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德维希·鲍曼（1921-2018），被称为“希特勒军队的最后一名逃兵”，1990年与其他幸存的德国国防军逃兵以及一些科学家和历史学家共同创立了纳粹军事司法受害者协会。（资料图）
许多历史问题以当事人去世告终，这当然算不上解决，充其量只是不了了之。
路德维希·鲍曼在生命后半段所做的一切就是与这条惯例作斗争。青年鲍曼被征入纳粹德国的国防军，因为不认可纳粹的理念做了逃兵，抓回军队后受尽虐待，经父亲百般努力才捡回一条命。战后他自暴自弃，经历许多变故之后振作起来，为自己和同病相怜的人们争取恢复权利。
逃兵们对抗宿命，和时间赛跑。荒谬之处在于，战后联邦德国为数不少的居高位者承认纳粹是反人类的，却仍然坚持用纳粹强加、毫无道理的罪名来惩罚这些人。
鲍曼的壮举为《希特勒的逃兵》一书所记载。作者对马达雄是日本秋田大学名誉教授，精通德国历史。他的父亲在日本战败前一年应征入伍，被苏军俘虏后关押在西伯利亚战俘营，几年后才回国，接下来一心忙于农活到七十岁。所以，对马达雄非常钦佩积极行动的鲍曼。日本学者笔下的德国史，也很容易令人想起日本和平主义者的呼声。
纳粹德国的国防军约1800万人，交战六年间共30万人逃跑。其中13万人被捕，3.5万人判处死刑，2.2万至2.4万人遭到处决。也有说法是约2万人被判死刑，其中约1.5万人被处决。包括未处死的逃兵在内，十余万军人被送进集中营和军事监狱，最终只有大概4000人活下来。
参战国家的军规都因战事状况而有所变化。日军成立了军法会议等机构来整饬军队纪律，与德军一样，战事越吃紧，处决己方士兵就越随意。苏联在战情迅速恶化的状况下发布数条命令，亦导致逃兵更可能被处决。
美军的情况值得一说。二战中2.1万名逃跑的美军士兵有162人被判处死刑，其中一人遭到处决。这位名叫埃迪·斯洛维克的士兵是南北战争之后唯一一名被处决的逃兵，终年24岁。他以“害怕”为理由拒绝遵从军令，并高调逃走，审判时拒绝自行作证，亦未预料会判处死刑。当时正值许特根森林战役，美军军纪涣散，经美军司法官员审核，盟军最高指挥官艾森豪威尔拒绝了他的宽恕请求。战后，这次处决引起了争议。
美英法在二战中总共处决288名己方士兵，这些士兵往往犯下了性侵等刑事罪犯。没有一个英军士兵因为“政治性发言”而被处死。战后德国军事司法的辩护者忽视了这些差别。另外，有13.5万至15万苏军士兵被处决。
“丧失尊严的人无法活下去”是全书反复强调的人道主义主线。夺回本应属于自己的尊严，也让四分五裂的人生变得有意义。
“绝不能让战争重演！”
纳粹德国是一切为战争服务的畸形国家。1934年兴登堡总统去世，希特勒顺势成为大权独揽的“元首”。德国国防军的誓词随之更改，军人效忠的不再是“人民和祖国”，而是希特勒本人。
不用说魏玛共和国，纳粹时代的德军军法比一战时期都更加残酷。这顺应了希特勒在《我的奋斗》里放出的狠话：“在前线可能会没命，但逃兵必须死。”这种意识与“刀刺在背”迷思不无关系——按照这种说法，一战失败是因为德国出了内奸，犹太人、社会主义者都属于这一类。正是基尔的水兵发动兵变引发十一月革命，导致德皇退位和德国战败。具有“内奸”潜质的军人势必需要恫吓。
纳粹政权一边扩充军备，一边着手恢复魏玛共和国撤销的和平时期的军事裁决权，使军队的司法自成一统。国防军对此大力支持。1936年10月，国家军事法庭正式成立，获罪士兵尚可请求减刑甚至特赦。1940年6月起形势吃紧，前线开始速判速决。
本已非常不公平的军队司法还要受希特勒本人宰制，首席法官裁决国家层面的重罪要请示他。法官们在战后否认了这一点，坚称自己的决断都是依法公正中立的。这可以视为巧言令色。军事法庭惩治了大量违反军纪的士兵，其中绝大部分是逃兵。他们正青春年少，一生早早就被毁掉了。
《希特勒的逃兵》记录了几位逃兵的故事。鲍曼是贯穿全书的一位。他生于汉堡的烟草商家庭，少年时期就反感纳粹。1941年，他19岁时应征加入德国海军。入伍第一天他就与上级发生了冲突，几周后分配到法国做杂务，同队士兵都是纳粹眼中不堪大用的废柴。他认识了同样讨厌纳粹的老乡库尔特·奥尔登堡，后者两年内因为违反军纪关了六次禁闭。
他们与法国人处得不错，看到新闻中德军有意冻死苏军的内容倍感震惊。鲍曼写道：“我不想杀人，我想平凡地活着，我要逃走，我要自由！”他提议逃去南方的维希法国政权，想办法经由北非去美国，与库尔特一拍即合。
1942年6月，在或许是抵抗组织成员的法国人帮助下，他们抵达离边境线几百米的地方，却不幸被两个查关税的巡警拦下来。他们本可以用偷来的手枪抵抗，但下不了手，只能束手就擒。两人逃跑还不到一天就回到军营。经过没有辩护人的四十分钟审判，他们在月底被判处死刑。
简而言之，家人通过军中高层的关系，使受尽折磨的两人被编入惩戒部队。他们必须上东线作战，相当于为正规军堵枪眼，幸免于难的话就再服刑12年抵免处决。鲍曼的父亲宁愿唯一的儿子死在前线，而非作为逃兵被处死。
1944年2月初，再度进入野战医院治疗的鲍曼结识了约翰·卢卡舍维茨。一个厌战的战友酒后声称要成立士兵组织，卢卡舍维茨只因为没有举报就被判处死刑。他比鲍曼大两岁，两人短暂交流就意气相投。11日，卢卡舍维茨被斩首。被护送兵从病床带走时，他留给鲍曼一句话：“绝不能让战争重演！”这句话影响了鲍曼一辈子。
1944年12月，鲍曼在乌克兰战地受重伤，1945年再上战场成了苏军战俘，被认定为纳粹受害者后获释。后来他才知道库尔特早他两周上战场，死于1945年，去世地点不详。
德国剧集《投敌者》讲述了二战时一位德国国防军士兵“变节”的故事。（资料图）
个人命运和社会变迁永远无法分离
逃兵们的遭遇再次确认了纳粹的反人类本质。目睹残杀平民仍旧愿意为侵略战争卖命的军人才是不正常的。逃兵和军方法官在战后的较量，更体现出历史给个体留下的深深伤痕。公正本来一目了然，但许多身居高位的作恶者还活着，在联邦德国仍旧占据着从名誉到物质的好处，人微言轻的受冤屈者要拼上整个人生争取有限的公正。纳粹党羽甚至东德斯塔西官员都拥有可观的退休金，不幸的逃兵们却因为“有前科”而连基本的生活补助都拿不到。
逃离部队被想当然地视为背弃战友。他们直到1980年代都被战争亲历者歧视，1990年代才有所松动。实际上，大多数逃兵是在休假时脱离国防军，而非在战斗中脱逃。
鲍曼在战后的生活格外艰难。他遭到参过军的男人殴打，报警后又被警察殴打。后来的史学研究显示，汉堡的一些警察参与过大屠杀。他沉溺酒精26年，与父亲和姐姐疏离，又导致妻子早逝，孩子们也陷入痛苦。直到心理治疗专家当面警告，他才决定戒酒和负起责任。
个人命运和社会变迁永远无法分离，战后德国社会的抉择也影响了逃兵们的生命。
首任联邦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任职于1949年至1963年之间，长达14年，毫无疑问主导了西德的战后重建。1938年军法被废除，在形式上否定了纳粹军法。但他采取了更实用的政策，去纳粹化是非常不彻底的。就像书中征引他于1952年发表的讲话：“再拿纳粹说事就不应该了。毕竟，凡事有开始就有结束。”
对马达雄在书中批评了阿登纳的处理方式，更认同卡尔·雅斯贝斯在《罪责论》中发表的意见。哲学家与政治家的着眼点固然非常不一样，但雅斯贝斯一针见血地表达出真相：“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是幸存者有理，胜利者才有话语权，上位者总是认为自己代表了正义和公理，但对于失败者、无权者和历史大事件中的受害者而言，这之中蕴含着深深的、盲目的不公。”
毫不意外很多官员恢复原职，纳粹时代的军方法官们得以书写“正史”。战后的司法专家并没有有力地清理纳粹时期遗留的问题，有时还盲信曾经作恶的前辈专家。国防军退伍退休的军人也在1951年成立了“德国军人联盟”，声势浩大，与政府的关系也相当紧密。
而且反抗纳粹的行动往往被视为精英阶层的专属，平民的“消极抵抗”遭到无视。军方人士刺杀希特勒的“7月20日密谋案”在1952年获得平反，处死者的法律罪名被撤销。未成功的政变密谋成为新版“刀刺在背”迷思，也被军人们在战后援引用来自我辩护。他们声称自己的侵略和暴行只是服从命令，同样想方设法推翻纳粹统治。国防军的声望一时反而提升了。
传记电影《帝国的毁灭》剧照。（资料图）
恢复权利的艰难长路
2000年逃兵恢复权利在望，鲍曼和同伴们这次没有被军方拒之门外，例行的“7月20日密谋案”追悼仪式中首次纪念了逃兵和拒服兵役者。
即便如此，他们还是被安排在不起眼的座位，等大家离开后才能献花。那些“7月20日密谋案”受难者的遗孀和后代看到他们，仍然带着毫不掩饰的蔑视。“他们的眼神仿佛在说，你们这群逃兵是懦夫，不是抵抗者。”鲍曼为此而难过。
战争结束半个世纪仍旧如此，充分说明这条长路会多么艰难。当事人耗费多年持之以恒争取复权，周围有曼弗雷德·麦瑟史密特、弗里策·维尔纳等学者相助，媒体和教会持续呼吁，社会上战争一代式微、六八一代兴起，社民党、绿党、左翼党的议员在议会不断努力。1980年代开始，众人如此齐心协力发出声音，争取公众支持，旧时代的遗老们方才逐渐失势。
1987年《尽忠于纳粹主义的国防军司法——神话的崩塌》出版，才让“正史”中那些忠诚于司法的法官形象受到了强劲挑战。1990年10月21日，鲍曼牵头成立“全国纳粹军事司法受害者协会”。这是逃兵、拒服兵役者和所谓“破坏国防力量者”的协会。据他估计，1994年有400名纳粹司法受害者，一年后降至300人。到2002年3月1日，协会的37位始创成员只剩下六个人。
复权可谓拉锯战，在《希特勒的逃兵》中得到条理分明的介绍。审议过程中，一些枝节问题被夸大为原则性问题，辩护者甚至颠倒黑白。比如主持编写军事刑法的法官埃里克·施温格曾判处16人死刑，终战前不久前往维也纳大学任职。他在去纳粹化中被判无罪，在本书中反复出现，既为军方法官辩护，又压制复权运动。这些人和门徒都在极力拖延时间。
在掌握生杀大权的人眼中，“罪有应得”的人不过是蝼蚁。包括卢卡舍维茨在内，维尔纳·吕本中校共判处超过110人死刑。他后来自杀，原因不明，又一次被夸大为整个军方的代表。令人欣慰的是，他的女儿伊姆加德·吉娜加入了鲍曼他们的协会，以行动为父亲赎罪。
2009年9月8日胜利才终于来临，《纳粹不当判决撤销法第二次修正法案》在联邦议会全票通过。协会的37位始创成员只剩鲍曼一个人，他因此成为“希特勒军队的最后一名逃兵”。接下来他继续参与跟和平相关的公共活动。
鲍曼于2018年7月5日去世，享年96岁。他与妻子瓦尔特劳德团聚了。
《希特勒的逃兵》日文版首发时，对马达雄追忆起2016年与鲍曼的一个半小时的访谈。他好奇到底鲍曼为什么能够重新振作人生，投身20年的复权活动，提出可能是对瓦尔特劳德的“赎罪”。
“但他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对马达雄说，晚年的鲍曼每周都骑自行车去墓地与妻子交谈，“这已经不再是赎罪的程度，而是他与亡妻心灵对话支撑着他的行动。”也就是这样，共通的人性让后人理解和记住这些人，才让胜利不至于随着当事人去世而变得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