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冀先生与邺城考古 | 庆贺徐光冀先生九十华诞

科学出版社

2025-05-26 06:03发布于北京科学出版社官方账号

徐光冀先生是中国著名考古学家，他自1959 年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即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7 年后隶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历任汉唐考古研究室学术秘书、副主任，所学术秘书组成员、常务副所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秘书长、常务理事，《中国考古学年鉴》主编等职。

邺城始筑于春秋战国，在风云际会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历经曹操、石虎、冉闵、高欢数位枭雄式人物，留下众多慷慨悲歌和风流故事。在邺城、洛阳中心地位不断轮转的过程中，宫殿建材、石经、钟簴，乃至传国玉玺等具有国家象征意义的特殊物件数次被动地往返于邺、洛之间，与之对应的则是当时社会不断在统一与分裂之间摇摆。这样一座魅力十足的古城如今静寂于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西南的广袤农田之下，其西依太行、南临黄河、东望渤海、北控燕赵，曾历为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六朝故都，当时的都城规划、陵墓建制、宗教礼仪、手工业生产无不别具特色，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自北周大象二年（580 年），大将尉迟迥叛乱被平定后，邺城居民悉数南迁至相州（今河南安阳），邺城遂遭彻底破坏，并逐渐淹没于史籍之中。

徐光冀先生和邺城遗址联系到一起始于20 世纪80 年代初。“文革”十年动乱结束后，具有国际视野的学术观点在中国汉唐考古学研究中日趋活跃，与之不谋而合的是日本学术界也开始关注东亚古代都城的比较研究。宿白在1978 年发表的论文中指出，日本早期都城如藤原京、难波京、平城京等的共同性是模仿了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的制度，而不应仅仅模仿了长安城。同年，岸俊男在复原研究藤原京时，对日本早期都城模仿长安城之说提出了异议，认为藤原京的源流可以上溯到中国南北朝时期都城的形制。20 世纪80 年代初，东亚古代都城比较研究逐渐成为历史学、考古学的学术热点。1981 年8 月，以岸俊男教授为团长的第一次中国都城制研究学术友好访华团对洛阳、西安等地的都城遗址进行了实地考察。25 日上午，日本访华团与中方学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举行了座谈会，并就东亚之间的都城关系进行了讨论，与会的中方学者有：世界史所汪向荣，考古所夏鼐、王仲殊、张长寿、徐苹芳、王世民、徐光冀、殷玮璋等。1982 年，日本学者秋山日出雄在对日本早期都城藤原京进行复原研究时，明确提出邺南城与藤原京应当有前后的承袭关系。同年5 月，在日本举行的第六次古代史学术讨论会上，王仲殊针对岸俊男提出的日本早期都城源流是南北朝的观点，发表了不同的意见，并在《关于日本古代都城制度的源流》一文中全面阐述了他的观点。

在这样的宏观国际学术形势下，20 世纪80 年代前半叶，为加强都城考古学研究布局，考古研究所决定在包括魏晋至北朝邺城、隋唐扬州城、南宋临安城等遗址开展工作，邺城考古队应运而生。除了邺城考古队以外，扬州唐城队和南宋临安城队也相继成立并开始工作。

初到邺城

1983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联合组建邺城考古队，由徐光冀先生担任首任队长，此后邺城考古工作一直持续至今。邺城考古队是考古研究所最早一批由中央和地方联合组建的考古队，创立了一种全新的合作模式。之所以由徐光冀先生担任考古队长，按照徐先生本人的说法是“一生从事考古，都以工作需要为主。如在内蒙古地区工作正要取得重要成果之时，因工作需要，服从所领导的安排到了河北邺城工作，跨度是很大的。到邺城有两个原因，一是我在考古所担任的工作比较多，比如担任过考古所的学术秘书、第三研究室学术秘书、《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的编委会秘书等，往返北京比较方便。另一个就是当年考古所进入邺城受阻，所里就动员我去，我直接找到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处长董增凯同志，谈成了，并确定学术上以社科院考古所为主导。当时双方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书，这份合作协议书是经过仔细推敲的，对以后这类协议书有所借鉴”。协议书并不复杂，只有1 页纸，但非常清楚地界定了合作模式、队伍组成、经费配备使用、勘探发掘资料及出土文物标本管理等（图1）。这份协议签订的落款时间是1983 年3 月22 日，协议有效期三年，到1986 年2 月底再度续签。

图1 1983 年签订的合作协议书

徐光冀先生第一次到邺城是1983 年10 月3 日。临漳县文物保管所原所长张子欣先生是这样记录的：“北京来电报，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徐光冀教授一行来三台（图2）。交通不便，只能从邯郸乘汽车到讲武城，让去接。乔所长派我和王存金骑自行车去接。存金带了徐先生，顾智界女士坐在我的自行车后架上，沿漳河北堤一路坎坷走来。……第二天傍晚，又从北京来了一辆大汽车，满载货物、工作用品和生活用品。……随车又来了蒋忠义先生和屈如忠先生。随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又来了孟繁峰先生和姚明先生。江达煌先生是副队长……邯郸地区文化局派罗平先生来参加，县文保所派我跟着学习。”从国家到省、市、县，一支近十人的考古队迅速成型，邺城考古的大幕也便就此拉开。

图2 1986 年金凤台前合影

（右二：徐光冀、右三：刘观民，左一：朱岩石）

尽管邺城平面规划在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地位独特，一直受到中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是由于邺城遗址长期经受自然与人为的破坏，其准确位置、都城格局、文化面貌等在1983 年之前基本没有较为详细的科学认知。1957 年，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曾到邺城遗址进行短期地面踏查。他在邺城遗址范围内共发现8 处夯土台基，其中就包括后来经发掘确认的赵彭城北朝佛寺塔基。此外，还发现不少较具时代特点的遗物，如矩尺形铺首石饰、螭首、方形石础，以及各类砖瓦、陶片。在确认三台位置后，俞伟超根据西晋尺度对邺北城城垣进行了复原，并发表了概略复原图。由于当地在20 世纪70 年代曾经历多次大规模的平整土地运动，俞伟超调查发现的夯土台基目前仅存三台和赵彭城北朝佛寺塔基。1976～1977 年，河北省、临漳县文物考古机构在邺城遗址培训文物干部的同时，也对遗址进行过部分实地调查与勘探。此外，在历年农田基建中，临漳县文物保管所在邺南城附近还征集到十余件东魏、北齐时期石质佛教造像。虽然早年工作开展极为有限，但上述调查与勘探所获发现依旧成为此后邺城考古工作的重要基础。

徐光冀先生出生于1935 年，幼年正值抗战时期，四处颠沛流离，1948 年方回到北京读中学。1954 年以第一志愿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就读考古专业，1959 年大学毕业后分配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7 年后隶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在徐光冀先生的考古职业生涯中，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以1983 年为界，从1959 年入所（时年24 岁）到1983 年（时年48 岁）的24 年间主要从事史前及青铜时代考古，先后主持或参加了药王庙、夏家店、南山根、富河沟门、蜘蛛山、金龟山、大甸子等重要遗址的发掘；主持阴河—英金河流域、乌尔吉木伦河流域等地段的调查发掘工作。这一时段最大的贡献无疑是富河文化和夏家店两种文化的发现。作为富河沟门遗址的发掘者，徐先生在详细分析富河和红山两种文化的内涵后，主张两者“各有来源”，为日后进一步廓清西拉木伦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多种文化并存这一重要地域特色揭开了序幕。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揭示则是20 世纪50 年代末期的一项重要建树，基于对这两种文化分布特点以及赤峰、辽西一带石城遗址属性的摸索，他通过扎实工作的开展建立起了内蒙古辽西地区史前至青铜时代年代序列。

48 岁，正是一个人文学者个人精力与学术积累结合最佳的时候，在这个年龄服从研究所的安排，从东北到邺城，从史前至青铜时代研究专项历史时期考古，无疑是项极为艰巨的挑战，更何况是面对邺城遗址这样一个研究基础和考古工作都几乎为零的重要都城遗址。

十年强基

正如先生所坦言：“困难是肯定的，到邺城工作对我来说意味着重新学习，因为史前考古、夏商周考古，和历史时期考古的工作方法不同，需要重新琢磨怎么做。邺城作为都城历时较久，城市沿革复杂，又历经后代多次严重破坏，是个需要长期工作的大遗址。面对这样一座大面积的都城遗址，怎么下手？必须讲求田野工作方法，这样才能事半功倍。”

（一）邺城城址的勘探与发掘

面对这样一个面积广大，但却历经人为和自然破坏，毁废严重，且研究基础薄弱的古代都城，对于如何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勘查发掘工作，如何运用何种有效的工作方法才能适合邺城遗址等问题，徐光冀先生带领邺城考古队通过不断摸索和尝试，创造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都城考古研究方法。结合邺城地区地层堆积以黄黏土、漳河流沙为主的地质特点以及古代遗迹保存不佳之现状，邺城考古队确定了“全面勘探与重点发掘相结合”的工作思路，从点—线—面逐步铺开，在短短十余年内即基本廓清了邺城平面布局，并建立起基础年代序列，取得了开创性的成果。

目前所了解到的邺城遗址最大范围达100 平方千米，当时的工作主要集中在邺北城和邺南城合计约15 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徐光冀先生带领邺城考古队花了差不多三年时间便基本弄清了邺北城和邺南城的分布范围和基本结构，其中邺北城在1983～1992 年仅通过探方和探沟的形式发掘了29 处地点，合计发掘面积1777.5 平方米（图3、图4）；邺南城自1985 年至1989 年也仅发掘了16 处地点，合计发掘面积1197 平方米，大规模发掘的仅邺南城的正南门——朱明门遗址一处（图5），1986 年合计发掘3691 平方米。上述发掘面积累计不过6665.5 平方米，相对于城址总面积的占比极低，这与现在动辄数千甚至上万平方米的发掘相比，其付出与收获之反差有目可见。对于城市考古的深入开展，徐先生认为不宜一味进行大面积发掘，而应注意“见缝插针、积少成多”，要在大比例的地图上统筹测绘和记录进行的工作，及时将考古发现的各类遗迹标示于其上，这样通过长期积累就会取得突破性认识。

图3 邺北城实测图（沈丽华2022 年改绘）

图4 1983 年考古发掘执照

图5 1986 年于邺城朱明门遗址工地（中：徐光冀）

曹魏邺城（即邺北城）古城遗迹几乎全部埋没于地下，现地表仅存铜雀三台局部。邺城考古队通过普遍勘探结合探沟发掘的方法，逐步确认了曹魏邺城的城墙、城门、道路、主要宫殿等遗迹。邺北城平面大致呈横长方形，东西2400～2620 米，南北1700米。曹魏邺城的规划严谨合理，创立了贯穿全城中轴线的规划思想、单一宫城制度、区划规整、功能有别的设计理念，曹魏邺城从正南城门中阳门经过中阳门内大道、宫城正南门到宫城正殿文昌殿，构成了贯穿全城的中轴线。这是封建王朝都城统一规划的产物，深深地影响了此后的历代都城。整座都城突出统一规划，突出中轴线，更加凸显了单一宫城的核心地位，在已知的都城考古资料中曹魏邺城是目前可以确认的最早实例，这种都城规划思想也为以后历代都城规划所承袭。

对于东魏北齐邺城（邺南城）的勘探发掘也采取了上述工作方法，逐步确认了城墙、城门、马面、城壕、道路、宫城与宫殿基址等遗迹。邺南城平面呈纵长方形，东西2400～2800 米，南北3460 米。该城池弯曲的城墙、均匀分布的“马面”、弧形城墙拐角、宽阔护城河等构成独特的防御体系，城池中央偏北坐落纵长方形宫城（图6）。东魏北齐邺城人口众多、文化面貌多元，西方文化、佛教艺术等因素影响深远。都城的规划建造，沿袭了曹魏邺城中轴对称、单一宫城、区域规整、功能有别的都城规划思想精髓，并以精湛创新的建筑技术，突出封建帝都的威严礼仪，兼顾经济、文化、生活、实用之需要，对隋大兴、唐长安城规划建设产生了直接影响。重点发掘的朱明门遗址被确认为带双阙形式，是至今为止被确认都城内城（皇城）设有双阙最早的考古实例，为唐宋以后历代都城乃至明清故宫的午门等所承袭。

图6 邺南城实测图（1997 年）

基于考古工作，徐光冀先生结合文献对曹魏邺城和东魏北齐邺城平面布局均进行了复原研究，至今仍是有关邺城的最佳复原方案，并被广为引用。他也进一步证实曹魏邺城具有整齐而科学的城市格局，直接影响了魏晋北朝洛阳城；东魏北齐邺城是模写北魏洛京的全新都城，直接影响了隋唐长安城的都城规划。上述都城建设的规划实践对东亚地区如日本、韩国等国的都城乃至后世的元大都、明清北京城的城市建设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大邺城遗址视野下的陵墓考古

徐光冀先生在邺城开展工作，不是仅就都城论都城，而是以“大邺城遗址考古”的宏观视野，同时开展了磁县北朝皇陵区的调查，并重点发掘了湾漳北朝壁画墓（推测为北齐文宣帝武宁陵）。以往在都城考古中同时兼顾陵墓区的工作，并不多见。

先生曾指出：“都城考古所要关注的对象不仅是城址本体，还需从广大地域的视角关注与城址紧密相依的陵墓区，以及分布于城址周围的手工业、宗教等相关遗迹。我们在邺城遗址开展工作的第三年，就对都城周边区域的陵墓群进行了寻找与调查（复查）。首先着手的是1986 年磁县北朝墓群的考古调查，共调查确认了123 座墓葬，并于次年开始针对该陵墓群中被破坏严重的M106 号墓进行了抢救发掘，后来发表的《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专刊就是关于这座墓葬的。湾漳北朝壁画墓是迄今以来在磁县北朝墓群发掘过的规模最大的墓葬……同时对瓷窑址调查，对南北响堂山石窟进行考察，也是邺城考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经正式考古发掘的为数不多的帝陵级墓葬，是建立在对陵墓区全面调查、详细记录基础上的扎实工作。1987 年开始发掘时，由徐光冀先生担任队长并主持工作（图7），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江达煌任副队长。至1989 年因徐先生已担任考古研究所的常务副所长，所务繁重，故此改由时任汉唐考古研究室主任刘观民先生现场主持工作，刘观民先生也是徐先生在内蒙古队的老搭档，他们一道于20 世纪60 年代初组建了内蒙古工作队（这是考古所组建的第一支边疆考古队，建队时刘任队长，徐任学术秘书），开创了北方考古的新局面。参加湾漳墓发掘工作的阵容目前看来是极为强大的，其中不仅有邺城队后来的中坚力量顾智界、朱岩石、赵永洪，考古所的资深技术骨干屈如忠、郭义孚、张孝光、曹国鉴、李淼、刘方、薛玉尧、黄大路、王振江、左崇新、李存信、王浩天等，还有河北所的雷金铭、郝建文，邯郸地区文管所罗平，磁县文物保管所张子英、王春雨、张利亚等。

图7 1989 年于河北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接待参观考察

（从右至左：罗哲文、郑孝燮、徐光冀、朱岩石、杜仙洲）

对于湾漳墓的发掘，徐光冀先生不仅关注墓葬本体的发掘，还充分注意到墓葬与地上陵园、墓葬与陵墓区整体布局等问题。在他的指导下，邺城考古队除了发掘湾漳墓的墓葬本体和坟丘之外，还勘探调查了神道、地面石刻、墓园建筑等，注意理清墓葬地下部分与地上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认为墓葬地上部分也是古代墓葬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与墓葬地下部分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量。湾漳壁画墓的发掘前后历时三年，出土了大量陶俑（1800 余件）及其他各类遗物（400 余件），还发现了极为丰富的壁画（近500 平方米），特别是斜坡墓道上发现的地画（约120 平方米），更是世所罕见，令人叹为观止。

由于被盗和自然损害等原因，湾漳壁画墓的出土资料较为杂乱无序，加之出土遗物数量众多，使得整理工作量巨大，前后历时近十年。在湾漳北朝壁画墓的发掘报告编写过程中，徐光冀先生及其团队秉持了极为严谨的科学态度，他们自始至终坚持运用考古学的方法，达到以简驭繁的效果，并恪守用实物说话的基本原则，以全面、准确地报告客观现象为己任，将相关认识和推论限定在与报告发生直接关系的范畴内。如对壁画的仪仗队列，两壁各53 人，其手持仪仗，难以与文献记载吻合，他们用考古学的方法，将其分为22 类公布出来，提供给学者和读者研究解读。虽然经过资料分析研究，湾漳壁画墓的墓主人很可能就是北齐开国皇帝文宣帝高洋，但是在报告的命名和结语推论中，仍然坚持客观报道与主观推测严格分开的原则，既没有以“北齐文宣帝高洋武宁陵发掘报告”名之，也没有将倾向性推论强加给读者。韦正曾这样评价：徐光冀先生主持编写的《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是北朝墓葬发掘报告的样板，对陶俑的描述、对壁画内容的详定这些基础性工作已成为标准术语，为其他学者提供了巨大的方便。作为一名严谨的考古学家，他在对湾漳墓墓主人的推论中谨慎地表述：湾漳墓是高洋陵墓的可能性大，并认为“随着对磁县东魏北齐陵区考古工作的深入，或可进一步确定湾漳墓的主人”。这样审慎的态度也表现在徐先生对安阳西高穴2 号（曹操高陵）墓主确认上所持继续探讨的态度。

离不开的邺城

1994 年，考古研究所安排朱岩石接替徐光冀先生担任邺城考古队的队长，新老交接不仅是队伍的变化，也是时代的变化。1994 年以后，邺城考古逐渐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一阶段的突出特点是进一步扩大了对邺城遗址都城格局的宏观认识。通过外郭城问题的提出，邺城遗址主动考古发掘项目进入到郭城区，取得了一系列与外郭城相关联的重要发现，其中既有一定数量的东魏北齐时期的道路、沟渠、建筑基址，还包括令人瞩目的赵彭城北朝佛寺、北吴庄佛教造像埋藏坑、核桃园北齐佛寺、曹村窑址等多个重要遗迹。此外，同步开展的东魏北齐邺城宫城区和邺北城的勘探调查工作，则进一步丰富了对邺城平面布局的认知。

虽然因为年龄的缘故，徐光冀先生卸任了邺城考古队队长、考古所常务副所长等职务，但他仍然持续关注着邺城的考古工作，并开始更多从事大遗址保护与规划研究工作，同时作为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成员指导着全国的考古工作。笔者第一次见到徐先生是在2006 年的冬天，那次受朱岩石老师委托陪同先生从北京赴河南检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安阳固岸墓地的发掘工作（图8）。

图8 2007 年1 月河南安阳固岸墓地检查工作

（右起：潘伟斌、徐光冀、朱岩石）

徐光冀先生不仅参与制订了三峡工程库区和迁建区文物保护规划，还参加了南水北调工程中线、东线文物保护规划编制、评审和论证工作，并曾荣获重庆市政府“三峡工程先进个人”。从考古到文保的转变与其年轻时做过的大量的学术组织工作，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起草、《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编写等都有着深厚渊源。陈同滨曾经感慨：徐光冀作为老一代考古学家，在国家重大文化遗产保护方面体现出了强烈的责任感、鲜明的保护立场和严谨的实践理念。在他指导下完成的《邺城遗址保护规划》不仅是我国首批大遗址保护规划（图9），还以其重要保护理念、原则和方法以及规划成果获得了2007 年度“全国十佳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方案及文物保护规划”。之后伴随邺城遗址保护工作的不断推进，徐先生的身影始终不时出现在邺城一线（图10）。

图9 2003 年4 月为编制邺城遗址保护规划与傅清远（左）、查群（右）考察铜雀三台遗址

图10 2018 年4 月13 日邺城考古遗址公园专题研讨会

除了邺城遗址的保护工作外，徐先生一直牵挂的还有《邺城：1983～1994 年发掘报告》的编写工作（图11、图12）。受湾漳壁画墓报告编写及其他诸多工作的影响，邺城报告的编写始终在推进，但进展不快。进入21 世纪以后，邺城考古工作开展迅速，伴随大量新资料的发现，徐先生始终非常重视新发现对既往工作认识的挑战，对于报告整理编写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力图及时纠正。试如邺北城南城墙有条早年发掘的探沟，因时间久远及研究所搬家等缘故，该探沟的平、剖面图一时找不到，于是2020 年我们重新对该地点进行了发掘，一方面找到当年探沟，重新补绘了平、剖面图，另一方面又扩大发掘寻找新的发现。

图11 2005 年7 月于河北临漳邺城遗址整理邺城报告

图12 2014 年8 月与邺城考古队新老队员于邺城博物馆

（左起：何利群、顾智界、徐光冀、赵永洪、朱岩石、朱海仁、沈丽华）

再如东魏北齐邺城宫城区早年受限于流沙堆积和地下水位高，只是进行了有限的勘探工作，2015 年工作条件改善后我们可以进行大规模勘探与发掘，于是便有了206 号大殿、宫城西门（214 号基址）等全新的考古发现和认识。在宫城考古开展的近十年光景里，八十余高龄的徐光冀先生几乎每年都要到发掘现场走走看看（图13～图15）。

图13 2015 年11 月16 日于东魏北齐邺城宫城区工地

（左起：何利群、孙利文、徐光冀、朱岩石）

图14 2017 年10 月28 日于东魏北齐邺城宫城区工地

（左起：赵永洪、徐光冀、沈丽华、王煜玲、马福堂）

图15 2018 年10 月17 日于东魏北齐邺城宫城区工地验收

（左：沈丽华，右：徐光冀）

2023 年9 月23 日，在邺城遗址持续开展考古工作达四十周年之际，邺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式揭牌（图16），88 岁高龄的徐光冀在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进行了长达16 分钟的学术总结（图17），内容翔实、逻辑清晰，赢得了与会学者们一致敬佩与感慨。他饱含深情地表示：“邺城的考古工作到今年正好40 年，当时开始工作时是很困难的，现在条件好多了。……中国就一个邺城，全世界也就一个邺城，所以在临漳县要打这个牌。……除了城址本身，我们还要继续从大处着眼，大邺城包括陵墓区、手工业遗存、石窟寺等都在内，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图16 2023 年9 月22 日邺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揭牌仪式

图17 2023 年9 月23 日邺城论坛总结发言

韩立森用“一座城、一生情”形容徐光冀先生与邺城的深厚渊源，并将邺城考古视为先生考古事业的第二次高峰。先生近知天命之年开始主持邺城考古工作，一晃就是十年光景。如今邺城考古已逾四十年，徐光冀先生仍然时刻深切关怀着邺城考古工作，如果单纯以时间长短而论，先生的后半生都与邺城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笔者自2009 年正式加入邺城考古队，迄今已有10 余年，和先生结识已近20 年。2024 年6 月接受考古研究所的工作安排，开始负责主持邺城考古队的工作。十余年来在徐光冀、朱岩石、何利群诸位先生的无私指导和帮助下，一路走来感慨颇深，在邺城队听到最多的话语就是“我们始终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在开展工作”，“当前的认识还只是阶段性的”。邺城考古注定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不断努力去接续的工作（图18），我们在工作中不仅要秉承前辈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还要怀着对遗址的敬畏之心，在实际工作中时刻保持警醒，审慎对待。

图18 2023 年9 月21 日与邺城考古队新老队员于邺城工作站

（左起：沈丽华、何利群、赵永洪、徐光冀、朱岩石、张子欣、郭济桥、俞乐琦）

2025 年6 月即将迎来徐光冀先生九十大寿，谨以此文恭祝先生身体健康，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本文摘编自《庆贺徐光冀先生九十华诞论文集》（《庆贺徐光冀先生九十华诞论文集》编委会编．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6）一书。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沈丽华，原文标题“邺城考古的开创者与奠基人——忆徐光冀先生与邺城考古”。

☟上下滑动查看更多

Slide for more photos

ISBN 978-7-03-081863-8

责任编辑：孙莉/ 特约编辑：沈丽华

（本文编辑：刘四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