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阿根廷总统米莱被认为终结了庇隆主义，但事实上他的政策更像是一种庇隆主义的“续写者”。
2.庇隆主义是一种“国家战略方法论”，根据实际需要调整方向，包括国家干预、福利、价格管制等。
3.米莱政府推行的货币漂白政策、通胀是税收的替代品等，都与庇隆主义相似，旨在维持国家稳定。
4.然而，米莱的语言和姿态看起来与庇隆风格不同，他更激进、口无遮拦，喜欢用夸张的言辞吸引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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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4月，阿根廷当时的总统卡洛斯·梅内姆颁布了一项法令，内容不复杂：欢迎老百姓把藏在床垫底下的美元拿出来，放进银行，只交1%的税，还可以顺便合法化、免查来源，甚至有利息。
政府还刊登了整版广告，“把钱从床垫拿出来，睡个安心觉”，这句话今天读来你是不是觉得很眼熟。
那年阿根廷的月通胀刚刚跌到1.3%，汇率制度刚开始试水固定汇率，1比1锚住美元。听上去，是不是有点熟悉？米莱现在也在做这些事，甚至连“藏在床垫的美元”这种比喻都原封不动地回来了。
这让我想到一个问题，一些人把米莱看作是庇隆主义的终结者。说他要“清算庇隆遗产”，要“拔掉庇隆主义这颗毒瘤”，但作为一名关注拉美多年人，我认为这个说法似乎太武断了，这事，没那么简单。
我们是否搞错了？米莱不是终结者，反倒更像是另一个庇隆主义的“续写者”？
“庇隆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
米莱政府成立“胡安·多明戈·庇隆国家历史、社会和政治研究所” ，向前总统胡安·多明戈·庇隆致敬
我一直记得某位学者的一句话：“庇隆主义不是一个主义，而是一种求生本能”。
胡安·多明戈·庇隆，阿根廷20世纪最重要的人物，没有之一。他既让工人有饭吃、有票投，也让资本家有利可图、有出口可做。他的政治理念里既有强国家干预、福利、价格管制，也有国企改革、私有化、甚至对外国资本的妥协。
庇隆在第一个任期，推行过大规模的福利政策，支持工会，实行养老金，普及教育医疗，用国家机器支持本国工业，被视为典型的“国家主义经济”。但在他第二任期以后，阿根廷面临财政赤字和通胀压力，他又迅速转向紧缩政策，压制工会，削减支出。
所以，在笔者看来，庇隆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他是一个随时能变道、极度现实主义的政治高手。他最大本事就是用任何能用的工具来解决手上的问题。
也正因如此，“庇隆主义”才这么难讲清。
事实上，西方学界和阿根廷国内都为此争论了几十年，它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也不是彻底的自由市场经济。它更像是一种“民族主义+国家干预+工人主义”的混合体，说到底，就是一种政治手段，而不是一套固定的经济理论。
用通俗的话来说，它像一个阿根廷版本的太极拳：不在于招式，而在于借力打力。
所以，很多人以为庇隆主义是“给穷人发钱”，是“大政府养懒人”，这其实只是它的一部分表象。
在上世纪90年代的梅内姆时期，这位堂堂庇隆党总统，大搞私有化、控制通胀、引入美元，哪里像“发福利”？反而更像芝加哥学派那一套。可梅内姆是庇隆主义者吗？当然是。
所以我说，米莱做的一些事情，其实是庇隆主义过去就做过的。甚至米莱还是梅内姆“钦点”的总统，他与梅内姆的会面成为他从政的起点。
米莱执政后，立即为庇隆党的梅内姆“恢复名誉”，将他的塑像搬回总统府玫瑰宫
那些曾被认为“反庇隆”的事，其实都做过
再来看米莱现在推行的“货币漂白”，让大家把床垫下的“黑美元”拿出来换成“白资产”，这套东西1992年梅内姆搞过一模一样的版本。
比如米莱提出“通胀是税收的替代品”，要求砍政府支出、减少赤字，这话也不是米莱原创。早在1991年，庇隆党掌权下的经济部长多明戈·卡瓦洛就已经在执行同样的财政紧缩。
再比如说汇率改革。庇隆本人生前也搞过汇率管制和汇率自由化的反复横跳，他支持过外贸保护主义，也支持过降低进口关税。为什么？不是信仰什么主义，而是“我现在需要什么”。
这些政策听起来像自由主义，实际上还是庇隆主义的变体，就是借用市场工具维持国家稳定。
这就跟中医一样，不是看病名，是看脉象。头疼不是治头，是看整体情况。庇隆主义，就是这样的“应变政治术”。
米莱表面上是在反庇隆，骨子里却很庇隆
有些人以为，庇隆主义就是“福利主义”“大政府”“穷人投票换补贴”。但真正的庇隆主义不是一套固定制度，而是一种“国家战略方法论”。当需要凝聚社会时，它向左；当需要稳定经济时，它向右；什么时候能保住权力，什么时候就转向。
当然，米莱说话的方式、使用的语言、做事的节奏，看起来跟庇隆风格很不一样。他更激进、更口无遮拦，喜欢用“炸掉中央银行”这种话题词来吸眼球，这和他曾经是一名优秀的脱口秀主持人的经历相关。
但本质上，他也是在做庇隆当年做的事：用“权威性改革”来恢复国家信誉；用“货币逻辑”来争取中产阶级的支持；同时动员下层群众，让他们相信：现在吃点苦，是为了以后不再穷。
哪怕他攻击“庇隆主义”，但他仍旧延续了庇隆主义的一个核心套路，把国家当成“调节器”，而不是“旁观者”。
他不是新自由主义者。一个真正的新自由主义者，是不会花那么大力气去宣传“道德赤字”“民族危机”这种东西的。米莱讲的，是信仰，是牺牲，是国家要重新出发。
这些语言和姿态，其实比那些数字逻辑更“庇隆”。
当你真的了解了庇隆这位“左右通吃”的总统，才能读懂今天的阿根廷。
庇隆主义，像影子一样，甩不掉
很多阿根廷朋友跟我说，庇隆主义是一种“集体记忆”，是一种“文化本能”。即便是米莱的支持者，也未必真的讨厌庇隆本人，他们更多是讨厌那些在庇隆名义下搞腐败、搞低效福利、搞财政无底洞的“继承人”。
这点很像中国历史上的“打倒权臣，不打皇帝”。
咱们中国的清末维新、北洋政局、民国改革，其实也有类似的历史节奏：反复尝试，反复失败，再反复归来。
阿根廷从来没有完全告别庇隆主义。它在每一位总统身上，都以不同形式回来。有时它是福利政策，有时它是危机操盘，有时它是煽动群众，有时它是讨好资本。
这一次，米莱换了新说法、用了新话语，但那套“在混乱中找秩序”的基本逻辑，依然熟悉得像庇隆。
所以，如果你问我：米莱是在终结庇隆主义吗？
我只能说，也许他正是在用另一种方式，把它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