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人们习惯性地将德国奉为反思“二战”罪行的典范。西德总统勃兰特的 “华沙之跪”、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纪念活动深入人心。人类历史中黑暗不堪的一页似乎已经翻过，正义似乎已经得到伸张。
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
《大清算》的作者、伦敦大学学院德国史教授，玛丽·弗尔布鲁克，在仔细考察“二战”后几十年间的审判与证词、加害者与被害者的言谈后发现，大量施加迫害的纳粹“中坚力量”利用政治漏洞、法律漏洞逃脱了罪责——在东德、西德、奥地利等第三帝国继承国，对纳粹的追责力度大相径庭，冷战格局则进一步加剧了清算的复杂性；司法审判有选择性地进行，前纳粹分子轻易重返社会，甚至操纵面向受害者的国家赔偿。
在清算未能彻底进行的背景下，加害者与受害者的后代背负纳粹主义的遗产前行，暴力的后果仍在时间中回荡。
“这一切都过去了吗？”
在今天的文章中，《大清算》的译者陶泽慧将带领我们一同检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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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西西弗式的历史清算
玛丽·弗尔布鲁克的《大清算：纳粹迫害的遗产与对正义的追寻》是一部充斥着意念力的作品，执念要做一些注定不那么完满，却终归有人要去做的事情。这是一部尽可能全面地论述纳粹迫害、战后审判，以及各方追述与纪念的作品，但它又不可能真正做到全面。
说它尽可能全面，是因为弗尔布鲁克已然跨越了历史学科的藩篱，不仅讨论传统意义上的史料议题——无论是被主流叙事遮蔽的残障人士、同性恋者、耶和华见证会信徒和苏联战俘等纳粹“边缘”受害者，纳粹继承国的表演式审判，以及多方为了固定这段过去而积累下来的史料——更进一步涉足正义这一混杂着政治学和伦理学思辨的复杂议题：纳粹迫害所留下的遗产，能够就正义告诉我们些什么？
说它不可能真正做到全面，是因为这本书绝非纳粹清算的终点或最终形态，而是试图触碰这一议题的种种世俗的和智识的努力中的又一次奋力的个体尝试。
我在刚开始翻译这部作品时，并没有理解弗尔布鲁克的意念力何来，直到我检索文献，发现她本人便是纳粹暴力的被波及者，才恍然大悟。
其母亲是一位逃离纳粹德国的犹太人，她的其他亲属恐怕未必个个有如此好运，弗尔布鲁克的记述也因此代表了她个人面对这个议题的一种西西弗式清算。
本书大体上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先将纳粹迫害确认为一种“国家支持的暴力的爆发”态势，分析纳粹意识形态如何使得制度化的歧视和由此实现的迫害不再无法想象。第二部分聚焦战后盟军占领时期的审判，以及东西两德和奥地利等“纳粹继承国”的司法清算的极端选择性与不彻底性。第三部分则深入幸存者和加害者及其子女面对历史的方式，探讨历史创伤的代际传递与道德责任的分担，也呈现出各继承国对纳粹遗产的姗姗来迟的“清算”。
然而横亘全书的是一系列所有人都不得不回答的问题，纳粹惨剧何以发生？我们该如何面对清算纳粹暴力的复杂正义？
《纽伦堡的审判》
02
体制化是纳粹主义肆意生长的温床
反犹主义从来不是一种纳粹的发明，欧洲历史上的反犹主义可谓由来已久。然而将纳粹意识形态与反犹主义捆绑在一起的，不仅仅有它所执行的骇人听闻的犹太大屠杀，更在于纳粹德国通过一系列的机制，使得以反犹主义为代表的极端主义具有了现代性令人感到恐怖的野蛮形态。
弗尔布鲁克在书中写到，纳粹政权的受害者经历了长期的、系统性的、经宣传机器主导的污名化，这一长期处境为最终的去人性化奠定了基础，由此迈出了从社会排挤到肉体消灭的关键一步。
“人们因为‘种族’、性取向、宗教、残障、政治、‘习惯性犯罪’以及‘反社会行为’而遭到迫害。”
而且纳粹污名化的影响，也因为后续审判的选择性与不彻底性而延续了下来，甚至使得纳粹受害者在战后数十年内，仍然过着边缘生活。
更有甚者，纳粹迫害因牵涉了“命令服从”和“国家利益”的借口，因其官僚化程序和分工化、流程化特点，使得其参与者不仅能够在纳粹体制实行之时，高效甚至优异地（从任务执行角度）完成种族灭绝的任务，更能在司法系统未能剖析和解决这种罪责共担的模式时，以集体免责机制的借口为自己开脱。
最后是纳粹分子在体制中的漫长退场。在纳粹德国的继承国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在战后肃清政府官员中的纳粹分子。哪怕是持“反法西斯国家”口号的东德，也只是为了自身的政治宣言，而对著名纳粹分子采取了更严厉的判决，却对家门口的前纳粹党人缄口不言。
直到纳粹影响力的逐渐退场、大屠杀反思的势头起来，以及西德融入战后欧洲秩序的需求日盛等多方因素发挥作用，才真正让西德，乃至重归统一的德国走上纪念和忏悔的道路。
正如前文所言，使得纳粹主义具有特殊性的，并非其对雅利安人的推崇，也并非反犹、反同等对立情绪，而是如鲍曼所说的，借助现代体制的高效，将极端主义推向前无古人的实践高度。
其号召力和煽动力，为眷恋权力者所眼红，其依托于现代体制的生命力，则值得制度设计者的警醒。
《万湖会议》
03
正义是一个我们不能停止探索的复杂态
二战结束以后，盟军组织了一系列战犯审判，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纽伦堡审判。
纳粹分子曾将它嘲讽为“胜利者的正义”，这其中不仅有他们为自己辩解的企图，但我们也不得不注意到，以纽伦堡审判为代表的战后司法，全然无法处理纳粹迫害这样规模庞大、牵涉甚广的集体暴力。
战后审判的绝对正义是无法设想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全面的司法清算会让负有罪责的纳粹分子将全世界的所有法庭挤得水泄不通，令司法彻底停滞，也是因为前纳粹党人对战败国的战后运行确实是不可或缺的。
战后的正义也并非一蹴而就的认知。对纳粹迫害的广度和深度的认知，驱使着亲历者、学者和公众不断地直面这一惨剧，并对它达成新的理解。
普里莫·莱维的《这是不是个人》在战后不久便出版，但它要一直到二十多年后，才真正收获了大量读者。艾希曼在20世纪60年代才被以色列的特务机构摩萨德于阿根廷逮捕，关于他的那场世纪审判，推动了纳粹罪行究竟是一种反犹太人罪还是反人类罪的讨论，并促使阿伦特以“平庸之恶”来追问纳粹暴力参与者和合作者的罪责。
最后，清算从来不意味着，我们将从对纳粹罪行的分析和归罪中得出某种具有普适性的正义结论，我们要对这种心态保持警惕。
弗尔布鲁克的清算始终是一种人文的姿态，我们需要不断地回望这段不易面对又充满回响的过去，识别其中的不平衡，让今人对历史惨剧的处理成为一种今人负起责任的行为，而不至于陷入一种关于“迟到的正义是不是正义”的两难又无望的讨论之中。
2019年沃尔夫森历史奖获奖作品
大屠杀为何发生，大多数加害者是如何逃脱惩罚的
揭示不公正的清算标准与被操控的国家赔偿
追踪纳粹极权制度给几代人带来的阴影与隐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