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以来，俄乌冲突进入第三个年头，中东的种族冲突和政治局势愈发复杂，特朗普再次当选，最近韩国又出现新的政治动荡，使得普通人也深刻意识到我们的世界已经处于巨变前夕。尽管如此，过去四十余年的新自由主义理念和实践成功地消解了自现代性诞生以来我们理解世界的各种“宏大叙事”，以至于我们很难再深入理解和讨论当下的世界。在信息技术的加持下，大多数人可以只看自己想看的，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如今，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秩序即使没有终结，也决定性地衰落了，我们也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理解这一巨变的集体性能力。这也许是新自由主义时代最复杂而又矛盾的遗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重新获得对历史的理解力以及对未来的政治想象？一种有益的尝试是回到新自由主义的起点——智利。这是全球最早推动激进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国家，也是美国经济理念及其倡导者“芝加哥小子”的一次超级实验。智利的故事隐含着新自由主义兴衰和演变的多重线索。其中，经济学家塞巴斯蒂安·爱德华兹的《智利计划》是讨论智利案例的最新著作之一。尽管作者的观点局限甚多，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书中丰富的史料出发，讨论新自由主义的缘起，分辨其背后的主要行动者以及他们为何实现了政治跃升，之后的政策如何从激进走向妥协，最终又为何导致社会织体（social texture）的破坏，从而引发社会保护运动，以及左右政治的激烈对抗。这正是本文的主要目的。我将一反新自由主义学术去政治化的基本风格，用结构化的视角来重新阐释政治与经济、群体与个人之间的历史关系。
1.新自由主义：现在时点的再回顾
首先，像“新自由主义”这样意义复杂且被广泛使用的大概念，并没有一成不变的理论内核，而总是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被建构和再建构。在新自由主义发展和演变的高峰时期，马克思主义学者哈维将它定义为：“一种有关政治经济实践的理论，认为增进人类福祉的最佳方法就是在一个以强大的私有产权、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为特征的制度框架下，赋予个人创办企业的自由和技能”（Harvey，2005，第2页）。如果以此为出发点，新自由主义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政策：一是推动自由市场建构，实现各种意义上的价格自由化。这既包括国内市场，也涉及全球市场的扩展，因而也与全球化方案相契合，包括促进自由贸易、降低关税、汇率市场化等举措；二是作为对二战之后逐渐形成的大政府时代的颠覆，对铁路、航空、医疗等多重领域进行再私有化，国家不同程度地退出经营和相应的管理；三是放松管制，减少税收，推动自由企业制度的发展，保护企业家精神，比如美国修改了之前较为严厉的反垄断政策，从而推动了企业兼并和收购的浪潮；四是收缩国家财政开支，特别是削减福利项目；五是抑制通胀的货币主义。总的来说，很少有国家在所有方面都激进地推动新自由主义化，而往往只实施一揽子方案中的一部分。比如英国的撒切尔夫人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启动了铁路、煤矿等原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智利似乎更早，而法国类似的进程要缓慢得多，国有企业保留的比例也高得多。而美国本来国有企业就很少，但在放松企业管制、金融化方面走得更远。《智利计划》的作者塞巴斯蒂安·爱德华兹将新自由主义解读为“更为纯粹的资本主义形式”，或“激进式资本主义形式”，也是简洁而切题的（2024，第18页）。
如果说以经济政策为内核的新自由主义是一种狭义的定义，那么随着这一政策范式扩张至更广泛的政治和社会领域，另一些学者也进而提出了广义的定义。格斯特尔在《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兴起和衰落》中，更为大胆地将新自由主义定义为一种“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并且他确定这一秩序虽在20世纪70年代代替罗斯福“新政”开启的秩序，但时至今日也已经衰落。在这个更为宏观的意义上，新自由主义不仅是美国共和党的政治内核，也是民主党的底层政策逻辑，换言之国家制度和政策实施的结构条件自80年代以来也被普遍新自由主义化了。这也是为何民主党的克林顿恰恰是美国新自由主义鼎盛期最重要的推手，而他与共和党的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实际上联手推动了诸多相关政策。在更深的文化层面，新自由主义构造了一种乌托邦，承诺将个人从上一个时期不断扩展的国家权力中解放出来，再次通过释放资本主义的动力改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界。这赢得了大众的支持，虽然这一文化话语遮蔽了市场建构需要国家提供各种基础设施因而新自由主义时期的政府支出和职权实际上扩张了的事实（Gerstle，2022，第1—16页）。新自由主义也进而重构了社会本身。就美国市民社会的组织方式来说，20世纪70年代之前大部分社会组织拥有社区基础，通过社区活动和在地捐款运作。但80年代之后，很多社会组织（尤其是自由左翼）失去了草根基础，在华盛顿建立总部，依靠专业管理人士运作，并通过吸引眼球的小众议题在捐款市场中竞争资源（Skocpol，1999）。而西蒙在《通过犯罪来治理》（1999）中则指出，新自由主义表面上看收缩了国家的治理空间，但实际上通过严惩犯罪、扩大治罪范围来维护社会秩序，保卫资本主义生产力。这些变化对于社会织体是重大的冲击。
另一个相关问题是谁推动了新自由主义？通常特定理念背后的各种行动者有不同的利益和制度资源，因而最后的政策结果也不尽相同。对于新自由主义，我们考察时要区分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也要区分不同的政策领域。若以区域经济整合为例，北方国家推动自由贸易区的是私人经济领域的精英，当然也要看是哪些行业。比如美国在推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时期，试图推动知识产权出口、保护国外投资权益的业界精英游说甚勤。虽然他们往往会借助经济学家的话语权，但前者的影响始终是第二位的（Fairbrother，2014）。当然，另有学者认为像撒切尔夫人、里根这样的煽动性政治家利用制度性的政治机会所发挥的作用更为重要，而经济学家仅仅提供了“弹药”而已（Prasad，2005）。相比之下，法国的新自由主义转型和英美不同，主要由政府内部的技术官僚推动，并且在左翼政府执政时进展更快（Fourcade and Babb, 2002）。
而在南方国家，相关行动者的图景差异很大。这里先考察墨西哥的情况。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金融市场利率的暴涨，很多拉美国家必须要为前一时期低效率的发展主义政策和国际债务的积累买单。1982年墨西哥政府率先宣布无力偿还外债，从而开启了广大南方国家的债务危机。在债务重组的协商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强力推动经济紧缩和对外开放。事实上，控制通胀、实行紧缩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而开放意味着矿业等重要资源被跨国公司攫取，制造业再度失去发展机会。这导致必须有人承担社会和经济层面的成本，这在政治上是不受欢迎的。在此过程中，墨西哥的技术官僚成为重要的合作者。相比之下，私人经济部门的精英是被动的接受者，因为其利益在开放条件下很难保证（Fourcade and Babb, 2002）。相比之下，在智利和菲律宾等国，一类重要的行动者是在美国知名大学受训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他们扮演的角色远比其同行在美国重要，他们不仅参与和设计了国际组织的改革方案，也在国内政坛急遽上升，担任财政部长、央行行长甚至更高的职位。
2.“结构性的或然”：从“智利计划”到“芝加哥小子”
从这些视角来看，智利的案例至少有两个独特之处：一是最早、最完整地实行了最为理想化的新自由主义方案，比英国和美国都要早。一种对既有政治社会秩序构成如此大冲击的激进方案，大抵也只有在智利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中才能展开实验。而智利的实验反过来推动了北方国家的转型，所以新自由主义并非简单地从中心扩散到边缘，而是有赖于复杂的全球网络中的互动。二是一群利用外国思想资源、不通政策实务的经济学家在短期内获得了政策权力，而非更具资源的技术官僚或经济精英。《智利计划》试图采用一种历史叙事来解释智利案例为何如此独特，但又如此典型。此外，该书的贡献还包括对研究时间线和材料的拓展。之前有关智利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著作基本都在讲新自由主义的扩张，并没有深入探讨最近十年新自由主义遭遇的挫折。而该书一直讲到2022年博里奇左翼政府当选。再则，作者爱德华兹本人就是一位在智利出生的知名经济学家，毕业于芝加哥大学，也实际参与过智利的经济改革。他多处描述自己的亲身经历，书中所涉的顶层政治家、官僚和经济学家，多多少少也是他的朋友。他甚至可以亲自访谈弗里德曼。他还使用了很多新的回忆录和访谈材料。尽管他的个人立场存在局限，但书中丰富的历史细节为我们解读这段历史提供了新视角，也为我们在新自由主义的历史终点（当然这一点尚有争议）再度回顾起点提供了可能。
要理解智利的故事，也许要先回顾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国际政治经济局势。自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以来，冷战双方的对抗进一步加剧，全球范围内左翼社会力量也在不断高涨，特别是受到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地爆发了学生运动，并进一步演变为大规模的社会运动。这是该时期世界诸多国家和地区内部政治左右对立的根源。另一方面，从二战结束和冷战秩序确立以来，恰恰是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压力，主要西方国家不得不推动所谓的“嵌入式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方案，通过福利国家的建构、赋予工人阶级和底层政治权利、推动再分配等方式来部分缓和阶级矛盾，并在某种程度上把工人阶级变为中产阶级。然而这些安排在经济增长停滞、两次石油危机和滞胀的压力下逐渐左支右绌，内部矛盾不断积累。
同样，智利在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矛盾也很尖锐。60年代以来，基民党的蒙塔尔瓦（Montalva，1964—1970年执政）关注下层利益和民生议题，还推动了土地改革，使得土地精英的利益受损。易言之，在主张社会主义的阿连德上台之前，智利政策已经开始偏左，但没能缓解问题。1970年大选主要有三方力量在竞争：以阿连德为代表的左翼“人民团结阵线”、作为中间力量的基督教民主党，以及右翼保守的力量民族党。最后阿连德只获得了366%的选票，并没有超过半数，仅在第二轮投票中以微弱优势取胜。正因如此，他在政治上的胜利并不能改变社会极度撕裂的状况，也无法建构起全国性的新政治联盟；他随后推行的政策，包括全面土地改革、摆脱外国资本主义控制获得经济独立、推行工人基层民主和关键产业的国有化（比如智利支柱产业铜矿）等，不但无法解决，反而加剧了通胀和经济停滞的问题。比如阿连德认为，通胀问题是资本主义垄断造成的，因此应由政府来制定物价。当时政府设计了一个计划经济模型来核算各种主要商品的价格，但是只包含了15个部门，这当然是远远不够的（爱德华兹，2024，第70页）。即使政府推动了赛博协同控制项目（Cybersyn Project），试图通过控制论模型来实现国有企业和政府之间经济数据的快速传输，这种僵化的计划模式仍无法运转（梅迪纳，2020）。实际情况是，计划部门每制定一次新的价格，通胀很快就会超越之，再加上普遍的价格控制，最终必然造成供给短缺，生活物资只能通过配给方式来分配，或者是工厂和社区内部的实物分配。在1973年9月政变之前，智利的通胀率已经超过700%，经济急剧下滑（爱德华兹，2024，第72页）。也许恰恰由于政治的严重对立，阿连德政府选择进一步左转，而右翼在和解方案一再被拒后选择反扑，从而使智利陷入无可挽救的政治僵局。例如，右翼也冲击工人运动，以检查武器为由突袭工人社区，并策划了运输行业工人罢工和自己的工人集会。最终，出于对社会主义政策的恐惧和私有产权受侵害的担忧，广大中产阶级、土地精英和一部分产业精英以及军方形成了保守联盟，而皮诺切特在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下发动的政变正是对阿连德激进左翼运动的激进右翼反动。
《智利计划》对智利20世纪70年代初的政治僵局有所涉及，但并没有把左右之争和新自由主义兴起的前因后果完全说清楚。普拉萨德（Prasad，2005）提出的“对抗性政治”（adversarial politics）这一概念似乎更能说明问题。简单来说，她认为至少在70年代之前，英国和美国在再分配政策和管控私人经济部门方面比德国和法国更激进，这也许和我们的直觉不同。调和阶级矛盾的国内外政策的成本最终要由中产阶级来承担。在经济停滞的条件下，广大中产阶级必然与工人阶级和下层群体产生对抗，从而重新倒向市场化和小政府的政策。类似的逻辑也可以用来解释智利。福尔卡德与巴伯的研究得出了相近结论，她们认为智利从50年代以来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分配问题和进口替代政策带来的社会矛盾，而持续的通胀不啻一场内战（赫希曼语）。这为新自由主义的激进化创造了条件（Fourcade and Babb, 2002）。
尽管如此，当时拉美和其他南方国家的主流政策范式还是凯恩斯主义。在“对抗性政治”之外，芝加哥小子成为关键行动者，他们面临的独特政治机会窗口也提供了答案。在这一点上，爱德华兹的著作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细节。首先，“芝加哥小子”并不是从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在芝加哥大学接受学术训练的，而是“智利计划”的产物。作为冷战的一部分，1955年美国国务院发起了这个项目，美国国际合作总署提供了资金支持。1958年之后，受训的经济学家陆续回到智利，并开始革新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和课程体系设计，推动经济学“培养方案”的变革。他们的主要理论阵地是私立的天主教大学，而智利国立大学仍然以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经济学为主流，教学重点则是经济和贸易实务，比如教学生分辨不同质地的布料（不同材料关税不同）。此后十几年，芝加哥小子一直通过天主教大学的社会与经济研究中心 (Center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Studies)进行教学和理论工作，与当时的主流经济学家辩论。
然而直到1973年皮诺切特政变之后，他们也并没有获得实质性的权力。一直要等到1975年之后，军事独裁政府才任命其中的核心人物卡斯特罗（Castro）为经济部长，次年更是接替另一名成员考阿斯（Cauas）成为财政部长，农业经济学家巴劳纳（Baraona）则继而成为经济部长。此后数位芝加哥小子还担任了中央银行行长。他们依次推动了广泛的市场化改革，对几乎所有的商品取消价格管制；采用反通胀的货币主义政策，改革税制，使之对企业更有利；推动自由贸易，特别是在未经多边贸易谈判的情况下实行单边自由化，使平均税率大幅下降；对企业和银行的私有化；结束土地改革，建立土地市场，寻找农业发展的“比较优势”；在1979年的后续改革中，他们还提出了“七个现代化”，推动了养老金个人储蓄账户改革，使用教育券制度等（爱德华兹，2024，第81—106页）。有意思的是，“现代化”的话语实际是继承了当时中国的说法，因而也有很深的时代烙印。当然，他们也做了一些妥协，比如资本自由化并没有实现，另外，由于国家内部其他精英的反对铜业也没有私有化。
鉴于这些职业经济学者此前并无任何政策经验，他们如此大规模地获得全国性经济管理的最高职位，又推动了激进的“休克疗法”，这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罕见的。爱德华兹认为，独裁统治为此创造了必要的政策条件，而同样强度的改革在当时其他民主政体中也许是不可想象的。除此之外，我们也应看到芝加哥小子和独裁者双向选择背后的利益交换。第一，皮诺切特出身军队，很难控制原来的官僚体系，必须援引外部力量和政治理念与之对抗。芝加哥小子在这一点上是符合期待的。他们在大学中工作，利益是相对独立的。类似的例子很多，比如韩国全斗焕在1979年通过军事政变上台后，也起用了很多外部人士，或是原先被边缘化的官僚或专家来改造官僚体系。还有一点，皮诺切特当时在军队内部的重要竞争者是海军司令古斯塔沃·利（Leigh），后者信奉凯恩斯主义。前者显然想用一种新范式来与之争夺话语权和合法性。第二，当时智利面临国际社会的抵制，出口受阻，唯一可以依靠的也许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背后的支持者美国。从阿连德政府当政以来，美国一直在支持智利保守派，甚至是一些类法西斯的运动，圣地亚哥街上一度满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工。在这种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任用芝加哥小子可以获得足够的“象征资本”，赢得美国的支持。这些都是“政治机会窗口”。此外，爱德华兹还对一点缄口不言，那就是芝加哥小子在受到独裁政府青睐之前，早已得到了私人经济部门精英的支持。早在20世纪60年代，他们已经嵌入后者建构的网络之中，参与所谓“星期一俱乐部”（Monday Club）的日常活动，并得到了右翼媒体的支持。所以他们的成功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进入独裁政府，也意味着把这些经济精英纳入了新的保守联盟（Valdes，1995）。
爱德华兹也指出弗里德曼的个人影响很重要，因其访问“标志着智利经济史上的一个分界点”（爱德华兹，2024，第112页）。弗里德曼的重要判断和建议包括：恶性通胀由货币超发引起，只能通过紧缩政策解决；实行固定汇率有助于稳定物价，抑制通胀；休克疗法是可行的，虽然短期会带来失业和其他社会成本，但“极为困难的过渡时期将是短暂的，也就是几个月的时间，接下来的复苏将非常迅速”（爱德华兹，2024，第107页）。当然事后的情势发展证明，弗里德曼完全错估了改革的漫长成本，以至于斯蒂格利茨等经济学家都毫不留情地指出，1982年智利的经济危机与弗里德曼的建议脱不了干系。尽管如此，爱德华兹强调弗里德曼作为仲裁者的角色并未偏离历史。在1973—1975年，皮诺切特对平民政府官僚和经济学家团队仍持深刻怀疑，在某些经济会议上甚至让安全部门参加来监视他们。皮诺切特还建立了一个“咨询委员会”（Comité Asesor），主要由军队官员构成，注重国家安全和产业保护，反对市场化和私有化方案，之后他们和芝加哥小子就智利铜业（Codelco）的私有化问题有过交锋。毕竟，独裁军政府和新自由主义并不是天然的朋友，比如同时期阿根廷的军政府就选择了凯恩斯主义。因此，芝加哥小子最后获得权柄和弗里德曼提供的外部合法性也是有关系的，这一点无须否认。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从来不是全部的历史。独裁者和新自由主义的结合并不是历史必然，而更可能是一种“结构性的或然”。这为我们理解其他国家的新自由主义化及其关键行动者提供了有益的对照。
3.“只有休克，没有疗法”：新自由主义的激进与妥协
回过头来看，智利的“休克疗法”及其对社会织体造成的破坏，也许只有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可以与之相提并论。事实证明，智利改革的结果并未如弗里德曼预料的那般速战速决，而通胀治理与经济增长的成效也不显著。到1982年，当时持续的通胀和高估的币值相互作用，加上70年代末过快地推动了银行业的私有化，导致银行缺乏监管，外国金融机构终于对智利资产失去信心，开始抛售比索，最终导致了一系列危机，至此第一阶段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宣告失败。爱德华兹对此的归因是，新劳工法采用“工资指数化”（wage indexation）的方式来保证工资随通胀率增长，但并不能在国际经济条件变化和出口商品价格下降的情况下做出相应的调整，这严重挤占了危机情境中的调整空间，并加剧了失业问题。他也指出弗里德曼支持的固定汇率（钉住美元）政策固然有助于控制通胀，但在当时美元走高的情况下反而导致比索高估，进一步加剧了危机。弗里德曼事后也比较过智利和以色列的情况，检讨以色列实行固定汇率恰逢美元贬值，最后政策获得成功，而智利则面临美元升值的不利局面。然而在这些技术因素之外，我们也许可以更深入地反思一下这一时期新自由主义如何偏狭地忽略了政策调整的社会成本，并普遍缺乏对政策可行性的实践准备。如果用苏联的政治笑话来说，这是“只有休克，没有疗法”的改革。
新自由主义在智利真正取得部分成功，要等到20世纪90年代民主化转型和基民党重新上台的时代。此时第一代芝加哥小子已经被撤换，取而代之的是一批更年轻的经济学家。他们不需要跟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斗争，所以包袱更小。他们是温和、务实的新自由主义者，为避免既得利益者的反对而采用了渐进改革，并陆续做了很多政策妥协，比如不再将通胀作为最主要的政策目标，而是把重点放在经济增长和促进就业上；汇率仍然钉住美元，但是灵活的“爬行钉住”，有更多调整的空间；同时逐渐实现比索贬值，促进出口；恢复了多方面的社会福利项目，但仍用市场化的方式，并以家计调查为基础，政策目标是消灭贫困。从1990年至2015年，智利经济终于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这段时期也被称为“智利奇迹”。其中，出口增长、资本流入带来的积累和生产率提高是最重要的因素。温和政策的成功一方面与经济学家终于考虑到现实政策条件、试图缓和社会矛盾有关，另一方面也和国际市场结构变化以及新自由主义秩序的扩展有关。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教科书式的新自由主义是无法在政策层面获得成功的。所有政策落地都有调和、妥协和选择性的部分。这与将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方案的乌托邦性质形成了对照。
接着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即第一代芝加哥小子为何会如此教条？实际上，这一命名最初就有讽刺和调侃之意，一是说他们年轻而不通实务，常作高深但教条之论；二是说他们贸然采用外国理论企图改变现状。此处，我们还可以弗里德曼为代表来详细分析这个学派的方法论和他们的政策取向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弗里德曼与萨缪尔森以及新自由主义阵营内部（如科斯）都有激烈的争论。他坚持认为，经济学理论并不必须从现实的假设出发来构建理论；相反，理论的假设可以是非现实的，而理论的价值在于从此起点出发的预测能力。因之，“假设越是非现实，理论就越是重要”（Musgrave, 1981）。这就是著名的“弗里德曼曲解”（F-Twist，萨缪尔森语）。如果我们认同这一方法的原点，那么在实践中，只要摆正一两个政策的支点，就可以实现迅速翻盘。这个支点可以是控制货币发行量，严控财政支出，也可以是实行固定汇率钉住美元。做到这两点自然就导向硬预算约束，随后就可以理顺一切问题，剩下的就交给市场。经济行动者会自动选择，市场会自动、自然地导向均衡。此外，以新古典理论为基础的福利经济学也认为，总的效率提高、经济总盘子做大最重要，分配和再分配是二级问题。这是一个“伦理”问题，不是经济学问题。理解了这一点，就可以明白第一代芝加哥小子为何不考虑改革过程的政治压力和后果，也不关心改革成本由谁来承担。这是致命的理论自信。
相比之下，到了温和新自由主义时期，另一位芝加哥经济学家哈伯格（Harberger）的理论影响在不断上升。与弗里德曼不同，他认为自己是“应用经济学家”，必须要在政治、文化和其他社会因素的约束之下来寻找可行的公共政策方案。他也认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还是要依靠政府投资，因此教条式的小政府方案是不现实的。随后重要的问题就转变为：如何全面评估特定的公共项目，并发展出一整套合理的方法论。当然哈伯格也有很大的局限，比如他仍拒绝在公共政策的比较框架中加入“分配权重”（distributional weight）。尽管如此，哈伯格成为新的理论偶像，说明新自由主义在扩展和实践的过程中也在根据具体的情境不断重构。新自由主义必须具有高度的制度弹性和内部多样性，才能成为一种主导的政治—经济秩序。
4.新自由主义衰落与拉美的“左右互搏”
温和新自由主义推动的“智利奇迹”固然引人注目，但也遮蔽了很多潜在的矛盾。最近十年，智利这一发展模式的回报率开始显著下降，此前几十年积累的社会矛盾很快就集中爆发了。尽管从21世纪初开始，执政的中左翼政府就试图修复社会裂缝，促进和解，并批评垄断企业剥削消费者，但这对于拥有强大左翼传统的社会来说是远远不够的。2007年，第一批参与养老金私有化项目的公民开始退休，但很快因为领取的养老金远低于预期而诉诸社会运动。因学生贷款、教育私有化等问题，2006年、2011年也爆发了广泛的学生运动。2019年的全国性社会运动要求终止新自由主义的基本框架，重新将养老金和教育等国有化，并解决种族、阶级和性别不平等问题。2022年，依靠学生运动成长起来的左翼政客博里奇就任总统，试图通过新宪法来重塑社会公平的基本框架，但可惜的是提案在随后的公投中未能通过。2023年初，博里奇政府又重启了制宪程序，但右翼共和党力量已迅速壮大，而公众的关注点也日益转向了不确定时代的国家安全。这也许说明，智利社会撕裂的程度超出预期，要达成后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共识并非易事，而新右翼政治力量也正在重新集结。如果修宪无法作为矛盾的减压阀，那么其他的政治再协商过程可能意味着更多的冲突，更多的暴力。
无论是在狭义的经济层面，还是在广义的政治和社会层面，智利的新自由主义时代都已经结束。从更广大的全球范围来看，新自由主义秩序正如格斯特尔断言的那样，如果没有终结，至少也是决定性地衰落了。当然，这并不代表新自由主义方案会彻底消失；相反，它可能以更激进的形式回归，以作为新激进右翼的集结点。毕竟，历史上的霸权理念只有在它终结之时，即当人们甚至不再反抗它之时，才更加暴虐，并充分展现它的强制力量（阿伦特，2011）。
在今天，我们首先有余裕来反省的是，新自由主义话语及其高调的支持者尽管一度取得了广泛的政治支持，并由于各种“结构性的或然”获得国家政治权力，此后又可以根据具体的实施条件来不断调适和发展，但是最终为什么不免积重难返？《智利计划》一书对此也给出了部分答案。如前所述，虽然20世纪90年代以来智利的社会保护网络逐渐恢复，但新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决定了其政策目标始终是消除狭义的贫困，而不关注更广泛的、多重意义上的社会不平等。“随着时间的推移，新自由主义的宏伟大厦出现了裂痕，继续生活在社会和文化小圈子里的经济和政治精英忽视了这些裂痕，享受着他们的财富和额外福利，没有努力去真正了解大批民众的苦难遭遇。”（爱德华兹，2024，第202页）因此，尽管智利的实际不平等程度在拉美国家中处于中等水平，但民众对不平等的痛感却是最高的。然而，爱德华兹的言外之意似乎是，只要在具体政策层面做出调整，原有的自由市场框架就仍可维持，因而他对智利近期的再次左转深怀忧虑。更有意思的是，他认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理念斗争中取得胜利之后，便放松了警惕，以至于后来“不擅长使用社交媒体，没有和左翼进行充分的辩论”。这一判断也许有部分是事实，因为经济学家的确日益进入英文发表市场而成为一种“全球性职业”（global profession），他们的听众早已不局限于国内政治场域。这种说法的迂腐之处在于，新自由主义最激进的倡导者早已转变为右翼媒体和煽动性的政客，他们对媒体资源的控制和基层的动员要远超左翼，至少在美国的政治情境中是如此。
然而，从更长的历史时段来看，这些都不是根本问题。智利以及其他国家的过往实践都说明，新自由主义倡导的市场逻辑侵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改变了社会织体的基本组织方式，这不是一两项政策调整就可以修复的，需要更漫长的政治协商和社会重建。在这种情况下，卡尔·波兰尼意义上的“社会保护运动”（social protection）就会以各种形式爆发，且前期市场化越是激进，后期的社会保护运动越激进。令人担忧的是，不是说有“社会”“保护”这些字眼，社会保护运动就一定是好的。20世纪30年代全球性的法西斯运动就是由1929年大危机后的社会创伤带来的，它也是一种社会保护运动，它比市场原教旨主义本身更丑陋、更糟糕。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无法跳出自己的领域来思考这些结构性问题，自然也提不出补救的方案。
再则，我们也可以智利所在的拉美地区政治为例来展望一下后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基本逻辑。这既是新自由主义的起点，也是其内在矛盾最激烈的地区，其政治走向也一定能昭示新自由主义的复杂遗产。在历史上，拉美一直是“美国的后院”，二战之后却大多采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和发展主义的经济模式，后又面临严重的债务危机，最终大多转向了新自由主义。智利当然是先期实验，其独特的国内外政治因素已在前文详述。同为军政府独裁的阿根廷要到20世纪80年代末民主化之后才真正转向新自由主义，其间经济一度发展，但在2001年又陷入严重的金融危机。类似地，墨西哥早在50年代也以私立的墨西哥自治理工学院（ITAM）为基地推动新古典经济学的学术项目，并得到美国资助，而当时公立的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UNAM）以教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主。真正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要到1982年的债务危机之后，当时的德拉马德里政府发布了《全国发展计划1983—1988》。90年代的萨利纳斯政府更是提出了“社会自由主义”。但是，墨西哥的技术官僚比经济学家的作用大得多。总括来看，在整个地区的新自由主义化转型中，不同国家的具体过程和主要行动者不尽相同，政策的内容和风格也各自有别。智利依靠的是独裁政府，而到了八九十年代新自由主义成为潮流，就转而和第三波民主化相结合，其政治逻辑也发生了微妙变化。
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后果在拉美各国也是类似的，相应地，不同形式的社会保护运动也在拉美各国酝酿发展。概言之，拉美的新自由主义化比东亚等地更为激进，因而近期左翼的回潮也更猛烈。再加上21世纪以来深厚的左翼思想传统和社会运动层面的长期准备，很多拉美国家必然会陷入激烈的“左右互搏”，想要走中立的政策道路几乎不可能，不是极左，就是极右。拉美一贯的政治制度也加剧了斗争。由于历史上独立较早，很多国家和美国一样采用了总统制，且总统的实际权力很大；在选举制度上也倾向于简单多数，而不是欧洲在二战后普遍采用的比例代表制。这很容易导致总统和议会的主权分立，从而出现“双重国家”（dual state）的局面。智利的阿连德时期就是典型。此时社会冲突必然加剧，政治妥协无法达成，最后很可能导致“波拿巴主义”的独裁者上台。
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诸多国家已经陆续掀起了反对新自由主义的“粉红浪潮”（pink tide）。与此同时，重新集结的右翼力量又掀起了“保守主义浪潮”（conservative tide）。其中委内瑞拉是先行者之一。20世纪80年代之前，委内瑞拉被认为是民主化和经济发展的典型，其丰富的石油储量使其国民收入完全可以与北方富裕国家匹敌。然而80年代佩雷斯第二次执政时期，委内瑞拉同样由于债务和银行危机而转向新自由主义。这一转型并没有带来经济发展，而是催生了依靠国际市场价格变化来投机获利的新精英，以及社会多方面的崩溃（Coronil，1997）。这都导致查韦斯在1998年建立社会主义的左翼政权。在此后的三届任期中，查韦斯将石油和其他重点产业国有化，实行农业集体化和农业合作社，重新管制价格，并推动激进的再分配政策和免费的教育、医疗项目。在石油价格走高的20世纪初，查韦斯一度获得了很高的国民认同度。但此后其继任者马杜罗执政时期问题丛生，物资极度短缺，通胀率和难民潮都几乎是全球第一。这又导致右翼的集结，并在2024年的选举中几乎把国家推至分裂边缘。
除此之外，粉红浪潮的代表事件还包括2018年墨西哥国家复兴运动党洛佩斯、2019年阿根廷全民阵线的费尔南德斯、2020年玻利维亚社会主义运动党阿尔塞当选，以及2021年秘鲁卡斯蒂略、洪都拉斯的卡斯特罗和前述智利的博里奇，2022年哥伦比亚的佩特罗和巴西卢拉的再次当选，最后还有2024年墨西哥辛鲍姆、乌拉圭奥尔西和危地马拉阿雷瓦洛的当政。其中很多国家经历了左右翼之间的极致拉扯，比如巴西的工人总统卢拉在21世纪初就推动了中左路线，但因贪污被指控入狱后，有“拉美特朗普”之称的博索纳罗又急速右转，直到2022年卢拉再次当选并重新左转。而阿根廷在费尔南德斯时期左转，2023年争议人物米莱接任总统，目前正在推行极致的小政府和似乎比智利早期更为极端的新自由主义方案。有意思的是，他也曾是一位经济学家。
这些政治上的反复与斗争都是新自由主义时期未曾清算的遗产，并可能以不同形式在世界其他地区展开。在高度不确定的当下，没有人能准确预测未来的走向，但我们至少可以借智利和拉美的案例回望历史，理解我们如何走到了今天。
《比较》第135辑（2024年第6辑）
定价：88.00
书号：ISBN 9787521764840
作者：【智】塞巴斯蒂安·爱德华兹
译者：郭金兴
出版时间：2024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