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陶文钊
反法西斯战争改变了原有的国际格局，建立了新的国际格局。在这个格局中，中国赢得了大国地位，中国也参与构建了这个格局。中国的大国地位不是哪一个国家赐予的，而是中国经过艰苦卓绝的长期抗战、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换来的，是中国理应得到的。
战争证明了中国是一个大国
第一，中国战场持续时间最长，并且始终牵制着日本陆军的主力。从1931年起，中国坚持了14年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与别的参战国相比，中国坚持反法西斯战争的时间最长。尤其是在太平洋战争以前的四年半里，中国是独自坚持全面抗战的，其从国际社会得到的援助与战争的规模和需求相比是杯水车薪的。不是大国，做不到这一点。在中国国内，虽然也时不时地出现大大小小的投降主义逆流，但始终只是支流，成不了主流。即使在最艰难的岁月，中国的主流依然是抵抗。罗斯福多次对中国普通老百姓抵御外敌的“非凡意志力”表示钦佩。不是大国，做不到这一点。
第二，中国坚持抗战，抵制了国际上的绥靖主义逆流，推动了美、英等国改变一味妥协或置身事外的政策，扭转了二战局部战争时期弱小国家被侵略、被牺牲，即使抵抗也遭失败的历史惯性，推动了中、苏、美、英走向合作抗击法西斯的进程。
在欧洲遭受希特勒侵略压力的英国和法国在亚洲都更加软弱。1939年7月,英国在日本的压力下，订立了有田-克莱琪协定，1940年夏秋还关闭了滇缅公路。法国关闭了滇越铁路。苏联为了自保，也在1941年4月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所以在东方抵抗法西斯的正能量主要来自中国。对这一点要给予高度评价。美国的态度比别的大国好些。从1937年到珍珠港事变，美国政策是在向着援华抗日、制裁日本转变。这种转变是在中国坚持抗战的推动之下进行的。同时由于中国抗日，美国的舆论也逐渐发生了转变，从置身事外逐渐向着同情中国转变。
第三，中国战场牵制了日本陆军的主力，阻遏了日军的北进（入侵苏联）、延缓了日军的南进（侵略东南亚），日军一直没有力量实现向西进攻印度、向南进攻澳大利亚的计划。从卢沟桥事变到1940年，日军虽然对正面战场发起一波又一波的大举进攻，但中国军队节节防守，大量消耗日军，有的大仗打得轰轰烈烈，正面战场始终完整地坚持着，并与敌后战场军民一起，彻底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的图谋，使日军进退两难，陷在战争的泥淖之中。这样中国就挫败了德、日在中东会师的企图。在整个反法西斯战争中，同盟国的战场是连接在一起的，而法西斯轴心国在战略上是被隔绝开的。这对于整个战局至关重要。同盟国之间可以相互支持、相互配合，这才有美英参谋长联合会议对战局的设计、调配和协同；而德国和日本始终只能各打各的，始终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战略配合。对于战争不同时期中国战场的价值，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以及盟国的军事领袖都有许多论述。唯其如此，美国把“保持中国于战争之中”作为太平洋战争时期对中国战场的一个目标。
从1931年起，中国坚持了14年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其中大多数时间是独自坚持抗战的。不是大国，做不到这一点。图为1931年日本发动9.18事变。
第四，中国战场使盟国先欧后亚、先德后日、先大西洋后太平洋的战略得以制定并贯彻实施。早在珍珠港事变以前，1940年9月德意日三国订立军事同盟时，罗斯福就确定了这一方针。这个方针不能说没有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但从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局来看，是必要的、正确的。中国战场的坚持，是美英能够提出和实施这一战略的基本依据。但在这个战略之下，中国得到的租借援助与别的国家，尤其是英国相比，就不成比例。当中国形势与西线形势都非常紧张的时候，盟国就可能将本来援助中国的物资转用于西线，如1942年6月，原驻印度的美国第十航空队全部重型轰炸机飞赴埃及、来华途中的一个A-29轻型轰炸机中队也改赴埃及；甚至在开罗会议已经决定1943年冬要发动缅甸反攻战的情况下，因为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就取消了这一计划。但不管中国有多少不满，中国战场还是坚持下来了，而这恰恰是同盟国实施“欧洲第一、大西洋第一”的大战略的必要条件。
总之，中国在战争中的贡献已经充分说明了，中国就是一个大国。
抗日战争是中国复兴的枢纽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根本转折。近百年间，中国人民抵抗列强入侵的战争无不遭受失败。而抗日战争是中国第一次取得全面胜利的反侵略战争（当然这个胜利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一部分）。
抗战显示了中华民族不屈的民族精神。中国能长期坚持抗战，除了地域广阔、资源丰沛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不屈不挠、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民族精神，这也是中国民族复兴的精神源泉。抗日战争表现了中华民族高度的民族凝聚力，这尤其表现在国共两党捐弃前嫌、以民族大义为重、实现第二次合作上。中国共产党的方针很明确：抗日高于一切。中共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既斗争又团结，目的是为了共同抗日。国民党内虽有投降主义思潮，虽有顽固派作梗，但毕竟不敢公然破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相互配合，相互支撑，这个格局贯穿了战争始终，使日本不能倾全力进攻一个战场，这是中国得以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长期坚持抗战的一个基本条件。没有国共合作，没有抗战力量的共同努力，就没有两个战场相互支撑的格局，长期抗战就难以维持。
抗战决定性地改变了中国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新兴的、朝气蓬勃的力量迅速上升，以致在战后只经过四年多的时间，中国革命就取得了全国胜利，开始了民族复兴的新篇章，中国可以追求名副其实的大国地位了。
中国的大国地位是战后世界秩序的一部分
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使世界维护和平、正义的国家和力量得以缔造一种新的国际秩序，而中国的大国地位正是这种秩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方面，罗斯福比英国和苏联领导人都开明些。
1942年1月1日发表的《联合国家宣言》，是反法西斯同盟形成的标志。在这个宣言里第一次使用了United Nations 这个称呼，而且主要根据罗斯福的主张，中国与美、英、苏一起领衔签署，而不是被安排在按字母排列的签署国家名单之中。这是中国大国地位的第一次彰显。
1943年春夏，罗斯福越来越多地考虑战后国际秩序的问题。他倾向于创建一个单一的、世界性的、普遍的国际组织，维护世界和平。美、英、苏、中四大国应当在其中享有优势发言权。10月，在莫斯科举行了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当讨论会议宣言时，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反对中国作为签字国。美、英认为，四国宣言比三国宣言好，美国国务卿赫尔努力劝说苏联外长同意中国作为签字国。10月29日，宣言发表。该宣言提出，在尽速可行的日期，根据一切爱好和平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建立一个普遍的国际组织，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在《莫斯科宣言》上签字，是中国成为四强的标志。正是根据这个宣言，中国参加了1944年夏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参与发起了1945年春的联合国制宪会议，而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
在法西斯凌厉攻势下，英法列强节节败降，而中国始终坚持抗战。不是大国，做不到这一点。上图为驻新加坡英军向日军投降，下图为德国军队在巴黎福煦大街进行胜利游行。
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是中国领导人在反法西斯战争期间参加的惟一的国际会议。罗斯福表示，中国须以四强之一之地位，参加此后国际机构，并应以平等地位参与其一切决定。会议除了讨论战胜日本的军事问题，中国领导人也参与决定了战后亚洲的政治安排。
在联合国的创建过程中，中国发挥了独特的重要作用。中国既是大国，又是弱国，实际上代表了许多弱小国家的利益和声音。中国对于指导战后国际关系的原则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如保障会员国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反对外来侵略，依正义和国际法原则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等项重要原则，都是针对别国方案中的不足之处提出来的。中国的提案丰富了《联合国宪章》的内容。在旧金山制宪会议上，中国代表团主持公道，坚持正义，对于新的托管制度的建立作出了贡献。
联合国的成立是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伟大成果。尽管战后相当时期，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处于不正常状态，但总体说来，中国成为创始成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中国的大国地位和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仍然是至关重要的。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刊登在《世界知识》2015年第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