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手到伙伴：新兴大国被“拉拢”进气候治理体制的背后
作者：亚历山大·汤普森，芝加哥大学博士，俄亥俄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默森国际安全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是国际组织政治和国际法。
来源：Thompson, "From rivals to partners: The cooptation of emerging powers into the climate regime,"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Vol. 46, No. 1, pp. 126–149.
导读
在全球格局深度调整的当下，新兴大国的崛起引发国际竞争加剧，小院高墙、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等逆全球化浪潮使诸多领域合作受阻。但由《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为主体的气候治理机制却保持相对稳定，在气候环境不断恶化、急需各国携手治理的背景下，这一现象值得深入探究。
本文聚焦的研究问题是：为何全球气候治理机制能在新兴大国与传统大国潜在冲突不断的情况下，吸引新兴大国积极参与并保持相对稳定？
文章运用 “拉拢式吸纳” 这一核心概念展开分析。研究变量包括新兴大国、传统大国、制度性特权、气候治理机制的稳定性等。其研究思路为：通过梳理气候治理机制建立过程，分析传统大国为拉拢新兴大国、争取其支持采取的策略，探讨新兴大国在其中的角色和利益诉求，进而揭示变量间的关系。研究方法主要是历史案例分析，梳理了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巴黎协定》期间的相关史实。
研究结论表明，传统大国通过给予新兴大国制度性特权，如采纳可持续发展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提供资金支持等，成功“拉拢”了新兴大国，使其从怀疑抵制转为积极参与，成为现有气候治理机制的维护者。不过，当前机制仍然面临着资金支持不到位、新兴大国分歧加大等挑战。
该研究为研究国际制度变迁和大国关系提供新视角，也为未来全球气候治理合作的持续推进和机制完善提供了重要参考，有助于全世界携手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问题。
全球风云变幻中“独善其身”的气候治理
发展中国家世界的新兴力量崛起引发国际竞争与政治冲突，在诸多全球治理领域，新兴大国与传统大国的合作逐渐被竞争所取代。贸易、科技、投资等非安全问题呈现出安全化趋势，使得这些领域演变为战略竞争的前沿阵地，也被视为潜在对手的威胁来源。
然而，气候治理领域的合作却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尽管气候变化问题在国际层面充满争议，涉及巨大利益、地缘政治和南北差异，但国际社会仍然基于共识，达成了一系列气候条约，形成了全球气候变化体制。自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1997年《京都议定书》，到2015年《巴黎协定》，世界各国无论大小，均积极投身该议题中。其中，新兴大国表现突出，例如，全球南方新兴力量派出最大的代表团参加UNFCCC缔约方大会（COP）的年度会议。部分新兴力量更在气候治理进程中担任领导者角色。
这种普遍冲突与个别合作的对比让作者不禁疑惑——在新兴大国与传统大国存在潜在冲突的情况下，全球气候治理机制为何能吸引新兴大国积极参与并保持相对稳定？作者认为可以通过审视强大的西方国家所采用的策略来回答这个问题。这些国家在最初构建相关机制时面临如何说服新兴国家接受并加入这个机制的挑战。于是，一些国家采取“拉拢式吸纳”的策略。具体来说，就是实施拉拢的国家会给予其他国家（被拉拢的国家）制度性特权，以换取它们对现有制度秩序的支持，以达成国际合作。
文章后续围绕西方老牌大国为构建气候治理机制所采取的策略，特别是“拉拢式吸纳” 新兴大国的策略展开分析，以解释这一现象。
制度性“拉拢”与气候变化的权力政治
冷战结束后，新兴大国利用国际制度推动自身利益的实现，部分领域的现有制度受到了冲击。然而，气候治理体制的经验表明，竞争不一定会破坏基于制度的合作。
在气候治理机制中，新兴大国积极维护自身利益，难以避免地与既有大国产生分歧，然而，这种分歧并没有根本影响以UNFCCC为基础的进程，也没有形成一个竞争性的体制。这样看来，全球气候合作似乎已到了成熟阶段，可能会出现安全化问题。然而，实际情况却是，气候变化从未被普遍视为安全问题，例如，印度一直抵制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框架下将气候问题安全化的呼吁。各国在这一问题上均释放积极的合作信号。这引发思考：为何气候治理机制能在大国竞争时代成功建立并存续？
国际制度是合作与权力政治的场所，许多学者将研究重点放在新兴大国对国际制度的影响，以及新兴大国挑战制度现状的策略上，同时也关注传统大国应对新兴大国的策略。本研究重点放在后者。作者结合海曼等人的理论框架，将重点关注在一个重要但常被忽略的策略——既有大国为处理与新兴竞争对手的关系所采用的“拉拢式吸纳”策略，即在共同的秩序或制度性框架中寻求相对较弱的国家（被拉拢者）的支持。
作者特别指出，“拉拢”这一概念在日常用语中常常带有负面含义，但作为一个政治术语是中立的，用于描述某种特定的合作，并且，这种合作可以使双方获益，缓和冲突。此外，新兴国家在“拉拢”的过程中是有选择权的，是它们有意为之的策略。
这种“拉拢”策略在气候治理中格外适用。早期气候合作由工业化国家主导，发展中国家认为在历史责任方面发达国家应该承担更多，且在发展与环保之间更加倾向于前者。同时，它们并不信任全球北方，并紧密关注公平问题，总的来说参与意愿不强。为推动气候治理机制建立，传统大国需争取新兴大国的支持。以中国、印度、巴西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在碳排放增长、代表南方国家发声等方面具有关键作用。由美国、加拿大、日本等牵头的国家采用“自上而下”的“拉拢式吸纳”策略，旨在实现：（1）“招安”反对势力；（2）稳固合作伙伴关系。在气候治理机制建立初期，它们通过提供制度性特权，实现这两个目标。不过，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各自内部存在分歧，这些分歧会影响“拉拢”动态。
建立气候治理体制：二十世纪90年代的“讨价还价”
在气候治理问题上，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存在根本性分歧，但为了吸引发展中国家加入现有的体制，老牌大国在谈判中做出了一些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与要求的让步。
首先就体现在气候治理中的关键原则之一——可持续发展与差异化。在气候谈判中，发展中国家希望避免限制经济发展和主权的条约内容，坚持环境与发展相联系。“可持续发展” 概念因此被提出，它平衡了环境与发展的关系，符合发展中国家的诉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将其作为基本原则，由于其保护了发展中国家最优先、最重要的事项，发展中国家参与的积极性大大提升。同时，工业化国家采纳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CBDR）原则，该原则承认发展中国家的公平关切、发展优先性和有限能力，明确发达国家应带头应对气候变化。多年来，这一原则在诸多协议中有体现，《京都议定书》进一步强化，为南方国家参与提供了政治基础。
第二个让步体现在财政资源上。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UNCED）前，全球南北双方在全球北方是否应为环境问题付费和付费程度上存在分歧。发展中国家要求全球北方提供涵盖 “所有增量成本” 的资金支持，且资金应独立于现有发展援助，并通过新基金分配。在 UNFCCC 谈判中，发达国家同意提供 “新的和额外的财政资源”，《京都议定书》再次强调此义务，并建立清洁发展机制（CDM）。尽管发展中国家未实现建立新气候基金的目标，但在资金支持方面仍取得一定成果，相关条约确立了全球北方在资金上的责任。这些都体现了传统大国通过给予制度性特权“拉拢”新兴大国的策略。
这些条约的特点，是对“拉拢式吸纳”概念理解的鲜明例证。实施拉拢的一方给予被拉拢方制度性特权，以换取被拉拢方对秩序的支持。这种特权表现为有力的原则、极少的实质性义务与直接的物质利益。事实证明，这一重大妥协使几乎所有国家都参与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共197个缔约方），足以见得该体制和“拉拢式吸纳”策略的成功。
新兴大国的特别角色
作者指出，在发展中国家中有几个国家起关键作用，因此被既有大国视作有价值的盟友，能够帮助它们说服反对者、促进谈判进程。
一方面，在气候治理机制形成过程中，中国、印度和巴西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代表发展中国家争取利益，推动全球南方国家谈判目标的实现。例如，巴西主办 1992 年 UNCED 会议并积极参与谈判，印度在谈判中始终维护南方国家立场，中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代表 G77 积极发声。而且，新兴大国从相关制度安排中受益较多，如 CDM 项目的分布不均，中国、印度和巴西承接了约 70% 的项目，在国际气候资金分配中也占据较大份额。
另一方面，新兴大国在气候治理机制形成过程中，不仅是成功的谈判者，更是重要的领导者。在 G77 内部，它们协调各方立场，确定谈判目标和策略，增强了发展中国家在谈判中的影响力。从传统大国角度看，新兴大国既是挑战也是助力。新兴大国与 G77 的紧密联系增加了其谈判筹码，常用来反对工业化国家立场；但它们又能帮助传统大国获得南方国家的广泛支持，促进气候治理机制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双方存在共同利益基础。因此，作者指出，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中，新兴大国是天然的盟友。
讨论与结论
本文运用“拉拢式吸纳”概念解释全球气候治理机制的形成，20 世纪 90 年代传统大国通过给予新兴大国制度性特权，成功建立了以 1992 年《框架公约》和 1997 年《京都议定书》为核心的气候治理新秩序。如今，新兴大国在气候治理中的角色已发生转变，在《巴黎协定》下承担减排承诺。“拉拢”策略成功改变了新兴大国的行为和利益，使得全球气候合作保持稳定。哪怕2017年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意图，许多新兴大国在面临这种“背叛”和更多的责任的情况下，依旧重申它们对《巴黎协定》的支持，可见其维护现有气候治理秩序的决心。然而，这种“拉拢”策略不是永久有效的。当前气候治理机制面临诸多挑战，如减排承诺不足、发达国家气候融资未达标、新兴大国间出现分歧以及贸易摩擦等，作者强调，虽然气候治理领域还未面临“安全化”问题，但未来仍需要新的协议来维持机制的有效性。
编者评述
在国际格局深刻调整、新兴大国崛起引发诸多领域竞争加剧的大背景下，本文围绕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展开了深入探究。文章核心观点认为，传统大国凭借“拉拢式吸纳”策略，给予新兴大国制度性特权，成功促使新兴大国深度参与气候治理机制，实现从潜在对手到合作伙伴的角色转变，进而维持了该机制的相对稳定。不过，当前气候治理机制也面临减排不力、资金短缺、新兴大国间分歧扩大等诸多挑战。
文章的创新之处在于，引入“拉拢式吸纳”这一独特概念，为剖析全球气候治理机制的构建与稳定提供了全新视角，丰富了国际制度变迁与大国关系的研究框架，对后续全球气候治理实践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然而，文章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拉拢式吸纳”这一概念，过度强调了老牌大国在气候治理机制构建中的主导作用，将发展中国家中的大国视为说服全球南方国家的工具，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中国等新兴大国的主观能动性。在全球气候治理的宏大叙事中，中国并非如 “被吸纳” 这一概念所暗示的那般，被动地融入现有体系，而是基于自身的战略考量、价值判断与责任担当，以积极且自主的姿态投身其中，依循本国既定的理念与目标采取行动。
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践行，是主动承担国际责任、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这一参与并非源于外部力量的驱使或诱导，而是基于中国对全球气候形势的深刻洞察，以及对自身发展与全球福祉紧密联系的清晰认知。中国始终坚持从本国国情出发，制定符合自身发展阶段和实际能力的气候政策与行动方案，在实现自身减排目标的同时，积极推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朝着更加公平、合理、有效的方向发展。
鉴于此，未来研究可着重聚焦于中国等新兴大国自主理念与行动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影响机制，深入探讨新兴大国如何进一步发挥引领作用，推动全球气候治理机制朝着更加公平、高效的方向演进。
词汇积累
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
共同但有区别责任
Institutional Privilege
制度性特权
Emerging Power
新兴大国
Established Power
传统大国
译者：周炜佳，国政学人编译员，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
校对 | 丁伟航
审核 | 丁伟航
排版 | 李雨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