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的“失语”症候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其一，在学术话语体系中处于跟随地位。域外汉学四百年的发展历程，在知识的深度和广度上皆有足够的积累，从术语、概念到议题与理论都占据领先地位。二战后两大阵营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使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得到来自政府和非营利机构的有力支持，研究者普遍具有较强政治自觉。其他西方国家大都步美国后尘。因此，成长于这一时代的西方学者很清楚对学术话语的主导意味着一种文化权力，其影响不局限于知识界，而是逐渐渗透到普通人的日常认知当中，具有在世界范围内形塑他者的力量。
其二，学术观点缺乏立场或采取迂回、规避态度。在学术论争中，对于域外学者有些明显带有政治立场的学术观点，中国学者往往选择弱化或规避的方式来回应。其中考量或是为了保持双方长期、正常的学术交流渠道，或是由于中国文化赋予知识分子较为宽容的气度，或是认为即便回应也难以改变对方观点。然而无论如何，这种情况毫无疑问是一种“失语”表现。学术交流和对话固然不应当与政治混为一谈，但是如果对方逾越学术边界，也不能等闲视之。
其三，学术影响力较为欠缺。学术研究的影响力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力量，约瑟夫·奈在1990年出版的《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一书中提出“软权力”（soft power）概念，后又在《软权力》一文中进一步阐释：“同化权力（co-optive power）是一个国家造就一种情势、使其他国家仿效该国倾向并界定其利益的能力。这一权力往往来自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国际机制的规则和制度等资源。”“软权力”概念及相关理论被引入中国后，引起学界普遍重视，“软实力”也成为各个社会学科都颇为关注的新议题。自此之后，学术研究在国家发展与国际竞争中的现实价值得到空前重视与凸显。
解决“失语”问题，除对其已显现的症候进行观察与总结外，还须找到其症结所在，才能得出根本解决方案。自梁启超倡言“新史学”以来，学随世转，中国史学的学术取径、研究方法、学科体系及指导思想都发生过重大转向或转型。李剑鸣指出：“一个国家的学者要在国际学术中拥有‘权力’，就必须提出主导性的学术议题、新颖的理论创见和独到的研究范式，并能在其他国家学者中引发反响，对国际学术产生引领。”中国近现代史学起步较晚，从科学理论、研究范式、研究方法到具体的学术议题、学术话语，一直受西方学术影响。因此在蓬勃发展的表象之下，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阻力较大，这也正是中国史学“失语”问题的症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