演进中形成了多元的对外交往格局。也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外部观察者才能在认知的基础上建构古叙利亚的称谓。同时，多元性的对外交往格局亦导致古叙利亚文明不可避免地受到周边强势文明的影响，进而在起源、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次生性特点。次生性意味着外来影响在古叙利亚文明流变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对外来文化的兼收并蓄因而成为影响文明成长的主要因素，即使周边诸文明因种种原因陷入衰落，古叙利亚文明也依然通过与更广阔世界的联系而置身于多元文明的网络中，并在文明交融的过程中继续发展，从而呈现出后来居上的特点。字母文字和一神信仰是古叙利亚文明对人类高级文明生活最重要的贡献，然而这两大贡献在起源上是多元文明融合，并在古叙利亚与域外文明的交往中趋于成熟，进而通过多元性的对外交往格局扩散到西方和东方，从而具有了世界性的历史意义。
结 论
古叙利亚称谓的建构经历三个阶段：在古叙利亚文明肇始阶段，由于外来文明的影响有限，称谓的指代对象具有模糊性、混杂性特点；在阿契美尼德王朝和希腊化时代，东西方文明交往的深化凸显了古叙利亚称谓的地理属性，“叙利亚”/“河西”成为以天然分野为基础的、相对清晰的地理概念；这种清晰化趋势随着罗马统治时期希腊文明与古叙利亚文明的交融而发展，古叙利亚的疆域范围最终定型且成为共识，并开始部分地作为人为疆域界定的依据。
地域范围在交往中廓清，交往塑造文明特质。文明交往廓清了地理称谓的指代范围，而称谓建构过程中的两大特点——外来影响的主导地位、称谓建构主体的多元性——不仅是对古叙利亚地区历史交往动态过程的直观反映，亦折射出古叙利亚文明的特征：政治和民族的多元性、文明的交往性与辐射性，以及在上古文明趋于衰落时古叙利亚文明继续发展的后来居上性。文明系自然地理环境的产物，古叙利亚地区的地理特征可归纳为：地理构造的复杂性、地理环境的开放性、对外交往格局的多元性。特殊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交往对古叙利亚文明流变的意义。
正如彭树智先生所说，人类文明交往“充满着冲突和斗争，也经历着传承和吸收，还交织着融汇和综合”。从表象看，域外强权的冲突和斗争使得古叙利亚的历史长期呈现错综复杂的特点，但是在暴力冲突的背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生态文明等要素受益于古叙利亚得地独宜的“文明的十字路口”的地缘环境，并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影响了字母文字、一神信仰等“人类高级社会生活方式”的塑造。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在叙利亚地区吸纳和融合不同文明的文化、技术和思想等要素的过程中，物质生活生产方式的多样化和进步推动了叙利亚地区形成更高级、更复杂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和思维方式。以叙利亚地区为桥梁，这些地区性的人类社会生活方式的进步反哺了人类文明。
总之，地处东西方交界的地缘优势，使叙利亚文明得以在植根古代东方社会传统的同时，又能在与古典地中海世界交往过程中实现异质文化的杂糅，进而成为人类文明交往进程的推动者。
作者
单位：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原文
编辑：
拾
壹
校审：
初 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