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香之瓣 | 张昌华：故人 故纸 故事—— “双叶丛书” 出版琐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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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于《上海文学》2025年5月号

张昌华

“双叶丛书”之出版，乃属因缘际会。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出版界散文中兴，我作为一名文学编辑，自然也想赶“潮”，而我的作者队伍多为文坛前辈，有不少是夫妇作家，我油然陡生为他们伉俪编一本散文合集的想法。在书稿的内容上，我抓住家庭的特色，选他们写家庭、亲情、人生的随笔；在篇幅上夫妇各占一半，在文末用“编后记”将两人联系起来，使其成为珠联璧合的整体，体现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趣味。同时，凡健在者，各自为其作品作序、题写书名，再配上家庭生活照或与内容相关的图片。在装帧形式上，美编速泰熙先生匠心独运，一改封面设计老套路，首创“一本书两个封面”，或曰“无封底无封面（即夫妇各自为政）。”后来出港台作家的书，先生部分用竖排，女士部分用横排。有人戏称这是“阴阳有别”“一国两制”，遂成了一本无所谓前后、无所谓主副的书。

最先出版的一辑，萧乾、吴祖光、黄苗子、冯亦代四对夫妇的人生经历，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都经过岁月的淘洗，屡遭“霜打”，初拟丛书名“霜叶”，后考虑丛书要扩大阵容，传主人生经历有异，用“霜叶”不妥，改用谐音“双叶”。

第一辑面世后，获得业界和广大读者的好评。萧乾先生在《中华读书报》撰文称：“这种形式可谓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出版夫妇合集，体现男女平等的首例。”

继第一辑健在作家夫妇合集后，我们拓宽视野，兼收已故著名作家夫妇的作品，遂有后面陆续跟进的十二部。

在“双叶丛书”出版过程中，发生不少有趣的故事，显示传主们的操守与人品，现整理出来与大家分享。

我之所以把萧乾先生列在介绍的首位，因为他对“双叶丛书”的出版鼓励有加，费心最多，支持最力。中国台湾的林海音、柏杨、美国的聂华苓、英国的陈小滢（陈源、凌叔华之女）以及梅志都是他介绍给我的。

一九九三年秋我着手策划这套丛书，曾写一信致萧乾，投石问路。萧乾接到信后即作复。他说一九九四年是他与文洁若结褵四十周年，用合译《尤利西斯》纪念，再加出版两人的散文合集，是锦上添花了。复信中还说：“你们这个点子想得极好。搞出版就得这么动脑筋。我全力支持一切严肃的、认真的、从民族文化出发的举动。”（一九九四年一月十五日致笔者函），并告知已经请助手傅光明着手搜集文稿了。

春节后我进京专事拜访萧乾先生，那是我第一次见他。他的工作室兼客厅仅十坪左右大吧，墙上挂着他与巴金、他与冰心的大幅合影。室内显得比较杂乱，书架上立着一排他自家的著作和他喜欢听的录音带，办公桌被一张大饭桌挤到靠墙的一隅，桌上摊着正在译的《尤利西斯》文稿和工具书。桌下旁边一只方凳上放着一溜药瓶子、剪刀、胶水。十分有趣的是室内交叉地拉着两条绳索，挂满来自世界各地五颜六色的贺年卡，活像一面面万国旗。更逗的是靠办公桌的一面墙的钉子上，挂着两个带铁夹的小本子，桌子腿下方钉子上拴着一本拍纸簿（中央文史馆小便笺），活像生产队的会计账本。他右手中指上缠着一块白胶布，大概是握笔过久而致。我向他汇报这套丛书的整体构想，他说这个点子好，谈到拟收人选时，萧乾说：“一定得把钱锺书、杨绛先生请进来。”我说那得请您帮忙。他说他们认识，但交情不深。片刻，他说你找舒展，舒展与钱先生有交情，刚帮他编六大本“论学文选”。我说我不认识舒展。他说我帮你介绍。说着从桌腿上拴着的拍纸簿上撕下一页给舒展写信，并把舒展的电话、地址一并抄给我。

告辞时我提出想合张影。萧乾坐上沙发招呼小保姆帮忙。拍照时我坚持站着，他说“那我也站着”，还真的立起身来。我说：“您是大作家，我是小编辑，您是前辈，我是后生。”萧乾反对：“编辑和作家是平等的。”我连说“不行不行”。他说：“那好，一样来一张，大家平等。”就这样几乎在同一瞬间，照了两张不同姿势的合影。一张两人平坐，一张他坐我站。

萧乾很快将书稿寄来，但没有给书命名，他说让我代劳。我知道萧乾是浪迹天涯未带地图的旅人，一生颠簸流离，有四段恋情，最后遇到文洁若始安定下来……我提议就叫《旅人的绿洲》，他很高兴，来函称这个书名“雅而恰当”。

《旅人的绿洲》出版后，我登门送样书，他十分满意，还专门签了一本送我，上书：“昌华同志，谢谢您的精心编辑。”后来又在报上写了篇《智慧与匠心——向出色的编辑致敬》，美言我一番。

萧乾先生古道热肠。尤令我感动的是《双佳楼梦影》（陈西滢、凌叔华辑）中，有一篇陈西滢写他与萧乾拜访福斯特的日记。原稿字迹潦草，文内夹着许多人名、地名、花草名，我无法编辑，请萧乾帮忙。八十六岁高龄的萧乾抱病为这篇日记作了二十七条注，满满三大页，还幽默地说我是在考他，他记忆力衰退难以考及格了。

萧乾对人的热情与忠厚我深有感触。傅光明当时是他的助手，萧乾十分赏识他。《旅人的绿洲》萧乾部分的文稿是请傅编的，他向我提议署名时署傅的名字，“如不宜，则我也加上，但事实上是他花的力气。”叮嘱我一定要给傅选编费，还提出方案：“1.由出版社付；2.由我们的稿费中扣除。”但希望直接寄他，“即便由我稿酬中扣，亦不要注上”。还念念不忘地在“不要注上”四字下面加着重号。（一九九四年八月十日致笔者函）

更令我铭感五内的是他对我的关怀与提携。我后来走上创作之路，写了十多本书，是与萧乾先生的教育开导分不开的。一次，他问我写不写文章，我说当教师时写，改行当编辑后，工作忙就不写了。他听了直摇手，说：“你要写，一定要写，只有你写了，才知道作家的甘苦。只有你有了作品，才能与作者平等对话，也容易沟通……”他还抱病为我的第一本书《书香人和》写了篇热情洋溢的序。他的序不是一味捧场，在鼓励的同时，指出书的软肋：“论人有余，品书不足。”

萧乾先生是根直肠子。某年我去访他，恰逢央视“电视书屋”剧组采访。他是搞书评研究出身，主持人希望他谈谈对时下文学评论的看法。萧乾说：“目前搞好书评有难度，社会风气不大适宜。本来一部书出版，应该有很多人出来说三道四，而现在我们的书评往往一边倒，全说好或全说坏，以偏概全。说好话（假话）的人多，说坏话（真话）的人少。”他还指出也有少数人用权或用钱来左右评论……最后，主持人请他说一句他最想说的话。他说：“尽量说真话，坚决不说假话。”我印象极深的是他说这话时的神情，他用手做刀状横在脖子上做切割状说：“如说真话就这样，我不干。”还幽默地说：”我钦佩张志新，但不想做烈士。”后来应我之请，他把“尽量”这句话题赠于我。

我与萧乾真有缘分。二○一八年一个偶然，我在“孔网”上拍到萧府流出的文洁若先生的一本“杂记本”，在那个本子上我见到不少在公开出版物见不到的东西：如他为老舍代笔写稿分稿费的事；如巴金到京，曹禺请客他作陪并抢先付账的事。还有他自拟的墓志铭：

死者是度过平凡一生的平凡人。平凡，因为他既不是一个英雄，也不是一个坏蛋。他幼年是从贫困中挣扎出来的，受过鞭笞、饥饿、孤独和凌辱。他有时任性、糊涂，但从未忘过本。他有一盏良知的灯，它时明时暗，却从没熄灭过。他经常疏懒，但偶尔也颇知努力。在感情漩涡中他消耗——浪费了不少精力。中年遭受过沉重打击，如晴天霹雳。他从不想做官，只想织一把丝，酿一盅蜜。历史车轮，要靠一切有志气的中国人来推进，他希望为此竭尽绵力。这是一个平凡人的平凡志向。他是微笑着离去的，因为他有幸看到了恶霸们的末日。

文洁若先生十分谦逊、平易近人，当年她把《旅人的绿洲》她那部分文稿寄给我，我通读后，觉得有两篇可能是她出于某种考虑收在书中，不大妥，斗胆建议撤换。文先生十分大度，立即调整了篇幅。萧乾逝世二十多年了，我与文先生一直保持联系，为纪念萧乾百年华诞出书的事，我帮了点小忙。文先生说“萧乾没有白疼你”，这话真让我暖心。二○一八年我去拜访文洁若，告辞时她忽然说：“张昌华，慢走，送你一件萧乾的遗物作纪念。”原来是她当年亲手为萧乾织的深蓝色毛线帽。二○二○年我去看望文先生时，她左手骨折，肿还没全消，还在伏案笔耕。一个勤奋一生、为祖国编译事业奋斗一生的老人。

“双叶丛书”策划之初，我即将巴金先生列为领衔者。因为我们这代人都是读巴金的书长大的。他的为人为文，深深地影响了我们这代人的“三观”。可此前我与巴金及其亲属素无交往，遂请萧乾先生向巴老及其亲属转致我的请求。巴金觉得萧珊生前此类散文作品不多，与其勉强凑数，不如不出，遂通过小林十分委婉地拒绝了。一九九五年四月，文洁若来南京签售《尤利西斯》，我去招待所看她，送她一只花篮。文先生第二天大早要到上海，她舍不得把漂亮的花篮舍弃，于是带到上海，以我的名义送巴金，希望为组稿提供一点方便。然而，仍无果。

丛书第一辑问世后，以内容选材的独特和装帧形式的新颖，引起了各层面读者的兴趣，特别是博得圈内人士的好评。伴之而来的是读者的探询或质问：为什么不出巴金萧珊合集？显然，那是巴金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太重要了。他的血泪之作《怀念萧珊》，打动了多少读者！巴金本人不大想出，萧乾、文洁若出马也没成功，我只能作罢了。但罢而不休。经验告诉我：任何一部好作品，绝非轻易而得；而既作为一名编辑，总应有所追求才好，不轻言放弃。于是，我在等待。

终于让我等着了，天赐我也。一九九七年借北京图书博览会之便，我去拜访舒乙先生。舒乙说要抓我的差，说中国作协为九十岁以上的老会员，每人量身定做一双北京百年老店内联升店出品的麂皮软底布鞋，巴金的那双存在他处，托我捎给巴金。我一听即很兴奋，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正是晋见巴老、向他组稿的良机。我一口应承。当时巴老在杭州西湖汪庄疗养，我请舒乙给李小林写封信，为我组稿事多美言几句。舒乙当即写了。回宁次日，我带着鞋持着舒乙的信直奔杭州。因当时我心脏不太好，妻子怕我有事，让大儿子陪我一道去杭州，儿子在读中文系，也想借机拜见一下巴金先生。我到杭州后打电话才知道小林外出，等了一天终于见到。我是个实诚人，一见面便向小林坦言，借送鞋之机就便组稿。原本不同意为她父母出合集的小林，善解人意或碍于情面，说出书的事她不好做主，请我直接跟老人谈：行则办，不行则罢。

汪庄，巴金疗养地是大屋顶式建筑，临湖而建，湖光山色风景宜人。上午九时，巴金坐着轮椅，由工作人员从卧室推到大厅。小林为老人整好衣衫，梳了梳头发，为我的来意做了简单的介绍后，便弯下腰为老人试穿我带来的布鞋。她怎么弄也穿不上，叹了口气：“小了。”“将来送文学馆吧。”我挺纳闷，舒乙说是他来“量身定做”的，怎么会小呢？后来想想，一定是老人整日坐着，腿脚肿胀之故吧。小林对我说你们直接谈吧，转身离去。

眼前的巴金，精神挺好，面部没有什么表情，但下垂的眼袋给人一种老态。我立即捧出刚刚出版的“双叶丛书”《热血东流》（老舍、胡絜青辑）和《长风赞》（胡风、梅志辑）给巴老看，伺机介绍这套书在编辑装帧上的特点。当我说出想为他与萧珊也出一本后，巴金反应很快，眼睛一亮，马上说，“可以。”我听了高兴极了。在讨论萧珊入选作品细节时，鉴于她的散文作品量不多，我建议是否可选一点她的翻译作品。巴金立即说：“可选《马霞》（屠格涅夫）。”由巴老的反应中看出，那时他的思维清楚，记忆力也好，竟能报出萧珊某篇译作的篇名。我注意到他说话时中气不足，声音低微，而且句子很短，大概怕我听不明白，有时用点头、摆手肢体语言相助。令人感到不安的是，说不了两句话，嘴角边流出口水，我注意到他的轮椅草席垫背上塞着一叠餐巾纸，轮椅前有只纸篓，工作人员不时为他擦嘴角……因为他们不日要返沪，巴老说，具体的事等回到上海再说。我请小林选编，小林谦虚，说她对巴老的作品不大熟悉，我知道她正在《收获》主编任上，太忙。小林提议由曾任巴老秘书的彭新琪女士选编，选目最后由巴老圈定。巴老审定了第一次选目，并提出了意见，我们做了增删。关于书名，我请巴老自拟，他说由我代拟几个供他参考。记得我拟了三个，他圈定了《探索人生》，并用粗墨笔写了书名。字迹相当有力度，尤其是签名，没有颤抖的痕迹。巴老办事一丝不苟，书名他题了两款，大概是第一款墨笔下水不匀，复又题一款。一九九九年元旦该书出版后，他签名送我一本作纪念。

《探索人生》开篇便是《怀念萧珊》，情真意切，如泣如诉，追忆他们相濡以沫的一生。还有一组怀念文友老舍、沈从文、曹禺、胡风的文字，朴实、平和、温馨，感人肺腑。颇具特色的是一组关于“探索”和“讲真话”“卖真货”的人生随笔，读来令人感慨万千。在萧珊辑中，选编者通过不懈的努力，居然在民国报海中找到一九三九年萧珊发在《烽火周刊》上的《在伤兵医院中》，她的优秀译作《马霞》（屠格涅夫）亦收入其中。

《探索人生》序列“双叶丛书”最后一本，收官之作。

我与冰心先生结识较早，始于一九八三年。那时我还在中学教书，受出版社委托，为中学生编一套《当代作家与语文课本》，拟收《漫谈〈小桔灯〉的写作经过》，致信冰心，她欣然同意。后一直保持联系，我不时给她寄上本社的出版物，逢年过节写信问候，寄本挂历什么的。一九九二年，我供职的江苏文艺出版社拟编一套“名人丛书”，内有书信卷，去信表示想收她与吴文藻先生的书信。冰心复信说，她与先生的书信“早在抗战中丢失”，为不让我们失望，她从民族研究所调出一页吴文藻的文稿，以示支持。她的热情、慷慨真令我感动。

时至一九九三年，社里拟编“双叶丛书”，冰心、吴文藻当是最佳人选之一。我知道她与萧乾先生友谊深厚，这对“姊弟”情被文坛传为佳话。在我第一次访萧乾时，我就提出请他拉冰心先生入盟“双叶丛书”。萧乾先生当时直摇手，说：“大姐年事太高，我已允诺不再为她‘揽事’了”。算是谢绝。回来后，我不死心，又致函萧乾，说冰心入盟丛书的重要，恳请他玉成我。萧乾推却不过，来了个折中，把冰心女婿陈恕教授的联络方式告诉我，要我直接去找陈恕。

陈恕教授终于说服了冰心，但问题是“关于编选吴文藻部分，觉得最有困难的地方，因为他没有写过散文，可选的大部分只可能是他的学术论文，不知能否较符合你们的要求（一九九八年一月十日致笔者函）。”后陈恕又说，他发现不少吴文藻先生写给时在国外进修的吴青的信，似可纳入。我立马表示书信很适合……

书稿寄来，书名定的是《两地书》，我颇踌躇，觉得此书名与鲁迅许广平的书信集重名，建议换一个。陈恕说，“这个书名是老人自拟的，她认为吴文藻先生已经作古，她却仍在人间，阴阳阻隔，两世茫茫。”不过，冰心先生十分大度，在说出自己的看法后，仍尊重出版社的建议，将书名改为《有了爱，就有了一切》，并寄来了题签、照片和手迹。

《有了爱，就有了一切》（冰心、吴文藻辑）面世后，老人自然很高兴，说这是她与吴文藻先生作品合璧的唯一一本书。当时冰心已住进医院，她伏在病床上签了一本书送我。是年四月五日，本是老人百年华诞，又逢“冰心儿童文学奖”创立一周年纪念，有关部门选用这本书作为礼品赠送给参加庆典的宾客，觉得该书的封面素雅了一点，我提议加一条红色腰带，请十位德高望重的老人联名题署贺词，以增加喜庆色彩，弥补一下。不几天，陈恕教授对我说，“老人的意思是麻烦就不必了”。真是“有了爱，就有了一切”，一切为他人着想。

十分遗憾，我与冰心先生没有面缘。一九九八年十月，我在京期间，陈恕教授打电话给我，约我某日他带我到北京医院去看冰心，不巧那日我正在开会，脱不开身，说“留待以后”，孰料再也没有机会了。值得庆幸的是，我与冰心女儿吴青、女婿陈恕成了好朋友，时有往来至今。我曾建议他们选编《冰心书信集》，他们编了，我还写文章作宣传，又在我供职的《百家湖》杂志上刊发了吴青的长文《娘永远活在我心里和身边——怀念母亲冰心》。

今已不记得是怎么结识吴祖光先生了。但有一点十分清楚，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调到社里时，正适出版社草创阶段，“十几个人七八条枪”，没有作者队伍，我们找来一本中国作协会员花名册，把江苏籍的作家摘抄下来“备用”。那时我正在编辑《东方纪事》，每期给他们寄杂志联络感情。大概是这样按图索骥摸上吴祖光（常州籍）的门。

主雅客勤。我到吴府大概有八九次之多。吴祖光先生喜欢送人书，我获赠多本。记得第一次他送我一本《吴祖光闲文选》，最引人注目的是封面一幅照片（拼图），吴祖光与新凤霞的头像，画面上吴祖光泰然自若地侧视着新凤霞，新凤霞一脸愁容，旁边有引自这本书“自序”中的两行字：“你呀！又是闲得难受，没事找事啦……”令人莞尔。吴祖光在“自序”的开头即是“我对自己很失望，虽然已经过了古稀之年，却还是十分幼稚，极不成熟”。

当我向吴祖光发出加盟“双叶丛书”的邀请后，他爽快地接受了。他说他们事多，“每天来客，难以对付”，文章委托我代选。我也乐意，这样可以强化我的选文主观意识，取之所需。书名他说也要劳代拟。却之不恭，只好从命。在我通读文稿后，觉得他们的作品与人品，都有他人不可企及或曰独到之处，加之新凤霞又是演员，故拟为《绝唱》（吴祖光、新凤霞辑）。祖光先生在序文中说：“昌华同志为本合集取名《绝唱》，这个名字有点吓人，显然放在我身上不大适合；但我想了想之后，觉得放在妻子身上却是恰当的。”稿件送审时，有篇《闻颦鼓而思将帅》，主审者觉得有点“不合时宜”，我语祖光先生。先生大度，复信云：“悉凭尊裁可也。”

《绝唱》出版后，受到社会各界读者的关注，特别是圈内人士的喜爱。出版社收到大量的读者来信，有对作者表示敬意的，有求购的，有乐为提供治疗新凤霞偏瘫丹方的。直到一九九六年岁末，我还收到三封海外读者来信，其中一封是上海籍在美攻读博士的蔡仙英夫妇来信，写得很长，很动情，谈他们在海外留学的艰辛，谈他们在读到这本书后受到的鼓舞和力量。信末说希望吴祖光先生能看到这封信。我当即以“公事公办”的形式，复了封信：说我与吴先生有约，他年事已高，凡读者来信由我代复。我有“底线”：为不负蔡先生心意，我还是将此信转吴祖光先生，并告之我已代复，劝他不要复了。有情有义的祖光先生接到信后给我打电话，说他与新凤霞看了来信，都很感动，他说：“我还是回封信吧。”

吴祖光先生待人至诚至厚，真不多见。他知道我喜欢字画，为我寄来了他们夫妇的画册，还写了幅“生正逢时”四个大字送我。乙亥年中秋节，他又让新凤霞为我画了一张《梅花》，由他题诗送我，上款为“昌华仁兄先生雅赏”。

新凤霞爱美，记得有次为她拍照时，为取书橱作背景，我站的位置较偏。她笑着用手指着她下巴上略嫌松弛的肌肉，幽默地说：“扬长避短，劳驾您，过来点。”让我从正面来拍。新凤霞虽然身残，但她热爱生活，时时不忘对美的追求。她极少出门，即使平时居家，也爱略施淡妆，衣着也挺讲究质地和色彩的亮丽，显示一种老而弥坚的青春的活力。

书名《；——命运的分号》（冯亦代、黄宗英辑）新颖别致，这是聪颖睿智“不按理出牌”的黄宗英想出来的。读者一看书名就明白他们是重组的家庭。

在组稿之初，亦代先生即向我提出，说他们的集子不能像萧乾、吴祖光那样。他说要尊重历史：他与黄“各为单元”，各选自己以前写家庭亲情的有关文章，希我谅解。他的坦诚令我感动。我到他们“七重天”府上去过多次，事实也是如此：他们虽是新人，不忘故旧。尊重对方，敬重对方的故人。他们的书桌书架上，始终悬立着冯亦代与故妻郑安娜和黄宗英与亡夫赵丹的合影。让历史的一方净土，永存在各自心灵的深处。黄宗英曾写过一篇《水仙·我俩·他俩》的文章，是真诚的表白。在有关的文章中宗英称安娜为“好二嫂”，亦代称赵丹为“阿丹”。他俩晚年实际上生活在四人世界里。

按此丛书凡例，凡健在者书名要自己题写。亦代婉拒，对我说他们的字不好，不敢“献丑”，但经不住我的“纠缠”，还是写好寄来了。在信末又附了一句：“我们的脸皮太厚，决定重写！”一周后又寄新件多份，让我挑选。

我与黄宗英过从，倒是在冯亦代作古之后多起来。时黄宗英卧病上海华东医院，我在民刊《百家湖》当编辑，拉宗英写稿。蒙她不弃常赐佳构。二○一一年岁末她给我寄来二万多字长文《命运断想》，她告诉我是应老家瑞安黄氏宗祠要求，用硬壳本伏在膝盖上写的，写她命运多舛的一生。我一口气读完，并为之感动。因黄宗英是在医院病床上写的，手边没有可查的资料，文中时间、地点、人名等难免有误，我到南京图书馆核查，将其一一更正。我做了一个全本，一个节本。稿子先在我供职的《百家湖》连载，后又将其推荐给董桥在香港发表，同时请青岛的臧杰兄出了全本。此文影响甚大，在知识分子钟情的《私人史》网上，阅读排名长期名列第一，至今巍然不动。宗英对我的効力很感动，此后称我为“昌华贤弟”，二○一三年前后五年间，我几乎每年都去上海看她，她把赵丹的诗写给我做纪念。诗云：“大起大落有奇福，十年囹圄发尚乌。酸甜苦辣极变化，地狱天堂索艺珠。”又送我一张卡片，上写四个大字：“谢我知音。”

关于赵丹，曾有人问她：赵丹演一辈子戏，哪出最精彩？黄宗英说，“是他的死。”

我结识苗子、郁风，是冯亦代介绍的。那时他们旅居墨尔本，通信不大方便，多为电话和传真。

他俩合集的书名叫《陌上花》（黄苗子、郁风辑），我请苗子写序，他幽默，将俗称“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点化成“文章是老婆的好，老婆是自己的好——除了吵架的时候”。三言两语后，把笔锋一转说：“还是先看郁风的文章吧。”书中收苗子的那篇《遗嘱》已成绝响：说先前与好友们相约，各人带上自己为朋友作的挽联或漫画，某日相聚大家掏出展示欣赏。大概是朋友们活着时曾为住房困扰过，《遗嘱》中令家人：“用空玻璃瓶做‘寝宫’，又突发奇想，说告别仪式是：主张约几位亲友，由一位长者主持，肃立马桶边，默哀毕，把骨灰倒进马桶，长者扳动水箱把手，礼毕而散。”老友丁聪还正儿八经地为他画了一张《苗子写遗嘱》。

苗子为人极平易，且重情谊。他们夫妇致我函札十数通，我用毛笔将其抄在一宣纸簿上，复制一副本，二○○○年夏我登门拜访，将副本送他作纪念，他要我把正本也拿出来给他，让他写几个字。他伏案挥毫写道：

张昌华兄手抄愚夫妇自九三年至二千年函札若干成轶·编者作者之间充满情谊文字可不足为存，然昌华兄之敬业精神可贵耳二千年八月二十八日苗子记。

郁风是画家、散文家，是名人、忙人。但她对我们这些做编辑的晚辈十分体贴。记得我为她编《陌上花》时，她在澳洲，已是年近八十岁的老太太了。她将选编书稿分三批寄给我，每篇均有目录清单。最后一批列有一张偌大的多项目的表格，诸如篇名、原发刊物、发表日期、字数、备注等，她十分仔细，在表格上用四种不同颜色的笔区分，一一表明序号，并列出某图片插某文某处，甚而连该用异体字的地方，都做了备注，汉字、阿拉伯字、拉丁文全用上了，目的是怕我混淆，为我编辑时提供方便。她的文稿偶有笔误，均用涂改液更正，清清爽爽，一如其人简洁、端庄。由于她花了功夫，我编起来就得心应手了。我们合作得十分愉快。她为托我求签名者，在不干胶纸上写了二十张有上款的条子。

我的同事刘文洁在长沙以不菲的价格买了一幅郁风款的画，他托我问郁风此画的真伪。时郁风正生病住院，接到我的信后复我，她从不卖画。还特地给刘文洁写了一封短简，托我转交，附赠自己一副画作（印刷品）给刘文洁作纪念。

王映霞的晚年我接触较多，她上海的家、杭州女儿家我都去过。她骨折住院我也探视过，皆为选编《岁月留痕》（郁达夫、王映霞辑）和《王映霞自传》事。我结识她时，她已是九十岁的老人了。

在几年相处中我觉得王映霞女士是个善良的性情中人，个性较强。她写信对我的称谓花样繁多、有趣：先生、同志、老弟、小弟；落款有：老王、王老、映霞和“知名不具”。她的字写得工整、有力，富男士风格。她每每来信，你必须立即作复，稍有迟滞她便不高兴：“（深圳）信来回要十五天？真急刹人！”“小老弟，你是不是把深圳的老朋友忘掉了？”有时甚而带命令式的：“复我！”有趣的是某次我出差，信晚复了两天，她很恼火，在一张雅致的深圳电视台公笺上写道：“我用这样漂亮的纸给你写信，你不觉得可惜吗？”我当然不与她生气，我用一张比她更漂亮的古色古香的宣纸花笺复信，陪两句道歉的话，她火气顿消，再来信就是“昌华小弟”了。

她晚年不糊涂。一次在言谈中，大概我说话不小心，说了句她的寓所有点小吧。在我请她给我册页上留墨时，她写的是“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很显然，那是对我的“反击”。她很爱美，记得某次我捧鲜花去看她，照相时，她说慢点慢点，不忘把一袭花披肩披在肩上。

她会给我出难题，书稿合同一签，她马上来信要预支稿费，逼得我向社长磨嘴皮，尽量满足她。对她的命令，有时我软抗：出《岁月留痕》时，有张照片她指示我不要用，因为那张照片上有她不喜欢的一个儿子。我觉得这有违历史，悄悄地用上了。她恋旧，晚年居杭州女儿家，新家具不要，花钱把上海的一堆旧家具拖到杭州，家具还不值车费。女儿嘉利很孝顺，我说老太太脾气蛮大，嘉利说我们都让着她。某年大年初一早上，王映霞打电话向我拜年，弄得我无地自容，接着命令我替她在南京找家养老院，说她要到南京来养老，吓得我不敢答话。

感谢王映霞把陈从周先生和钱青教授介绍给我。

钱青是同济大学教授，上小学时与茅盾夫人孔德沚同窗，读师范时与王映霞、蔡淑馨（夏衍夫人）、付竹英（汪静之夫人）同班。我曾多次拜访钱青，感谢钱青为我讲了她的闺蜜们绝对鲜为人知的故事。她是郁飞的干娘，据钱青说，郁飞小时候一度在她家生活。钱青要送我一些信札、文件，太贵重，我没要，不敢要也不能要。那些故事如我不说，大概就成流入长江的东逝水了。

因编《多情人不老》（周有光、张允和辑），我于一九九七年结识了周有光、张允和先生。

我与有光先生过从十五年，他家后拐棒胡同门槛我跨过不少次，侃的“大山”也不少，饭也没少吃，唯信只有八通，且千篇一律用四通打字机吐出电脑字，签名是手写。我喜欢藏信，没有老寿星一通手写信岂不太不上档次了？二○一○年我强行上马，以“命令”式口吻，请有光先生给我写一通手写信。我事先备好一页红格笺纸，请他把复信写在该纸上寄我。周老对我，历来有求必应。于是有了这封手写信。全文如下：

昌华兄：语言使人类别于禽兽，文字使文明别于野蛮，教育使先进别于落后。了解过去，开创未来，历史进退，匹夫有责。

周有光  2010年5月4日，时年105岁。

这是我所藏二千通师友函札中，最别具一格的一通。

周老所说的“匹夫有责”，绝不是世俗所云，嘴上说说的那种，我们可以从他晚年作品《百岁新稿》《拾贝集》《朝闻道集》中读出。他对教育，尤其是对青少年成长十分关心，二○○九年，他托李锐转给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信就专说这个问题。二○一三年，周先生茶寿，我请老友毛乐耕撰一嵌名联：

有恒有道有智慧，光国光家光学坛。

又请邵燕祥先生书写。周老收到后十分高兴，嘱其子周晓平电话致谢。

我听周老讲故事最精彩的一次是二○一三年六月十五日，他讲美国华人摄影家刘香成（二○一一“普奖”得主）请他为其摄影集作序的事。刘是“苏联最后一秒钟”的见证者。我说我想看看他的“序”是怎么写的，有光先生从打印稿中抽出“序”给我看，我数了数一共二百零三个字。结句是：“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终止的讲稿，将永远‘飘浮’在刘香成的摄影‘空间’……”

周老称刘香成是“摄影历史学家”，我问为什么。他说刘香成见证了“苏联最后一秒钟”——指拍到戈尔巴乔夫宣读苏联解体讲话稿时最后一页纸坠落的瞬间。那次讲话周老特别兴奋，转述刘香成偷拍照片过程及遭遇时绘声绘色，还辅以手势。

张允和的故事更多更精彩，我已写过多篇，不赘。读者可从一九九九年八月二十五日给我的毛笔信读出趣味。信云：

昌华先生：

八月二十日来信及复制照片收到。一百一十元汇款也收到。你真是……

我的儿子周晓平八九岁的时候，整天让记者们带他到处吃饭玩乐。我说记者们吃四方，我儿子吃十方。现在我也成了吃十方了。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的百对恩爱夫妻照片，有八张。张张有我，大出风头。从七月十一日到八月二十四日，我这儿有七篇报刊上登载我。今寄上最后一篇，又寄两书的勘误表。

北京仍旧在30℃上下，国内外采访者也很多。我的儿子又不在国内，幸亏我的五弟夫妇在这里陪我们。

草草。有空再给你写信。不打你，你是张家的好孩子，奶奶舍不得打你。

祝

秋安

允和草

一九九九年八月二十五日

结识梅志是萧乾搭的桥，文洁若给了我她的联络方式。“双叶丛书”第一辑出版后我送了她一套，并邀其入盟。梅志欣然首肯。具体选编工作是由她女儿晓风担当的。

书稿编成后，没有书名。我提议用《二度梅》，梅志觉得不好，改用《长情赞》，说那是胡风在狱中写给她一首长诗的标题。书名的字体是梅志从胡风遗墨中找出这三个字，亲仿的。

我拜访过梅志两次，在我结识的女性文学前辈中，她是受苦难最多、受害时间最长的一位，而她的端庄与典雅在同侪中是可数的。一口常州乡音，终生不改。我最后一次见她是一九九八年，在北京纪念许广平诞辰一百周年暨《许广平文集》首发式上。她由鲁迅的儿媳马新云陪同，大家都是熟人，我们三人还合了张影。

梅志晚年总结自己的一段话，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我实为一个平庸的老妪，仅比一般人多了一点苦难，也就是知道一点为人之大不易。其实，我也尽自己一点能力，不伤害生灵，不哗众取宠，老老实实做人而已！今天能坦坦然地见人，理直气壮地说话，也可能就是我的平庸吧！”

在十六部书稿中，《爱的新月》（徐志摩、陆小曼辑）《爱的浪漫》（赵元任、杨步伟辑）和《双佳楼梦影》（陈源、凌叔华辑）的前辈作家们早已过世，徐志摩的亲属无从联络，只能抱憾。经过九曲十八弯联系上赵元任的女儿赵新娜，只送了几本样书和一片祝福聊表谢意。该书题签，我居然请到赵元任的老友、寓美的百龄老人顾毓琇王婉靖伉俪题写。与陈源、凌叔华之女小滢女士相识于一九九六年，在苏州、南京、北京见面多次，且与其夫婿秦乃瑞及子秦思源都有浅浅的过从。小滢是个非常有主见有个性的独立女性。她致我的第一封信，即强烈反对我为她父母合集取的书名《爱山庐梦影》，她说那是她母亲的一本书名，而那书是在新加坡写的，且父亲只去新加坡看过母亲一次，住了两天。她要求用她父母在武汉大学寓所名“双佳楼”做书名，我自然同意；但带来的问题是原书名请王世襄先生题的，书名一改，我不得不折回头请王世襄先生另写。王先生是老好人，很爽快地答应了。他告诉我，他与凌叔华在英国就认识，凌在北京逝世时，他还去八宝山送行，并献上一幅挽联。我听了很感兴趣，问挽联是怎么写的，世襄先生写给了我：“叶落枫丹归故土，谷空兰谢有余馨。”小滢十分热情，我结识苏雪林、夏志清都是她介绍的。小滢叔叔陈洪先生九十多岁了，他喜欢文学，寓美独居，儿孙都是学理工的，交流少很寂寞。小滢嘱我与他通信聊天，我遵命当陈老先生陪聊（通信）二年，直至他过世。

舒乙是我的“哥们”，他家我去得最勤，其母胡絜青老人我也拜访过多次。老人喜欢养花，冬天她的小客厅里像是开菊展，多为独朵，每盆花杆上拴着老人手书的菊花名：“玉蟹”“御黄袍”“霓裳羽衣”“落日熔金”……舒乙告诉我，老太太有六大爱好：养花、读书报、看电视、观画展、唱京剧和玩麻将。《热血东流》出版后，我送样书上门，她很高兴。我请她留墨，她写了“福自人得来，寿在乐观中”送我。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老太太晚年独立，小事不烦儿女。我给她的《热血东流》样书她用完了，写信向我索取两本送朋友，还不忘夹了一堆零碎的邮票，说“以充书值”……

如果把这部“双叶丛书”当作一部多幕剧的话，也有不少场外花絮和遗憾。最为遗憾的是没有能请到钱锺书、杨绛夫妇，同时，京、浙及海外有数对前辈作家夫妇，希望与丛书结缘，因各种原因未能如愿。林海音女士最幸运，她因“丛书”找到了失散在大陆四十多年的亲家公的下落……

“双叶丛书”三十二位作者已有三十位走进历史，唯文洁若和张香华女士是硕果仅存的二枚。谨在此祝她们健康百岁；祈“双叶丛书”的书香垂之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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