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普利策公共服务奖：14州女性为何“堕”入绝境？

败血症孕妇三次误诊身亡、狼疮患者自行堕胎致死......2025普利策公共服务奖：美国严苛堕胎禁令让医生不敢救、女性不敢医，谁该为这些本可避免的死亡负责？

Nevaeh Crain在怀孕六个月时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她在12小时内去了两家不同的急诊室，但医护人员却因害怕担上“堕胎”的罪名，并没有及时给她提供对症治疗。

Crain的母亲Candace Fails在女儿的墓前哭泣｜Danielle Villasana for ProPublica

第一家医院误诊她患有链球菌性咽喉炎，仅给她开了抗生素。此时Crain腹痛、呕吐、疼得睡不着。随即去的第二家医院检测出她可能患有败血症，且此时Crain的体温为39.3℃，脉搏异常高，剧烈腹痛。但胎儿仍有心跳，医生给她输注了两个小时的静脉液体、一剂抗生素和一些泰诺后便让其回家。

美国禁止堕胎的宗教缘由可追溯至殖民时期的清教思想。清教徒秉持 “生命始于受孕”（"life begins at conception"） 的教义，认为胚胎自受精起即拥有灵魂，堕胎等同于 “谋杀”。

19 世纪天主教移民激增，联合福音派推动反堕胎立法，至 1910 年全美各州均禁止堕胎。这种宗教观念与清教 “政教合一” 传统结合，例如马萨诸塞殖民地将堕胎视为宗教罪孽，直接写入法律，为后世保守州（如德州、田纳西）的严苛禁令埋下伏笔。

20 世纪后期，基督教保守派将反堕胎包装为 “保护生命权”（"protecting the right to life from conception"） 的宗教使命。1980 年代后，他们通过政治游说推动 “心跳法案”（"Texas Heartbeat Act"），主张胎儿心跳即为人权起点。多布斯案（2022）后，14 个共和党州以宗教教义为基础恢复禁令，例如亚利桑那州沿用 1864 年 “无例外禁令”（ "no-exceptions ban"），德州将医生堕胎判 99 年监禁。这些政策本质是基督教保守派将 “胎儿人格化”（"fetal personhood laws"） 教义凌驾于女性自主权之上，形成美国特有的宗教与政治捆绑。

“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 是美国最高法院 1973 年作出的历史性裁决，承认女性堕胎权受宪法保护，基于宪法第 14 修正案的 “隐私权”，认为堕胎属于个人隐私范畴，怀孕前三个月（约 12 周内）政府不得干预堕胎决定，完全由孕妇和医生决定；中间 3 个月各州可基于健康理由进行一定限制；后 3 个月（胎儿可存活后）各州可禁止堕胎（除非危及孕妇生命）。

2022 年 6 月 24 日，美国最高法院在 “多布斯诉杰克逊妇女健康组织案”（Dobbs v. Jackson Women's Health Organization）中，以 5:4 的投票结果推翻了 1973 年确立堕胎权的 “罗诉韦德案”，裁定堕胎权不属于宪法权利，允许各州自行决定是否禁止或限制堕胎，这导致约 20 个共和党州迅速禁止或严格限制堕胎。截至 2024 年底，已有 14 个州，禁止在怀孕的所有阶段堕胎。

尽管各州规定不同，但以下情况通常允许堕胎：

（1）孕期阶段限制

• 蓝色州（支持堕胎权）：如加州、纽约州等，允许在胎儿存活期（约24周）前自由堕胎，部分州甚至允许晚期堕胎（如孕妇健康或生命受威胁时）。

• 红色州（限制堕胎）：部分州禁止怀孕6周（如佛州“心跳法案”）或15周后堕胎，仅少数例外。

（2）例外情况

即使在严格限制的州，以下情况可能允许堕胎：

• 孕妇生命危险：所有州均允许为挽救孕妇生命而堕胎，但具体标准不一。

• 健康威胁：部分州允许因严重健康风险（如器官衰竭）堕胎，但心理健康的认定较严格。

• 强奸或乱伦：约20个州允许（需警方报告或医生证明），但部分州（如阿拉巴马）即使强奸也不允许。

• 胎儿致命异常：少数州（如路易斯安那）禁止，即使胎儿无法存活。

"It's just so disheartening to me that doctors can want to provide me care and not be able to because of what a law says, for fear that they would have repercussions."

患者Charlotte Miller说：“医生想为我提供治疗，却因为担心自己会受法律牵连而不能，这让我非常沮丧。”

“政府强迫我生下这个孩子，”另一名被禁止堕胎的患者Mellon说。“但他们对于之后的抚养却不提供任何帮助。”

出于基督教信仰，母亲Fails和女儿Crain都同意堕胎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只有在强奸或疾病危及生命的情况，他们才支持堕胎。

但Fails认为，紧急情况下，只要能保证女儿的生命安全，她也可以接受堕胎。

"I know it sounds selfish, and God knows I would rather have both of them, but if I had to choose," Fails said, "I would have chosen my daughter."

“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自私，我当然希望保全二者。但如果我必须选择的话，”Fails说，“我会选择我的女儿。”

Fails在德克萨斯州布纳参观了她的女儿Crain和未出世的孙女Lillian的坟墓 | ProPublica

面对堕胎禁令，没有医生会想成为第一个受审理的人，因此他们会选择最安全的方式解读法律，使自己不会触犯到法律。

大多数禁堕令中包含一项例外条款，允许在“防止孕妇死亡或防止重大的、不可逆的身体功能损害”时进行堕胎。但是，对于如何解读此类语言，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协议。

“They would feel the need to wait for a higher blood pressure, wait for a higher fever — really got to justify this one — bleed a little bit more,” Dr. Melissa Kottke, an OB-GYN at Emory, warned lawmakers in 2019 during one of the hearings over Georgia’s ban.

“医生们会觉得必须等到患者血压更高、发烧更严重——真的要找个理由来证明威胁到孕妇生命——等到出血更多的时候才可以给患者堕胎。”2019年，在关于佐治亚州禁令的一次听证会上，埃默里大学妇产科医生Melissa Kottke警告立法者。

“The bottom line,” said Dr. Emily Patel, a maternal-fetal medicine specialist in Nebraska, “we don’t know what [the exception] means and won’t know until it’s tested in a court of law.”

“归根结底，我们不知道到底什么才算‘例外’，只能等到在法庭上接受检验时才知道。”内布拉斯加州母胎医学专家Emily Patel博士表示。

因此在有堕胎禁令的州，这些患者像“烫手山芋”一样被医院之间来回推诿，在某些情况下，医疗团队甚至会浪费宝贵的时间争论法律问题并创建文件，为可能需要向陪审团和法官解释他们的行为做准备。

“Pregnant women have become essentially untouchables,” said Sara Rosenbaum, a health law and policy professor emerita at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孕妇已经成为一种‘碰不得’的存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健康法和政策荣誉教Sara Rosenbaum表示。

共和党代表Esther Helton-Haynes作为一名护士，提议了2023年的堕胎禁令修改法案，旨在为医生在面对健康并发症时提供更多干预空间，但该提议未被通过。

"No one wants to tell their spouse, child or loved one that their life is not important in a medical emergency as you watch them die when they could have been saved."

她说：“没有人愿意告诉他们的配偶、孩子或亲人：自己生命不重要；为了腹中的孩子，可以放弃自己活下去的可能性。”

Some pregnancy complications "work themselves out," he told a panel of lawmakers. Doctors should be required to "pause and wait this out and see how it goes."

田纳西州反堕胎游说者Will Brewer强烈反对这一修改。他对立法者表示，某些怀孕并发症会“自行解决”，医生应被要求“暂停，看看事情如何发展”。

在上述许多案例中，医生本可以通过堕胎来拯救孕妇的生命，但出于对法律指控的恐惧而没有施以适当救助，导致悲剧发生。就像百余位产科医生近期联名致信德州政策制定者指出的一样，"现行法律剥夺了德州女性获得救命医疗的权利"。

在实施堕胎禁令的州，必须要明确“医疗例外”（medical exceptions ）的定义，并以此进一步保障医生自主权。医院应当建立一套更清晰、完整的堕胎应对机制。那些患有慢性健康疾病（如狼疮、糖尿病和高血压等），或是因突发状况而性命垂危的女性，应该被允许破例堕胎。

如此一来，也就能保障医生的自主权（give doctors sufficient space for professional judgment），让医疗系统不再是政客们的傀儡，孕妇也不再是“碰不得的烫手山芋”。

美国孕产妇健康研究人员表示，若美国疾控中心设立标准化数据分类体系来专门追踪和评估堕胎禁令对孕产妇死亡影响，将有助于研判堕胎禁令是否加剧医疗延误。

联邦政府应建立统一的全国性数据追踪系统，全面收集与堕胎和孕产妇健康相关的数据。各州应进行死亡案例审查、堕胎手术情况以及相关医疗干预措施等信息，及时发现问题和趋势，为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和改进医疗服务提供有力依据。

在禁令无法马上修订或废除的情况之下，社会至少需要为这些弱势家庭提供更完善的支持体系，尽量减少为家庭带去的养育压力，保障孩子和家庭的健康发展。

加大对孕产妇健康服务的资金投入，扩充医疗资源。同时，构建完善的心理健康支持体系，为孕期面临压力和心理困扰的孕妇提供心理咨询和治疗服务。

带薪育儿假可以在很大程度减轻因工作和经济原因导致的养育负担。

Currently, 13 states have some form of paid parental leave to care for newborns.No states that banned abortion offer paid parental leave.

目前，美国有 13 个州为照顾新生儿提供某种形式的带薪育儿假。但在禁止堕胎的州中，没有任何一个州提供带薪育儿假。

可负担的托儿服务（affordable Child Care）很重要。2019 年，近一半的田纳西州人生活在“托儿沙漠”地区。有托儿执照的工作者数量仅仅是儿童数的三分之一。

另外，更便捷的医疗援助申请渠道、更充分的残疾人补助（disability payments）也能在很大程度上缓冲“一刀切”堕胎禁令带给人们的威胁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