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的一天，明太祖朱元璋在朝堂上震怒，下令对刑部主事茹太素施以杖刑。杖刑，就是打板子。一名饱读诗书的朝臣，当着众多同僚的面去衣受杖，着实既伤面子，又伤“里子”。
茹太素因何触怒“龙颜”？《明史》说，茹太素上书“言多忤触”。但仔细看，还有“陈时务累万言”“文词太多，便至荧听”的记载。《明太祖文集》则更详细：“刑部主事茹太素以五事上言，其书一万七千字。”上个折子说5件事，写了17000字！差不多是一个明代话本的容量。这是奏事，还是写剧本？
“言多忤触”是原因之一，“文词太多，便至荧听”，同样让朱元璋憋了一肚子火。好在朱元璋还算勤政，“次夕，复于宫中令人诵之，得其可行者四事。”第二天晚上，让人接着念。皇帝的最后结论是：“太素所陈，五百余言可尽耳。”500字足矣！剩下的16500字，大多是废话。
明朝初年，官员上书言事繁复冗长，渐成风气。奏疏常常堆砌辞藻、引经据典，看似厚重，实则空泛无物；更有甚者，一些官员为彰显学识，刻意使用冷僻典故与字词，晦涩难辨。朱元璋对此不胜其烦，下决心整饬。早在洪武六年就下诏：“朕尝厌其雕琢，殊异古体，且使事实为浮文所蔽……凡表笺奏疏，毋用四六对偶，悉从典雅。”3年之后，茹太素依然我行我素，挨这顿板子，真不算亏。
茹太素挨板子这件事没过多久，明廷颁布了《建言格式》，规定“许陈实事，不许繁文，若过式者问之。”又在洪武十二年颁布《案牍减繁式》，要求公文言辞平实。自此，篇幅冗长、华而不实的案牍积弊，才得到一定程度纠治。
文字和语言的主要作用，在于交流和传播，重在明晰、高效。说话或著文长篇大论、云山雾罩，会让人昏昏欲睡，摸不着头脑。在文字表达的简约方面，古代的先贤其实做得非常好。先秦最重要的典籍之一《春秋》，全书仅16000多字，记载了240多年的历史事件，平均每年不足70字，却能提纲挈领，清晰展现历史脉络。这样的文风，值得学习和提倡。
1974年出土于居延甲渠候官遗址的《居延新简·建武三年七月万岁候长宪上书》，全文不过百字。其中有：“建武三年七月乙酉朔丁酉，万岁候长宪敢言之，徙署，乃癸巳视事，校阅兵物多不具。”区区30余字，却完整涵盖时间（建武三年七月丁酉）、报告人及身份（万岁部候长窦宪）、事件描述（癸巳日检查军备）及发现的问题（兵器短缺）。言简意明，堪称公文典范。
囿于历史条件，古人不得不惜墨如金，我们的语言文字也因此受到锻造和磨砺，形成了“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的高效、简约文风。这样的传统，在今天仍然需要继承和发扬。
明明三两句话能说清楚的事，非要前三点、后四条，层层套叠，说上一大堆；明明一页纸就能写明白，非要穿靴戴帽、里袍外套，搞成厚厚一大摞；明明不发文不开会就能布置好的工作，非要发文开会，甚至发长文开长会。好像只有这样，才能反映出“认识到位”，才能体现出“高度重视”，才能显示出“工作扎实”。这种只重形式、不重内容，只重痕迹、不重实效的文牍主义，是危害极大的形式主义。它使大量的公共资源在文山会海中空转，也常常使基层不堪重负。看似工作扎实，实则是作风浮漂。
公文的价值不在于篇幅长短，而在于能否精准传递信息。会议的作用也不在于领导讲多少话，而在于工作安排是否周密可行。克服案牍上的繁文缛节之害，促进文风、会风向实戒虚，是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改进工作作风的必然要求。要立规矩、划红线，一旦越界，纪律的板子也要打上去。
《 人民日报 》（ 2025年05月26日 20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