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重要地位及面临的挑战
编者按
在全球化进程深度演变与地缘政治博弈交织的今天，中国作为全球供应链的超级节点，其地位不仅关乎自身经济韧性，更牵动国际经贸格局的稳定性。吴靖教授的《全球供应链超级趋势》一书以其宏大的历史视野与深刻的现实洞察，为读者提供了一部理解全球供应链变革的“时代之书”。本文《中国崛起：全球供应链中的关键角色（下）》为腾讯新闻联合中信出版社、中国网发起的深度书评系列《经纬线》第二期，内容刊载自《中国崛起：全球供应链中的关键角色》这一章节，聚焦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核心优势与多维挑战，但其背后的潜台词暗合近年来中美贸易谈判的焦灼议题——从关税博弈到技术脱钩，从产业外迁到产业链重构，中国供应链角色之辩实则是大国竞争与全球秩序调整的微观映射。
核心优势：不可替代性与战略韧性
文章用大量数据勾勒出了中国供应链图景：制造业规模占全球30.7%、港口吞吐量独占鳌头、数字生态系统弯道超车、新能源汽车领跑全球。这些绝非单纯的经济成就，更是中美交锋中的关键筹码。例如，美国对中国高端芯片的打压，折射出对自身技术优势流失的焦虑；而中国在口罩、防护服等应急物资供应链上的快速响应能力，则凸显了其在危机中“托底全球”的韧性。这种韧性，恰恰是中美贸易谈判中中国敢于直面施压的战略底气。
现实挑战：全球化逆流与自主化突围
然而，面对美国两届政府轮番推动的“全面脱钩”与“精准遏制”，中国供应链显然难言高枕无忧。文章点明的产业链外迁、技术依赖、劳动力成本上升等痛点，恰是中美角力的直接产物。美国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围堵中国半导体产业，以“友岸外包”引导跨国企业与中国“松绑”，甚至联合盟友在高精尖领域构建排华联盟，这些行动无疑对中国“世界工厂”的根基构成冲击。文章通过日本产业升级的历史镜鉴，揭示了中国通过技术创新与价值链爬升“破局”的潜在路径——宁德时代逆袭全球电池市场、SHEIN重构快时尚供应链生态等案例，正是中国向“创新驱动”转型的生动注脚。
未来博弈：竞合共生下的全球供应链重构
中美贸易谈判的背后，实则是一场全球供应链主导权的争夺。美国试图通过“去中国化”削弱中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话语权，但中国凭借庞大的国内市场、全产业链配套能力和数字技术优势，仍在多个领域展现出“反脱钩”能力。数据显示，即便美国削减对华进口，越南、墨西哥等替代国仍从中国大量采购中间产品——这意味着“中国制造”的底层逻辑尚未被颠覆。与此同时，中国加速布局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赛道，不仅为供应链安全加装“备份系统”，更在重塑全球竞争规则。作者认为，全球供应链绝非零和博弈的战场，而是竞合共生的网络。中美贸易谈判的拉锯，既是中国突破“卡脖子”困境的倒逼动力，也为全球产业链优化提供了试错空间。未来，中国需以更开放的姿态嵌入全球市场，在自主创新与国际协作间寻求平衡，方能在变局中巩固供应链核心地位，为全球经济稳定贡献“中国方案”。
一、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重要地位
（一）全球供应链网络中最繁忙的节点
中国作为供应链节点，以其繁忙程度位居全球供应链网络前列。为什么中国这个超级节点会如此繁忙呢？这个繁忙又是怎么体现出来的呢？中国在全球供应链网络中的繁忙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对比其他国家，中国目前是贸易伙伴国最多的贸易国、贸易量最大的全球供应链节点。根据联合国数据，中国在 2021 年的出口涉及全球 219 个国家和地区。2021 年，中国是美国较大的贸易伙伴。其实在 2015—2023 年，中国已经连续 9 年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第二，中国的制造业繁忙程度极高。根据世界银行 2022 年的数据，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已接近 5 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 30.7%，制造业规模连续 13 年稳居全球首位。近年来，即使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下降，中国制造业的生产率仍然非常高。根据世界钢铁协会的数据，2022 年，中国的粗钢产量达到了 10 亿吨，占全球总产量的近 60%。
第三，中国的港口繁忙。根据世界港口联合会的数据，2022年，中国的上海港和宁波—舟山港分别是全球最繁忙的集装箱港口和散货港口。这些港口是全球供应链网络中的重要节点，负责大量的货物进出口。
第四，中国的物流体系发展迅速。根据世界银行 2018 年物流绩效指数（LPI），以满分 5 分来计算各个国家的物流绩效水平，中国得分为 3.61 分，在 160 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 27 位，是发展中国家中最高的。近年来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使其作为另一大重要港口和制造业集群，在全球供应链中发挥作用。大湾区由珠江三角洲的 11 个主要城市组成。2021 年大湾区 GDP 总量达到2 万亿美元，相当于加拿大整个国家的 GDP。华为和 TCL等全球知名的电子信息企业都在这个地区设立了总部。同时，这个地区还是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生产基地，OPPO、vivo 等品牌的智能手机都在这里生产。
（二）举足轻重的电子零部件与新能源汽车产业
电子零部件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在近几年发展迅速，许多国产电动汽车品牌应运而生。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统计，从 2000 年到 2019 年，中国在研发投入占国内总开支比重上的增速远超美国、欧洲和日本（见图2-8）。在某些科技领域，如人工智能、5G 通信、电动汽车等，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领先者。例如，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数据，2022 年中国的专利申请量达到 160 万件，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专利申请国。表 2-3 显示了截至 2022年中国和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专利数量对比情况，可以看到在数据通信、电信、工业化控制、视听技术领域，中国的技术积累已经与美国较为接近。《经济学人》发现，中国大陆出口美国的电子产品占大多数，且近年来在半导体产业的全球市场占有率增速飞快，已经超过中国台湾、日本，正在赶超韩国。但是目前中国的研发投入占比仍然落后于美国、日本，同时也落后于同样增速迅猛的韩国。换句话说，中国研发占 GDP 的比重有待提高。
此外，中国政府对某些行业，如新能源、高科技、人工智能等，给予了大力支持，使它们慢慢走进大众视野，融入大家的日常生活。例如，中国政府提出到 2030 年电动汽车占新车销售 50%的 目标，这为电动汽车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日本物流公司 SBS Holdings 在试运行期间发现，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可以将日本快递公司的成本降低 30%。目前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代表了国际前沿水平，产生了众多国际品牌。例如，比亚迪是中国最大的电动汽车制造商之一，也是全球最大的电动公交车和电动出租车制造商。比亚迪不仅在中国市场销售产品，还出口到欧洲、美洲和亚洲其他国家。在英国、美国、日本、韩国、印度、巴西等国家都有电动公交车运营。此外，比亚迪还与全球的汽车制造商，如奔驰、丰田等合作，共同开发新能源汽车。蔚来汽车是中国的一家电动汽车初创公司，以高端电动运动型多用途汽车（SUV）和优质的服务在中国市场取得了成功。2022 年，蔚来汽车开始向欧洲市场扩张，首先在挪威设立了销售和服务网络，计划在未来几年进入更多的欧洲国家。宁德时代是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电池制造商，客户包括特斯拉、宝马、大众等全球知名汽车制造商。它不仅在国内设立了生产基地，还在德国建立了电池工厂，为欧洲的汽车制造商提供电池。
（三）领先的数字生态系统与数字化全球供应链
开宗明义，我们先思考几个问题：数字生态系统是什么？搭建这个系统需要考虑什么条件？数字化全球供应链是什么？它们之间存在哪种关系？由于巨大的消费需求驱动和移动支付的普及，中国基于数据分析的数字生态系统得到了更多、更迅速的迭代和更新，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世界上最先进的数字生态系统与数字化全球供应链。我们将在后文专门讨论中国的数字化供应链。根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的数据，2022 年，中国的电子商务交易额达到了 43.83 万亿元人民币。根据中国航运发展报告，2022 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56.8 亿吨、港口集装箱吞吐量近 3 亿标箱，全球货物和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十的港口中，我国分别占八席和七席。这些交易都依赖于数字化供应链。中国的电子商务巨头，例如阿里巴巴、京东、拼多多，已经建立了全球领先的数字化供应链系统。中国的数字化供应链不仅覆盖电子商务、物流、仓储等多个环节，还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的应用上处于全球领先地位。阿里巴巴的菜鸟网络已经建立了全球范围内的智能物流网络，京东的无人仓库和无人配送系统也是全球领先的。2022 年 9 月，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 “全球灯塔网络”的 90 家数字化“灯塔”工厂中，有 28家在中国。
除了阿里巴巴这样的数字化供应链技术巨头，一些公司还将数字化供应链和新型商业模式相结合，形成了许多具有特色的公司。希音（SHEIN）是典型的依托数字生态系统进行销售的中国跨境电子商务公司。SHEIN 成立于 2008 年，最初主要在亚马逊和易贝等平台上销售产品，后来发展成为一家全球领先的快时尚电商品牌，主要销售女装，同时也提供男装、儿童服装、鞋类、配饰和家居用品等，业务已经覆盖全球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全球范围内的快速配送服务。2021 年，SHEIN 在美国市场的销售额最大且增势最猛。据彭博社报道，SHEIN 的市值已经达到1 000 亿美元。
SHEIN 采用全数字驱动的需求预测、供应协同、销售、售后流程。SHEIN 的业务模式结合了快速反应、数据驱动、垂直整合和全球化运营等多种元素，因此在全球快时尚电商领域取得了成功。SHEIN 实行垂直整合的业务模式，包括设计、生产、销售和物流在内的所有环节都由 SHEIN 自己控制。这种垂直整合的模式使 SHEIN 能够更好地控制产品质量，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如图 2-9所示，SHEIN 大量使用数据分析来驱动业务决策和近乎实时的零售，每天都会根据数据分析结果上新数百款产品，迅速跟进市场的最新趋势。这种快速反应能力使 SHEIN 能够满足消费者对时尚新品的追求，通过分析用户的购物行为、搜索行为和反馈，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和喜好，从而设计和推出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产品，进一步利用强大的内部生产和供应系统快速增加订单。
在生产端，SHEIN 的总部位于广州繁华的番禺区，这里不仅是企业的心脏地带，还是一个庞大的产业集群的核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ZARA 等品牌的生产和供应链的中间环节，常常依赖远离本土的海外工厂和外贸商。SHEIN 则完全不同，它直接与周边数百家工厂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得益于全球领先的服装生产供应链与工厂选址，SHEIN 在面料和辅料选择上有着近乎无限的可能性，这极大地加快了产品更新的速度。同时，SHEIN 的全球销售网络也给这些工厂提供了稳定的订单，确保它们持续和繁荣经营。
（四）难以替代的供应链韧性
中国供应链的完整性决定了应对危机时具有更强的韧性和供应链断裂后能够迅速恢复的能力。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带来的供应链危机凸显了中国在供应链中的重要性。在疫情初期，全球对口罩的需求急剧增加。2020 年 2 月底，中国的口罩日产量达到 1.16 亿只是月初的 12 倍。
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中国可以有条不紊地保障人们的必要需求，这得益于中国企业的迅速转产能力。例如，富士康、比亚迪等企业在短时间内转产口罩，大大增加了口罩的供应。类似地，中国的医用防护服由疫情开始时日产量不足 1 万件上升到70 多万件。这同样得益于中国企业的迅速转产能力。图 2-10 显示新冠疫情暴发时，美国对中国的医疗用品和口罩的进口额迅速增加，印证了中国企业在疫情初期强大的转产能力。
此外，疫情初期，中国的很多工厂暂时关闭，导致供应链断裂。随着疫情得到控制，工厂很快就恢复了生产。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数据，2020 年 3 月，中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回升到52%，表明制造业已经恢复了扩张。这得益于中国企业强大的供应链恢复能力。
二、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面临的挑战
尽管中国在全球和区域供应链网络中的中心度仍然很高，但由于贸易和经济的不确定性逐渐增加，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也面临着挑战。
（一）劳动力优势逐渐降低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起初的经济发展得益于中国劳动力不可比拟的优势，但就目前来看，这种优势正在逐渐降低。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这种变化。第一，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0 年，中国 60 岁及以上的人口已经达到 2.54 亿人，占总人口的 18.1%，比 2010 年提高了 5.44 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中国的劳动力供给正在减少。图 2-11 展示了中国全年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的变化，可以看到 2016 年以后中国出生人口迅速下降。第二，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国正在通过提高劳动力素质、推动技术创新和优化产业结构等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和创新驱动型转变。这势必导致劳动力成本上涨。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报告，2010—2020 年，中国的平均工资增长了近 3 倍，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这意味着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正在上涨，劳动力优势正从依赖低成本向靠人才技能的竞争优势转变。
（二）外商逐渐依赖国内消费
根据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的数据，2021 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接收国，中国吸收外资 1 809 亿美元，较 5 年前的1 337 亿美元增长 35%。过去几年，中国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国包括韩国、美国和德国。中国一直在各领域稳步实施更加有利于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尽管如此，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依赖出口推动快速增长之后，中国已经进入更加依赖国内消费的时期。图 2-12 显示，2016 年，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国内销售额首次超过了出口额，这一趋势在新冠疫情和中美贸易摩擦之后逐渐增强。中国的增长模式正在从“投资 + 出口”走向“内消费 + 制造业升级”。随着中国外商投资开始将消费重心转向中国和亚洲周边国家，外商投资带动的中国制造越来越成为“近岸”而非“离岸”。
外商直接投资接收国更加依赖国内消费给企业和国内经济带来的问题。如果市场已经饱和，那么依赖国内消费的外商直接投资可能会面临增长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新的投资可能会导致市场竞争加剧，从而降低利润率。
（三）美国打压中国高新技术产业
日本和韩国一致选择以大型制造商的身份推动经济发展，从起初的低价值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转变为高价值产品生产。这种两极反转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原因显而易见，生产高价值产品可以最大限度地促进国家经济进步。韩国和日本的选择映射出大多数国家的选择。中国在科技领域的大量研发投入和企业补贴也是在布局高价值产品的生产。美国从特朗普时期对中国实施全面脱钩，拜登上台后针对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出台了一系列打压政策。
第一，美国政府通过出口管制，限制美国公司向中国出口关键的高科技产品和技术。例如，美国商务部将华为及其子公司列入 “实体清单”，限制美国公司向华为出售包括芯片、软件在内的关键技术和产品，除非获得美国政府许可。第二，美国政府通过外国投资审查机制，限制中国公司在美国高科技领域的投资。例如，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对中国公司的并购交易进行审查，如果认为交易可能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就可以阻止交易。第三，美国政府通过一系列技术封锁，限制中国公司获取关键的高科技。例如，美国政府阻止中国公司参与全球 5G 网络建设，并对中国的一些高科技公司实施制裁和罚款，如美国政府以中兴公司违反了美国对伊朗和朝鲜的出口限制为由，对中兴公司实施制裁。
还有一个典型例子是美国对中国在芯片领域的打压。中国在通信领域拥有大量有竞争力的专利，且制造和消费了全球大部分高端芯片，而美国目前在全球芯片市场只占据约 10% 的小份额，因此，中国被美国视为芯片领域主要的竞争对手。2022 年美国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旨在打压中国在高精度芯片领域的制造能力。拜登政府的限制措施包括禁止美国公司投资中国的高新科技企业。这项措施是为了防止美国公司向中国的高科技领域投资，以此避免美国技术和资金流入中国。这项措施还要求美国公司披露其在中国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领域的投资。此外，目前只允许美国芯片公司向中国提供低端芯片，迫使中国在低端芯片行业打价格战。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联合谴责了美国、荷兰和日本联合对中国芯片制造业的打压。只有通过大量的科研和技术投入，快速产出中国自主研发的高精度芯片，中国才能保持芯片行业的竞争力。
（四）产业链持续外迁
中国产业链在近几年不断进行外迁转移，最早的外迁可以追溯到 2008 年。由于中国平均工资的增长、环境法规的加强以及产能过剩的影响，一些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开始转移到其他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和非洲的一些国家。例如，纺织、服装和鞋类制造等行业逐渐转移至越南、孟加拉国和柬埔寨等地。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下滑，中国在 2008 年推出了四万亿元财政刺激计划。在一定程度上，短期的强刺激可能导致某些行业的投资产能过剩问题，例如重工业领域的钢铁、水泥、玻璃、煤炭等行业。
中国正面临更加严峻的产业链外迁趋势，欧美国家贸易投资在政治因素主导下，正在加速走向所谓的“去中国化”和针对中国的“去风险化”。中美关系在过去几年发生了显著变化，近5 年美国对中国进行了两轮脱钩。第一轮脱钩是 2018 年到 2021 年第一季度，在此期间，中美关系格外复杂，特朗普对中国大量出口至美国的产品施加了高额关税，这一行为对中美贸易产生了巨大的破坏性。第二轮是 2021 年下半年至今，在拜登上台后，尽管策略上有所调整，但对华政策核心并未发生根本改变。相较于特朗普的“全面脱钩”，拜登推动的“有针对性脱钩”策略主要针对高附加值的高科技产业，希望确保美国在技术领域的绝对领先地位。对于低端制造产品，拜登的政策导致中国更多地采用价格竞争策略。图 2-13展示了美国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进口份额，可以看到美国正在大幅缩减从中国的进口，转而更多从墨西哥和加拿大进口（这个趋势被称为“友岸外包”或者“近岸外包”）。表 2-4 也列出了大型跨国企业将产业链转移出中国的案例。拜登上台后，美国联合盟友加大对华贸易、科技脱钩力度，导致荷兰限制部分光刻机型号对中国出口等。2023 年美国又与印度在半导体、高技术等领域签署了一系列协议，以期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尽管自中美贸易摩擦之后，美国从中国进口的比重从 2017 年的 22% 下降为 2023 年的 16%，但是那些取代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国家，也在加大从中国的进口，说明中国仍在全球供应链上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
由于新冠疫情以及连续的贸易摩擦等，中国大陆在进出口领域中的优势不再明显。随着多个产品的贸易输出被其他国家和地区取代，中国大陆贸易出口的主导地位也逐渐下降。在这种形势下，经济学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近年来，中国大陆在全球供应链中受到挑战，仿佛“一鲸落，万物生”（见图 2-14）。换句话说，当中国大陆制造供应链受到压制时，其他国家和地区如越南、中国台湾、墨西哥、印度等迅速崛起，填补了国际市场空缺。其中，对于中国大陆的机械和电子等关键“战略出口产品”，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取代能力尤为明显。
这不仅展示了全球贸易网络的联动性，还说明了多边贸易系统中的替代效应。尽管对中国市场依赖度高的产业可能很难快速转出中国，但是正如《经济学人》所指出的，虽然目前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枪匹马取代中国的全产业供应链与市场规模，但是亚洲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集合，可能在未来几年逐步取代中国的部分产业链。其中包括日本、韩国、印度、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文莱、孟加拉国、柬埔寨、菲律宾、老挝等。未来数年，中国如何在产业链不断外迁的趋势下找到新的发力点，巩固其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优势，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中国产业链外迁的风险不可小觑，但机遇同在。从经济史角度看，低端产业链外迁会迫使中国快速实现产业链转型升级，这符合历史上产业链升级的规律。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也面临着类似情况。随着日本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一些低端制造业逐渐转移到亚洲其他地区，例如韩国、中国台湾和东南亚，但这并没有阻碍日本经济的发展。相反，日本专注于发展技术密集型和高附加值产业，如电子、汽车和精密机械，这使它在全球产业链中继续保持主导地位。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劳动力成本也逐渐上升，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国不再有竞争力。这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同样也是产业链升级的驱动力。然而，随着中国在教育、研发和创新方面的投资不断增加，中国的产业结构正在朝着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方向发展。这使中国有可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并继续在全球经济中保持主导地位。随着一些低端制造业的转移，中国有机会在全球价值链中重新定位自己，不再仅仅是“世界工厂”，而是成为创新和设计的中心。此外，中国还通过人民币升值使进口商品和服务在价格上更具有竞争力，这有助于满足和刺激国内的消费需求，尤其是那些中国自身不容易生产或供应的高品质、高科技产品。这将进一步促进产业结构性改革。此外，如前文所述，尽管中国对大经济体（如美国）的出口比例正在下降，但这一下降比例正在被东盟国家吸收。苹果公司报告称，2022年已经有 5% 的产能迁出中国，这一比例预计在 2025 年达到 25%。如何在产业链外迁的情况下谋取长期的发展，是未来中国面临的挑战。
（五）部分产业高度依赖其他经济体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中心，同时也是许多关键商品的最大进口国。但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是全球“独一份”的优势，下面举例说明。
一是高级集成电路与半导体。尽管中国正在加大在半导体制造领域的投入，但在高端集成电路、特定的芯片设计和制造技术方面仍然依赖美国、日本等国家。
二是精炼石油产品。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依赖中东、非洲和俄罗斯等地的原油供应。虽然国内有炼油能力，但对某些特定的精炼石油产品，例如化工原料和航空燃油，依赖度仍然较高。
三是大型客机。虽然中国有自己的商用飞机项目，如 C919 大飞机，但目前对于大型国际航班所使用的宽体飞机，中国仍然主要依赖波音和空客。
四是高级医疗设备。在高分辨影像和先进的医疗机械方面，中国依赖美国、德国等国家的产品。
五是特殊的农业产品。虽然中国有广阔的农田和多样的农产品类型，但仍然从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等国进口大量的乳制品、肉类和其他特定农产品。
六是稀土金属加工品。虽然中国是稀土金属的主要生产国，但在某些高级的稀土加工品上，仍然依赖外国技术和供应。
这些描述中有哪些重合的关键信息呢？答案是目前中国对于其他国家的“依赖性”。尽管中国在许多产业领域已具备自给自足的能力，但在某些关键商品和高端产品方面，中国仍然高度依赖其他经济体。根据 2023 年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的调查研究（见图 2-15），在 400 多项关键产品中，中国对美国及其盟友国家如日本、韩国等的依赖度超过 70%。其中，涉及的产品种类涵盖各个领域，包括工业生产所需的关键原材料、高端奢侈品以及一些技术性产品。详细地说，中国对日本的高依赖度商品数量最多，高达 124 项，随后次是美国（87 项）、德国（64 项）、韩国（28 项）和法国（27 项）。在经济交易额方面，美国是中国进口额最高的国家，总额高达 1 150 亿美元，而澳大利亚则以 1 060 亿美元紧随其后。曾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的车维德对此表示，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如果美国联合其他国家共同行动，对中国进行经济上的阻拦甚至制裁，其潜在影响和威慑力是不容忽视的。
以上内容来自《全球供应链超级趋势》
附：中国崛起：全球供应链中的关键角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