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要出折叠屏手机这事，已经不太能掀起大波澜。
VisionPro已经透支了消费者的预期，大家逐渐明白，苹果出品，未必总是精品。况且，折叠屏手机在2024年三季度销量就开始下滑，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出现任何反弹迹象。
就像那些笨重的VR头盔一样，折叠屏手机很可能只是一种过渡性的设计，只不过它最核心的卖点——大屏幕，倒是切中了大部分消费者的需求：谁还不是个“大屏成瘾分子”。
在电子消费品领域，用户对更大屏幕的持续追求，甚至形成了一种“越大越好”的心理依赖或习惯。大屏幕往往被视为“高端”“有面子”，有一定的炫耀和身份象征作用。厂商营销也在不断强化“大屏=高级体验”的印象。
屏幕的发明，是人类文明史上极具革命性的技术进步之一。它不仅仅是信息显示的工具，更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信息传播方式、认知结构、社会组织、文化形态和生活方式。但从屏幕发展的历史看，屏幕所面临的最大极限并不是尺寸，而是体验和交互方式的创新。
机械之眼与大众狂欢
人类对“屏幕”的执念，始于对光的原始崇拜。公元前4世纪的墨子以“小孔成像”捕捉光线，文艺复兴时期的暗箱成为画家透视法的工具，这些试图定格光影的装置，早已埋下屏幕文明的种子。
直到19世纪末，爱迪生实验室的“电影视镜”将动态影像囚禁于木箱窥孔，人类才真正开启用技术重构视觉的征程。
但屏幕要变得大众化，还要等到1920年代，阴极射线管（CRT）的发明，让电子束在真空玻璃管上绘制出闪烁的光点。1927年斐尔班克研制出第一台全电子电视，1936年BBC开始定期播出电视节目，笨重的显像管成为家庭客厅的“魔镜”。
NBC、CBS等电视帝国的崛起，它们构建起庞大的内容生产链，广告商发现“眼球经济”的黄金矿脉。电视屏幕电视将战争、登月等历史时刻同步送入千家万户，人类首次共享“实时记忆”。
电视媒介则以其同步性、广覆盖和权威性，天然具备塑造集体共识的能力，成为社会情感和价值观的“粘合剂”。
在中国，新闻、春晚、重大赛事等节目，能让亿万人在同一时刻收看同一内容，极大增强了“同时代感”和“共同体感”。电视台作为信息把关者，长期主导着主流价值观和社会议题的传播。
不过，电视也被批评者控诉为时间的暴政。
1954年麦卡锡听证会首次通过电视直播进入美国家庭，观众被迫同步接受未经剪辑的政治表演。这种“实时性”制造了海德格尔所说的“当下暴政”——人们不再反思历史纵深，而是臣服于永续的此刻。CNN对海湾战争24小时直播（1991）更将战争转化为可消费的视觉奇观。
1969年阿波罗登月直播吸引全球6亿人观看，电视用单一视角将人类体验压缩进4:3画框。这种“强制同视角”消解了文化差异性，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言，电视成为“想象共同体”的印刷机，批量生产民族主义的视觉燃料。
这时候，电影《乱世佳人》（1939）和《公民凯恩》（1941）作为大屏幕的代表，正值好莱坞黄金时代的视觉语法体系成型期。这两部作品不仅是技术实验的巅峰，更通过重构观众的“观看方式”，将银幕转化为意识形态的投影仪，最终塑造了20世纪大众审美的底层逻辑。
电子像素与个人觉醒
CRT电视技术登峰造极之时，另一位主角也悄然登场。
1968年，美国RCA公司的乔治·海尔迈耶团队首次实现液晶显示（LCD）技术，这项用电流控制有机分子排列的光学技术，在CRT（阴极射线管）统治的时代显得格格不入。
当RCA高管看到实验室里灰蒙蒙的液晶屏原型时，嘲讽道：“这玩意永远不可能取代电视里的显像管。”索尼1973年推出特丽珑显像管，将CRT的辉煌推向顶点，液晶沦为计算器显示屏的配角。
1983年，爱普生推出全球首款液晶屏笔记本电脑HX-20，2.6公斤的“便携”设备揭开了屏幕私有化序幕。
1996年东芝Libretto 50笔记本重量跌破1kg，屏幕首次成为可携带的个人信息窗口界面革命；1984年苹果Macintosh的9英寸LCD屏搭载图形界面（GUI），用户不再需要记忆DOS指令；任天堂Game Boy（1989）的反射式STN液晶屏，让青少年在卧室独立探索《俄罗斯方块》世界。松下1997年推出带液晶屏的数码相机PV-DC1000，个人影像记录开始脱离电视台控制。
随着液晶屏幕带动的个人电脑、游戏机、手机的普及，电视和电影对叙事的垄断开始瓦解，一人一屏的平等运动来了。
诺基亚N95（2006）的2.6英寸QVGA屏，让地铁通勤者用Opera Mini浏览器逃离传统电视台的议程设置；维基百科（2001）的文本阅读量在320×240像素屏上暴增，知识获取从被动接收转向主动检索身份构建像素化。
触摸纪元与移动巨兽
2007年1月9日，乔布斯举起初代iPhone时，人类手指的生物学构造被重新定义。
这台3.5英寸电容式触摸屏设备，以每秒200次的触控采样率，将手指从“按压按钮的工具”升格为“数字世界的原生器官”。与诺基亚电阻屏需用指甲敲击不同，电容屏通过人体电场感应实现滑动、缩放等自然手势，彻底消解了人机交互的物理隔阂。
智能手机的普及引爆了人类史上最激烈的产业变革。台积电的2纳米芯片、三星的AMOLED屏幕、康宁的大猩猩玻璃、郑州富士康的组装流水线，共同构成价值数万亿万亿美元的移动产业链。YouTube在2007年推出合作伙伴计划，让“卧室创作者”收入超过电视台主持人。
移动屏幕不仅重塑产业，更重构了人类的社会性存在。Facebook的点赞按钮将人际关系量化为可计算的“情感GDP。小红书让中国人陷入“精致生活表演赛”。当Tinder用滑动匹配取代传统求偶仪式，爱情被简化为生物特征（颜值、身高）的数据筛选。
竖屏崛起则标志着横屏美学的溃败。竖屏格式与人类单手握持的生理结构完美适配，但15秒时长将叙事逻辑压缩至“高潮前置+强刺激循环”。据麻省理工学院2018年的一项研究发现，TikTok用户平均每1.5秒触发一次多巴胺分泌，导致大脑前额叶皮层活跃度下降17%，注意力阈值跌破8秒。
当屏幕吞没现实的最后边疆
屏幕正在不断拓展对消费者注意力的殖民，元宇宙不过是下一代屏幕的预告。
《堡垒之夜》与Travis Scott的合作不仅是娱乐事件，更是数字分身（Avatar）的社会学实验：1200万观众以卡通形象共聚虚拟海滩，现实中的种族、性别、年龄差异被像素化消解。
当三星展示可拉伸屏幕原型——能像皮肤般延展40%面积时，人类正见证屏幕对物理世界的最新叛变。苹果Vision Pro可以让佩戴者把眼部影像投射到外屏，虚实边界在社交场景中溶解。韩国元宇宙平台Zepeto允许用户将社交媒体数据转化为3D虚拟人，死后可由AI驱动继续“生存”。
在这场虚实共生革命中，屏幕不再是显示工具，而是吞噬现实的终极界面。当我们在折叠屏上处理工作、在VR中参加葬礼、用车载屏观看人生最后一次日落时，或许该重读麦克卢汉的警告：“我们塑造工具，然后工具塑造我们。”
移动设备将人类时间切割为碎片，每个人都在云端拥有行为数据构成的虚拟分身。移动时代带来的不止是便利，更是存在方式的异化——我们通过滤镜美化容貌、用算法筛选信息、依评分选择餐厅。
屏幕史就是一部人类与技术共谋的视觉进化史：CRT时代我们仰望屏幕如仰望圣殿，触摸屏时代将世界压缩在掌心，元宇宙时代则试图让肉身在数据流中溶解。
当8K超高清屏的像素密度超过人眼分辨率，当脑机接口绕过眼球直连意识，屏幕终将从“观看的窗口”进化为“存在的介质”。
或许真正需要追问的是：在追求极致清晰度的路上，我们是否正在模糊真实与虚拟的界限？屏幕解放了人类的视野，却也筑起了新的巴别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