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法护（229年—306年），我国西晋时期著名僧人、佛教翻译家。法护一生的主要任务是翻译佛经、宣扬佛理，其事迹相对简单，生平相关记载很不具体（主要见于《出三藏记集•竺法护传》）；而如果按照某年译某经来排比时间，似乎又不合本文的表达需要，所以，我们仅介绍法护的三个活动中心。
法护本月支人，或出生于西域，八岁出家，早年在敦煌生活过较长时间。《记集》载法护“世居敦煌”，即世代居住于敦煌；如果这样的话，那法护就是敦煌人了。这点目前尚有争议，但无论如何，敦煌都是法护早期生活的重要据点。西晋初年的敦煌，尚未兴起造像之风，法护应该主要是在宣扬佛教教义而已。
法护在长安生活了较长时间，有大量译经产生。《记集》载，法护见京师洛阳一带佛寺图像富丽，可相关佛理的典籍却没有几本，所以他慨然发奋，“随师至西域，游历诸国”，通晓西域三十六种语言。返回时，他携带了大量梵文佛典（即“胡本”），“自敦煌至长安，沿路传译，写以晋文”，从敦煌到长安的漫长距离，法护边走边逗留，同时也不废译经，翻译了大量佛教典籍，“凡一百四十九部”。
另外，晋武帝末年，法护还在长安青门外立敦煌寺修行，僧俗从学者近千人。可以确定，长安是法护译经的核心地。从此之后，中国佛教不仅寺庙兴盛，而且佛理宣传也空前加速。
西晋都城洛阳也可能是法护译经的重要场所。《记集》载：“太康十年四月八日，白马寺中，聂道真对笔受，劝助刘元谋、傅公信、侯彦长等。”即在白马寺译经。白马寺是佛教东进中原时的关键地点，法护及其助手在此译经，应该合乎情理。另有法护“于洛阳城西白马寺中”翻译的记载。此外，我们也有疑惑：既然法护于晋武帝末年，在长安青门外立敦煌寺修行，那为什么同一时间还在“洛阳城西白马寺”中翻译佛经呢？太康十年（289年）就是晋武帝末年。我们怀疑，长安青门外敦煌寺，或许可能也称白马寺；佛典记录时，将洛阳白马寺与长安敦煌寺混为一谈了。
法护译经量极大（目前统计数据不一），有人甚至称他为译经“冠军”，至少在鸠摩罗什之前，译经最多、影响最大的学僧，非法护莫属。这对于当时缺少佛理支撑的中土佛教来说，可谓是一场及时雨，因而产生了巨大影响，《出三藏记集》的作者僧祐称赞道：“（佛教）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给予高度评价。
就翻译而言，法护主要以直译为主，尽可能传达原本真意，这为后来鸠摩罗什的“新译”铺平了道路。法护之前，佛经翻译多是抽取其中某篇，有时也随便删略，导致佛经义理零散，甚至断章取义。法护翻译全本，忠于原本，“事不加饰”，对于佛理初传的时代，这是恰好需要而有积极意义的。当然，这样的“直译”，也存在着文辞质朴甚至简陋的不足，给人以“辞质胜文”的感觉；而这也刚好留出了罗什以“新译”的方式进行润色、升华的空间。可以说，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也是法护、罗什等学僧不断接力、深化的过程。
在翻译中，法护还吸纳了众多的胡、汉僧俗做助手，执笔校录，整理删改，培养了一大批翻译人才。其中聂承远、聂道真父子，竺法首、谏士伦、孙伯虎、虞世雅、竺法乘等，给法护帮助尤多，为后人所赞美。后来，他们继承法护之业，对佛教传布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如聂道真就独自翻译了一些佛经篇目，竺法乘也成为法护最有名的弟子，在江南颇有影响。
佛教东传是中国中古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件大事。佛教义理对于中国士大夫的思想、性格、人生选择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扩展所及，其眼界、文藻都为之一变，甚至可以说，自先秦以来的“天下”观念，都因此而扩展和丰富了许多。不仅于此。伴随着佛教东传，新的雕塑、绘画、音乐、美术，以及物产、珍宝、工艺甚至科技，一起涌入中国，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人的思想和物质世界，对于汪洋恣肆、鸿博精深的中华文化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塑型助力作用。
文化的演进，必须要有新质元素注入，才能够不断地熔铸出新。中华文化的一个显著优点就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只要是先进的或者有益的文化元素，她都能够有效地、以我为主地包容、吸纳和改造，进而成为助推前进的新动力，佛教及其附带因子的加入，正是如此。假如中古时期的中国社会关门封闭，没有新质元素注入，那此后恢弘壮观的盛唐气象就基本不可能出现，因为盛唐气象中有着太多胡汉融合的优秀范例（可参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葛承雍《胡 汉中国与外来文明》）。（执笔：清辉 编辑：王丽娜）
来源：黄河清风
编辑：柴任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