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把建立在真正的经济学之上的启蒙，称为“新启蒙”。与之前的启蒙不同的是，这一新的启蒙是建立在确切的、有关自由、繁荣与和平的社会何以可能的理论之上的。这一理论可以称为自发秩序的经济学或真正的经济学，它的核心是米塞斯的行动学与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理论。这一理论将会把一个民族真正带向文明。不同的启蒙有不同的理论背景，新启蒙的“真正的经济学”背景，将使它不同于二十世纪，特别是在五四运动时期及之后在中国出现的启蒙。这样的理论，将带领我们的民族摆脱“在保守传统（或打破传统）与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两者之间循环往复”，走出新的一条道路。
如今我们回望五四时期的启蒙，会发现它有进步意义，也有局限。进步意义体现在“对迷信神力和神权的传统文化，产生反动，因而强调回归人的自主性。”（张灏） 但是这种自主性很大程度上是与“科学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很大程度上属于哈耶克说的“伪个体主义”。这种局限性，从根本上说源于缺乏“正确的理论”的指引，批判传统文化的人士，所采取的理论错了。正确的理论应该是有关“自发秩序”（普遍的扩展秩序）何以可能的理论，我们把它称为真正的经济学。但是，五四运动中，那些批判者所采取的不是这一理论，因此，也未能让社会走向“自发秩序”的方向。
人们需要理论来指引实践。作为一个社会走向自由、和平与繁荣的基础性知识，“真正的经济学”是人们用来分析社会的基本理论工具，如哈耶克的话说，就是“为我们区别那些符合自由制度的措施与那些并不符合自由制度的措施提供了一个评判标准”（哈耶克）。对这一理论的无知，导致人们没有把建立一个以自发秩序为特征的社会作为自己的一个重要目标，而是回到了建构主义的路径上去。
假如目标是建立一个以自发秩序为特征的社会，那么正确的做法就是建立一个使自发秩序得以可能的秩序框架，如权力的分立、代议制民主等等。但是，遗憾的是，五四虽然提出了“民主”的口号（德先生），但由于缺乏正确理论的指引，人们并不清楚为什么要民主（保障自发秩序的需要），或民主的意义何在，最终，民主的目标很快被其他目标取代。
“自由”应该理解为建立使得自发秩序得以可能的秩序框架，使社会朝着自发秩序的方向演化，但是五四那一代知识人并没有充分理解自由的含义。他们把自由理解为“摆脱束缚”，因此把破坏传统（如打倒孔家店）视为争取自由的方式。但正确的做法，不应该是直接针对具体的制度（如传统文化）采取行动，而是通过建立自发秩序的框架，使具体的制度能够在这一框架内自发演化，根据这一秩序框架得到调整。如没有真正的经济学的“理论”指引，没有建立自发秩序的框架，而是直接对各种具体的制度采取行动（如保留或破坏传统的制度或文化），那必然是盲目的。
一个社会应该朝哪个方向走，这是需要正确的“理论”（真正的经济学）才能给出答案的问题。“社会”是手段，需要被正确选择。如人们对正确的理论无知，那么人们将不能正确地“选择”社会，社会将朝着不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产生一个不利于改善自己境况的社会。五四时期的知识人，对真正的经济学普遍无知，这使他们不能正确地认识中国未来的方向（目标），也不能正确地选择手段去实现这一目标。
由于对“理论”缺乏了解，五四时期的知识人错误地把中国的问题归到“国民性”或传统文化上去，而没有认识到，中国的问题是一个“知识”问题，也就是对真正的经济学与自发秩序原理的无知。这种无知，使他们不知道如何才能使中国拥有一个普遍改善个体境况的“社会”。比如鲁迅，他在“国民性”上找原因，他所塑造的角色，如阿Q与祥林嫂，其实都是无辜的受害者，他对传统文化提出了控诉，但他并不清楚，这不是一个“文化”的问题，更不是国民性问题，而是一个“知识”的问题，也就是对一个社会何以繁荣，个体幸福何以普遍增进的理论（真正的经济学）普遍无知的问题，这种无知使得能够使个体摆脱愚昧，充分施展其个性与才能的制度不能建立，使压制个体创造性的制度得以长存。
当然，与其说问题在普通百姓身上，比如说在“知识精英”身上，因为他们负有创造与传播正确观念、启蒙大众的责任，然而，中国历史上存在知识精英普遍失灵的现象。一方面，他们缺乏那种特定的理论知识，即使个体幸福普遍增进的社会如何可能的“知识”（真正的经济学），另一方面他们也是普遍地依附皇权，成为皇权的附庸。因此，他们事实上是伪知识精英。
要摆脱“破坏之后，又回到以前”这种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循环，只能借助于真正的经济学（自发秩序原理或文明的原理）所提供的指引，否则还是会陷入到“反传统与国家主义”的循环中，因为在破坏了之后，不知道社会应该朝着哪个方向发展的情况下，回到之前的制度中去就成为最优的选择。
在正确理论（真正的经济学）指引下的启蒙，才有理由被称为“真正的启蒙”，我们也称之为“新启蒙”。它有理由被称为真正的启蒙，不仅是因为它的目标“个体幸福的普遍增进”是可以被普遍接受的，并且它的手段“自发秩序”也是可行的。这一启蒙的内容，是人们能够认识和运用“文明的原理”，因为这样，自发秩序才是可能的。
新启蒙最为根本的方面，是以正确的理论（真正的经济学）——使得个体的幸福得以普遍增进的社会得以可能的理论——来指引文明、法治、美德、文化等等的建设。几千年来，由于对这一理论的无知，经济社会的发展事实上是停滞不前的。对于今后任何一代的中国知识人来说，只要中国尚未回到这一理论所确定的轨道，那么新启蒙的任务就没有结束。
借助于真正的经济学，我们才能把握西方曾经发生的启蒙运用的精华，我们已经把这一经济学称为“文明的原理”，它对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来说，是“新”的。由于人们普遍地缺乏有关文明的正确认知，对“文明的原理”缺乏了解，包括负有启蒙责任的知识分子，都还没有掌握“文明的原理”，更不用说运用这一原理，所以，我们认为新启蒙尚未完成。
“启蒙”这个概念经常被理解为“理性主义”，而受到一些保守主义者的批判，但是，对“启蒙”的这种理解是“政治哲学的”，而不是“经济学的”。有关启蒙的话语，长期是被政治哲学主导，而不是被经济学主导，这是让很多人对启蒙产生误解的原因。我们认为，借助于真正的经济学这一确切的“理论”，我们对“启蒙”将会有全新的认识。
启蒙是对自己利益的正确认识。准确地说，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到一个分工合作充分展开的社会（自发秩序的扩展）下来认识，认识到这样的社会是自己的利益所在。因此，启蒙意味着认识到维护具有这种特征的社会对自己的利益而言是极为重要的，也包括认识到谁破坏了这样的社会，谁就是损害了自己的利益。启蒙的反面“蒙昧”，是指不能正确认识自己的利益，即看不到自发秩序是决定自己利益的重要因素，而是把自己的利益和具体的人、组织与制度等因素捆绑在一起，由于对自发秩序原理的无知，这些因素的正当性没有放到原理下来审视，这导致不利于自己长期利益和子孙后代利益的行为、组织或制度的长期存在。
所以，启蒙是建立在对社会的正确认识之上的。社会是实现自己利益的手段，但并不是任何社会都能增进自己的利益，只有在自发秩序不断扩展的社会中，个体才有机会不断改善自己的境况，为此，任何的政府和个人，都不能阻碍自发秩序的扩展，他们的行为必须符合自发秩序原理，在这种情况下，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们，才能充分享受分工合作带给他们的利益，他们的生活水平才有持续改善的可能性。这是文明的原理，它的有效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根据这一原理，“社会”高于“国家”。国家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国家”只有在服务于自发秩序的扩展时，才有存在的合理性。国家通过保障自发秩序，来为个体改善自己的境况创造条件。当国家能够扮演好这一角色时，我们才可以说“国家是称职的”。
启蒙意味着学会了用文明的原理（自发秩序原理）来理解社会，而不是盲目地、任意地接受流行的观念。当一个人掌握了“文明的原理”这一“社会科学”，并且能够运用它来认识社会，并做出正确的判断时，我们才可以说“他获得了启蒙”。对这种社会科学知识的掌握，应该成为“赛先生”的重要内容。但遗憾的是，“赛先生”被理解成了“自然科学”，即人们只知道自然科学的重要性，而完全忽视了社会科学对于文明的意义。
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对于这一事实——像物理世界一样，社会也存在着不能违抗的法则——是无知的，他们也不知道，存在着一门有关社会存在与繁荣问题的科学（真正的经济学）。五四运动前后，西方的思想大量进入中国，但这种无知的状况没有改变。因为当时引入中国的其实是政治哲学（如“德先生”），而不是米塞斯或哈耶克的经济学思想，知识人对于文明的原理仍然是无知的，比如他们还是习惯于把“社会”理解为“政治”（一种“术”），把“社会问题”理解为“政治问题”，这是一种“建构主义”思维。当“社会”被如此这般地理解时，就把“权力”从潘多拉盒子中释放出来，也为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开启了大门。
无论是传统文化，还是五四时期从西方引入的思想，都没有告诉知识人“文明的原理”。传统的知识人，本来就是以使用历史主义方法为特征的，如前所述，这种历史主义方法是指向建构主义的。当他们接触到了西方那种用伪理论包装的历史主义思潮时，他们的建构主义倾向只会变得更加强烈。
这种建构主义的一个表现，就是试图以破坏传统的方式来实现变革，但并不知道变革的方向是什么，比如“打倒孔家店”就是例子。人们不清楚，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有关自发秩序的认知框架，有了这样一个认知框架，传统将被重新认识，并得到更新和发展。把矛头指向传统的文字、书籍和建筑等等是没有意义的，销毁这些事物，也不会使一个社会进步。这种建构主义还表现在对“国家”的认识上，即没有把国家放到“自发秩序原理”下来理解，并根据这一原理的要求来塑造符合自发秩序要求的国家。建构主义者实际上是根据自己的意志来构建国家，把国家作为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使用。
启蒙是指这样一种理性，即建立一个基于自发秩序思想的认知框架，它包括把自发秩序作为自己的一个重要目标，并且能够掌握自发秩序原理，用它来认识社会，对社会中偏离自发秩序原理的制度和行为给予批评甚或纠正。
根据对启蒙的上述理解，所谓“救亡压倒启蒙”是一个伪问题。因为在五四及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人们不清楚真正的启蒙应该是什么，或者说，真正的启蒙并没有开启。另外，“救亡压倒启蒙”这句话的意思是应该先有国家，然后再启蒙。但是，一个有助于个体利益普遍增进的“国家”，应该是上述“启蒙”的产物，而不可能先于启蒙而存在。如果这种真正的启蒙被压倒了，那么所谓的“救亡”也就谈不上了。
启蒙，意味着一个民族告别过去的“非理性”，进入到一个“理性”的时代。这种“理性”，显然不能被纳入到“理性主义”中去批判，相反，是应该大力倡导的。启蒙是个体通过自我建设，推动社会实现潜移默化的改变的过程，它可以在悄无声息中发生，也可能在某个时刻轰轰烈烈。启蒙并不一定是有意地去改变谁的观念，而是人们在追求真知，在知行合一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发生的。即这一过程不可能是建构出来的，而只能是自发的，它取决于那些首先认识了“文明的原理”的人士，能不能去运用这一原理。
之前的启蒙强调科学（赛先生），而没有认识到启蒙本身就是一个“科学”（经济学科学或社会科学）问题。没有正确理论指引的启蒙，将是瞎摸索。 “新启蒙”将被视为一个与确切的理论相关的概念，为正确的理论所指引。不以这一理论为基础的“政治”将是任意的。当有关“文明”的正确认知不断地被人接受时，也就意味着启蒙过程的不断展开。无论是市场经济，还是进一步的改革开放，都需要这一“新启蒙”为基础。建立在对文明的正确理解之上的新启蒙运动，将会极大地推动中国社会迈向文明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