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儿童社会化是社会变迁的缩影，关乎个体成长，反映社会结构演变与权力逻辑运作。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儿童的社会角色和成长环境经历了显著转变，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文化价值观变迁的体现。
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儿童的角色经历了从“生产性劳动力”到“情感无价品”的转变。在农业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家庭的经济活动主要依赖于成员的共同劳动，儿童被视为家庭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劳动直接关系到家庭的生存与发展。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家庭的生产活动逐渐转移到工厂等外部场所，儿童从生产领域退出，家庭的经济功能被弱化，而情感支持功能得到强化，儿童逐渐成为家庭的情感中心和未来的希望，被赋予了“无价”的情感价值。
但这种情感化的转变并未终结儿童的社会化矛盾。进入后工业社会，全球化、技术进步和经济竞争的加剧，使得社会对个体的素质和能力有了更高要求，儿童不再只是家庭的情感纽带，而是被赋予了新的工具性角色，成为未来劳动力、社会竞争的资本以及家庭地位的延续工具。教育、医疗、消费等领域的市场化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工具化趋势，儿童的成长被量化为可衡量的指标，社会化过程被简化为资源争夺的手段。
与此同时，社会对不确定性的焦虑也在不断加剧，面对资源分配的不平等、阶层固化的现实以及未来的不可控性，社会对儿童的期待逐渐从“完整的人”转向“风险规避工具”，过度保护与过度竞争、教育焦虑与社会压力并存，儿童的成长自由被压缩在安全与竞争的双重逻辑中。
一、身体规训的转型
霍恩布鲁姆在《违童之愿》中呈现了触目惊心的历史：20世纪50年代，美国孤儿院中的残障儿童被注射放射性同位素，精神病儿童被实施脑叶切除手术，少数族裔儿童成为生化武器的活体实验品。这些行为以“科学进步”为名，实则是冷战意识形态与医学权力共谋的结果，当研究者将儿童标榜为“自愿牺牲者”时，科学伦理彻底让位于国家利益，儿童的身体成为“可消耗的实验材料”。
然而，当历史的暴力阴影逐渐淡去，当代社会却以“关爱”之名延续着另一种形式的规训。卢金诺夫在《娇惯的心灵》中指出，被剥夺的探险时光和家长的全方位的保护，使他们变得愈发脆弱（卢金诺夫，2020：360）。从防过敏校服到取消游乐场秋千，从GPS追踪鞋到取消学校远足，一切风险都被视为必须消除的威胁，这些过度保护看似温情，实则制造了新的规训机制，儿童在无菌环境中丧失了与不确定世界对话的能力，心理韧性因风险规避而退化，最终成为温室里的脆弱物种。
《违童之愿》与《娇惯的心灵》构成了权力运作的辩证法，前者记录的冷战医学实验暴露了科学理性与种族主义的共谋，儿童身体被降格为“可牺牲的实验材料”，其价值取决于是否符合优生学标准，这种赤裸的暴力在当代转型为卢金诺夫笔下的“安全主义”——通过“消除所有风险”的道德绑架，将儿童禁锢在过度保护的精神牢笼中。
二者的逻辑都是如此：权力始终通过对儿童身体的定义权来确立自身合法性。冷战时期，科学话语将儿童身体“病理化”，为干预提供借口；当代社会，风险话语将其“脆弱化”，为控制制造理由。
二、文化资本再生产
拉鲁的《不平等的童年》与帕特南的《我们的孩子》解构了教育公平的神话。拉鲁通过对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家庭育儿方式的对比，揭示了“协作培养”本质上是中产阶级文化特权的操演，看似开放的博物馆参观、家庭会议，实则在训练孩子掌握布尔迪厄提出的“制度化文化资本”——一种将阶级习性转化为学术优势的能力；而工人阶级的“自然成长”模式，则因缺乏对抽象符号系统的驯化，导致孩子在标准化测试中系统性失利。
帕特南的研究为上述分化提供了代际视角，当寒门子弟终于进入名校，仍然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以弥补资源差距，他们的“逆袭”往往需要彻底割裂原生文化（如改变口音、放弃社区纽带）， “文化断根”的成本恰恰证明了教育系统的同化本质。
泽利泽在《给无价的孩子定价》中提供了补充，儿童的社会价值经历了从“经济资产”到“情感无价品”的转变，看似消解工具理性，实则通过将母爱神圣化（母亲放弃职业生涯，全职照顾孩子）变相巩固了中产家庭的文化优势，因为这种“情感密集型育儿模式在经济上的代价不菲，只有经济条件相对宽裕的家庭才能承担得起。
德普克《爱、金钱和孩子》的经济模型暴露了这种文化建构的物质基础：在基尼系数超过0.4的社会，教育回报率差异迫使家庭将育儿异化为“人力资本投资”，这解释了为何瑞典父母可以“放任”，而中美父母必须“鸡娃”——所谓的教育选择自由，不过是制度约束下的被迫理性。
三、社会化主体的消解
许晶在《培养好孩子》中对比了传统道德教育与当代功利化倾向，记录了在上海中产家庭道德教育中儿童要具备竞争意识，同时也要能够在集体环境中服从和合作，展现了“中国语境下的新教伦理”，看似矛盾的道德要求，实则是新自由主义与威权传统的奇特嫁接，其本质是将儿童塑造为“精致的利他主义者”，既能适应市场竞争，又不威胁既有秩序。
哈里斯的理论则对此提出质疑，如果同辈群体比父母更能预测儿童人格发展，那么当前教育体系对家庭责任的过度强调，是否在掩盖更深层的结构暴力？当学校通过分班制度将不同阶层孩子区隔，当社区因房价形成隐形阶级屏障，所谓的“父母选择”早已被社会结构预先决定。卢金诺夫对“脆弱性”的批判在此获得新的维度，当社会将儿童预设为易碎品，实则是拒绝承认不平等本身才是真正的创伤源，安全主义不过是转移矛盾的安慰剂。
四、价值悖论与突围困境
传统社会的道德教育强调培养儿童的责任感、共同体意识和道德品质，注重人格的全面发展。例如儒家思想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将个体的道德修养与社会责任紧密结合，培养具有“正义君子”品质的人才，关注儿童的个人成长，也强调他们对家庭、社区乃至国家的责任。
现代社会的教育目标逐渐转向追求个人成就、安全性和竞争优势。泽利泽揭示的儿童价值悖论（情感无价性VS人力资本化）在数字时代呈现出新形态。社交媒体中的“晒娃经济”将亲子关系转化为流量商品，基因编辑技术使“优生学”借科技还魂，而教育科技公司则通过算法将儿童简化为数据点。这些现象无一不表明儿童正遭受着从早期对其身体的利用，逐步演变为当下对其情感价值以及生物数据的全面榨取。
帕特南提出的“美国梦危机”，在此背景下获得全球化意义，当寒门子弟的“逆袭”故事需要被媒体包装成神话，恰恰证明结构性流动通道的堵塞。而《爱、金钱和孩子》中强调的“育儿经济学”正在制造全球中产阶层的共同焦虑，无论是上海家长为争夺学区房而展开的激烈竞争，还是纽约上东区的妈妈们因为教育资源而不断加码的行为，本质都是全球资本主义在教育领域的具象化。
突围的可能性或许存在于理论间的裂缝。当哈里斯强调同辈影响时，暗示了突破家庭阶层壁垒的可能性；当卢金诺夫批判安全主义时，实际上在呼吁重建公共领域的风险共担机制。但这些星星之火更需要制度创新的支撑，北欧教育模式的成功，证明只有当补习班不再是阶层再生产的必要工具时，父母才可能从“鸡娃”焦虑中解脱。
结语
儿童社会化的过程是个人成长的轨迹，更是社会结构的镜像，它折射出权力、经济与文化资本如何共同作用，塑造了儿童的成长路径，也揭示了社会对“人”的定义正在被工具化侵蚀。从历史的非人道医学实验到当代的过度保护，从教育竞争的阶级分化到育儿模式的功利化，儿童逐渐被嵌入一个以效率、安全和竞争为核心逻辑的社会体系中，剥夺了儿童作为独立个体的成长自由，也让社会失去了对“完整的人”的追求。
这种现象的本质是现代社会对不确定性的深层焦虑。面对资源分配的不平等、阶层固化的现实以及未来的不可控性，社会将儿童视为风险规避的工具，而非人格发展的主体，教育不再是培养完整人格的手段，而是被简化为资源争夺的工具；家庭不再是情感的避风港，而是社会竞争的延伸战场；儿童不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被工具化的“情感商品”与“人力资本”。这种逻辑的蔓延，不仅让儿童失去了成长的自由，也让社会陷入了一种集体的功利化困境。
然而这种困境并非不可突破。儿童问题的核心是社会对“人”的定义出了偏差，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并非抽象的概念，而是体现在每一个儿童的成长轨迹中，一个真正健康的社会不应将儿童视为工具，而应将他们视为目的本身，只有当社会重新审视自身的价值观，回归对“完整的人”的追求，才能为儿童创造一个更加自由、公平和充满可能性的未来。儿童社会化研究最终指向一个更尖锐的问题：在一个将人工具化的社会中，谁又不是“儿童”？
阅读书目
1 霍恩布鲁姆《违童之愿：冷战时期美国儿童医学实验秘史》
2 拉鲁《不平等的童年：阶级、种族与家庭生活》
3 泽利泽《给无价的孩子定价：变迁中的儿童社会价值》
4 德普克《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
5 许晶《培养好孩子：道德与儿童发展》
6 帕特南《我们的孩子：危机中的美国梦》
7 哈里斯《教养的迷思：父母的教养方式能否决定孩子的人格发展？》
8 卢金诺夫《娇惯的心灵：“钢铁”是怎么没有炼成的？》
•本期作者：朱艳祺，华南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研究中心研究生
•本期编辑：木卫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