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估英国工党的绿色新政议程 | 国政学人

GND议程面临以下三个关键性挑战：对国家工具主义概念的依赖；对资本主义增长的依赖；以及其政策议程与全球边缘地区正义的兼容性。

对国家工具主义概念的依赖体现在：与“绿色政治思想倾向于将国家视为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方案”相反，GND议程认为国家是关键的“渐进式环境变化的促进者”。对国家的怀疑在生态思想中很常见，去增长派（degrowth wing）倾向于支持分散的运动建设和共享过程，以逐渐取代资本主义社会形式。这种怀疑往往植根于对国家在资本积累和促进增长中的作用的结构主义理解。GND的观点更倾向于工具主义，将行使国家权力视为实施应对气候和生态紧急情况的政策计划的手段。但是，这两种方法均难以理解资本主义国家的复杂性。尽管他们公开反对国家主义，但去增长主义者经常隐含地依赖“对开明决策者的合理呼吁”来实现他们的议程。同样，GND议程主张探讨那些寻求利用国家权力实现变革性目标的人所面临的结构和制度性障碍，以及如何克服这些障碍。受葛兰西整体国家方法（integral state approach）的影响，结构关系方法认为，国家权力不是特定机构固有的或由控制者通过特定机构行使的东西，而是分散的、碎片化的，受到不断争论的影响。因此，GND将不是简单地夺取国家权力的结果，而是国家内外持续斗争的结果，以建立和维持转型计划背后的社会力量配置。

GND因依赖以资本主义增长为中心的经济战略而受到严厉批评。坚持去增长的支持者认为，增长和可持续性从根本上是不相容的，建立后增长经济需要超越资本主义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关注。马斯蒂尼等人通过将最初作为凯恩斯主义化身的GND与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和桑德斯（以及科尔宾）相关的“GND 2.0”区分开来，修正了这一挑战。他们认为，“GND 2.0”可以被视为迈向后资本主义、零增长未来的过渡战略，因此比其改革派前身更加激进。增长仍然是“GND 2.0”的重点，但它的作用被认为是暂时的，也是战略上必要的，目的是为新的生活方式奠定基础，并为转型建立公众支持。因此，马斯蒂尼等人将第二个挑战重新定义为增长是否被视为超越资本主义积累的过渡战略的一部分。

殖民主义越来越被认为是气候变化的驱动力，是不同社群受气候变化影响程度的决定因素，也是塑造集体理解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因素。因此，越来越多的文献强调，如果不同时解决气候殖民主义问题，就不可能应对气候变化。而GND议程因未能从多个角度做到这一点而受到批评。这些方面包括：优先维持全球北方的生活水平；未能解决对气候危机负责的社群与首当其冲受其后果影响的社群之间的鸿沟；以及它对全球南方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的经济剥削。

反殖民作家可以加深我们对支撑殖民关系的经济统治机制的理解，包括气候殖民主义。例如，Nkumrah描述了在正式帝国解体后，殖民收入是如何通过间接形式的经济统治来维持的，如国际资本对世界市场的控制、国际贷款的高利率以及对航运和保险等国际贸易关键条件的控制。这些间接形式的经济统治的好处累积到了全球北方控制的资本部分。英国的殖民收入在历史上一直被用来安抚其国内工人阶级并将其纳入英国国家，包括以其社会民主的名义。GND的社会经济正义概念不仅享有全球北方的特权，而且实现这些目标将取决于继续从帝国主义统治中获得的经济优势。因此，GND面临的第三个挑战是它未能充分解决其社会政策承诺对帝国主义的依赖。

气候变化仍然是科尔宾工党第一份宣言的背景，也是可负担能源或公正外交政策的次要考虑因素。在全球学校罢课浪潮和直接气候行动（特别是围绕“反抗灭绝”运动）的刺激下，到2019 年，绿色转型的提议成为工党变革愿景和尝试建立有统治力的项目的核心。围绕气候和生态问题的民众动员的爆炸式增长为工党的绿色转向创造了条件，但主要是内部动力在塑造其内容方面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这里的关键是试图平衡代表能源工人的附属工会（Unite the Union、GMB 和 Unison）的要求与成员日益激进的要求（通过内部游说和运动组织组织起来）。政策官员召集了一个工作组，让能源工会优先了解所有与能源相关的政策，并就能源工人的规定直接提出意见，以换取接受一项雄心勃勃的脱碳计划。

就实质而言，工党的计划是典型的GND，涉及“通过强调公共投资、产业政策和指示性规划来实现脱碳的干预主义经济方法”。它承诺通过绿色转型基金提供2500亿英镑的公共资本投资，用于一系列缓解和适应措施，包括：扩大可再生能源以及其供应链所需的港口和制造厂；改造英国的2700万户房屋；支持向电动汽车过渡；重新开放公交线路并扩大当地铁路网络；植树造林，每年创造 20,000公顷的新森林；钢铁和塑料回收设施，以“适应循环经济的需求”；防洪以及其他承诺。除了这些直接投资外，还将通过新的国家投资银行为“企业、基础设施和创新”提供额外的2500亿英镑，该银行将由区域开发银行网络提供支持，该银行将“根据我们实现经济脱碳的使命提供贷款”。工党的提案远远超出了能源范畴，可持续发展在宣言的以下部分占据了突出位置：交通（“减少排放将推动我们的交通政策”）；教育（“学生将学习气候和环境紧急情况的科学理论以及应对它们所需的技能”）；地方政府（“要求在所有规划决策中考虑气候和环境紧急情况”）；和外交政策（“将气候外交置于我们外交政策的核心”）。排放也不是唯一的问题。《自然计划》（Plan for Nature）制定了大量环境政策，旨在“缓解气候变化和恢复自然，实现生物多样性净收益”，包括：创建十个新的国家公园，支持农民过渡到更可持续的耕作方法和对环境负责的做法，以维持健康的鱼类种群。

工党GND议程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它严重依赖国家来实施其政策议程，但表现出对国家的肤浅理解，即假设国家权力可以直接利用并用于任何预期目的，淡化结构和制度障碍。在很大程度上，工党的纲领只是复制而不是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工党的战略集中在利用国家权力作为变革的工具，该纲领的实施以通过大选赢得对国家职能的控制权为前提，让国家充当大多数要素的资助者和传递者。此外，它假设尽管政策议程具有激进的性质，但国家权力可以以日常方式行使。同时，该议程认识到需要对国家及其运作方式进行根本性的改变。工党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将权力从财政部转移的制度改革，包括成立可持续投资委员会，将财政大臣、商务大臣和英格兰银行行长聚集在一起，以监督公共和私人投资，并将财政部负责投资的部门转移到英格兰北部。

GND议程面临的第二个挑战是其经济战略是否过于依赖增长，以至于与其可持续发展目标相悖。按照Mastini等人的说法，克服这一挑战并不意味着立即转向零增长，而是将增长视为暂时的，只有在转型所必需的范围内增长才会出现在经济战略中。工党试图提出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的经济战略，暗示资本主义和可持续性的不相容性。工党的GND是一种过渡战略，这从一系列旨在直接对抗资本的政策中也可以看出。这包括通过补偿公用事业的私人所有者时以账面价值而不是市场价值国有化来直接没收资本（未发布的文件），通过包容性所有权基金隐含的股份稀释间接没收资本并通过去商品化社会再生产的新领域来限制积累的范围。然而，在其他地方，工党的GND似乎更有可能只是打算将英国转变为一种不同但仍然是资本主义的积累战略。例如，在对英国制造业协会的一次演讲中，科尔宾提出了与工业资本结盟并反对金融的提议。

可以看出，一方面，工党发表了以一系列反资本主义政策为背后支撑的社会主义言论；另一方面，GND被作为一种以有利于（部分）资本的方式来加强英国经济的方案出售。在这种情况下，工党将自己定位为同时是（部分）资产阶级的敌人和盟友。工党倾向于在攻击和吸引资本之间转换，这反映了在社会普遍存在的权力平衡下，足够强大的社会力量配置是否或如何能够围绕明确的反资本主义战略凝聚在一起的不确定性。工党没有全心全意地致力于资本主义改革或后资本主义转型，而是试图同时推进，结果两者都难以令人信服。

第三个挑战是GND是否能够对抗而不是加强帝国主义经济关系。工党纲领为此做出了一些明确的尝试。例如，气候正义在国际上被认为是扩展到“国内外社群”，并得到一系以在国际气候正义为目标的政策的支持。工党承诺转向基于消费的排放措施，以便英国“对我们的碳足迹承担全部责任，而不是通过离岸外包来推卸责任”。它还承诺免费或廉价地向全球南方转让绿色技术，在所有贸易关系中推动最高的环境和社会标准，将气候领导力置于外交政策的中心，并维护逃离环境灾难的人们寻求庇护的权利。但是，在更深的层面上，工党对国际气候正义的承诺与压倒性地关注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战略并存。尽管工党有一些试图超越资本主义的尝试，但工党的GND以积累战略为中心，该战略的基础是通过强有力的工业战略来振兴制造业，从而为改善就业、收入和公共服务的社会民主承诺提供资金。问题不在于这些策略是国家范围还是国际范围，而是这些策略在历史上是以牺牲英国前殖民地为代价来实现的。工党的提案将通过对公司增税、资本利得和金融交易等来支付，这意味着它们的资金来自英国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历史性和持续作用的收益，并在英国内部重新分配。

此外，虽然强调就业和制造业的回流，但工党的GND未能解决对早期离岸外包过程的目的地国或原材料出口国的影响。就前者而言，离岸外包一直与世界经济边缘国家（尤其是东亚）的工业化相伴而生。在不否认这种情况发生的问题方式的情况下，任何重大的回流举措都可能对最初将工作岗位外包的国家产生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成本。关于后者，工党对脱碳和绿色制造的承诺将要求大幅增加关键矿物的进口，例如用于制造可充电电池和可再生能源存储，这些矿物往往集中在南半球，并以危险、开采和破坏环境的方式开采。同样，尽管提到了贸易标准，工党也没有明确说明他们将如何避免复制历史上被证明对全球外围资源丰富的国家具有破坏性的剥削性的经济关系。因此，在应对第三个挑战时，工党对国际气候正义的既定承诺被其政治和经济战略所破坏，因为其政治和经济战略在许多领域以新殖民主义全球资本主义结构的延续为前提。

在政治战略层面，科尔宾的工党在媒体、政治建制派（包括工党内部）甚至军队的反对中面临的极端敌意预示着它在政府中实施其纲领时可能面临的阻力。鉴于任何激进的GND项目都将威胁既得利益，国家顽固不化（state recalcitrance）很可能成为GND议程的一个普遍问题。因此，GND倡导者迫切需要超越“倡导”他们希望在政府中实施的计划，开始认真思考如何赢得国家权力，并在这样做之后驾驭、对抗和改造国家。GND议程需要包括政治战略和政策，而这些战略必须从对国家和更广泛的社会力量平衡的具体理解开始。工党政府的政策纲领没有伴随着一个变革性的战略，将国家具体地理解为嵌入更广泛的社会和经济关系中的一系列社会关系。如果不关注这些具体的战略问题，GND议程无论多么有吸引力，都将继续缺乏一个合理和可信的实现计划。

经济战略层面，工党政府需要认识到，如果增长作为临时战略在政治上是必要的，那么就需要始终如一地追求增长。如果一项政治战略涉及确定其支持的目标力量联盟，那么经济战略必须在物质基础上凝聚他们的利益。增长是否是这一临时协调战略的特征，或者社会力量的平衡是否足以更直接地实施后资本主义转型战略（例如，通过快速社会化和再分配更大比例的社会财富，同时抑制整体增长），只能在特定的情况下具体评估。

在国际战略层面，工党试图通过做出一系列旨在实现国际气候正义的承诺来克服第三个挑战。然而，这些承诺往往与其国家目标相冲突。这种紧张局势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英国试图引领进步变革的政治项目所面临的结构性压力。GND寻求通过一系列社会民主改革来改善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以实现这一目标。然而，在历史上，在全球北方提供此类改革一直依赖于剥削南半球的新殖民主义全球经济结构。这迫切需要进一步的工作来考虑全球北方如何与全球南方国家建立联系并支持GND议程。

GND已经成为可持续发展转型的一个重要进步议程。然而，缺乏关于其具体实施的研究。本文旨在通过评估英国工党在英国2019年大选期间提出的GND提案来填补这一空白。分析的重点是工党的提议如何解决更广泛的GND议程面临的三个重大挑战：它对国家的依赖，它与资本主义增长的关系，以及它的帝国主义性质。本文认为，这些挑战以工党提案中的三种紧张关系的形式具体化：将国家视为变革的工具和对象，对资产阶级采取对立和联盟并存的战略，以及努力调和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竞争力量。

通过研究这些矛盾和工党克服这些矛盾的努力，这项研究强调了GND议程中进一步研究的三个关键领域。首先，支持一套政策提案的价值有限，除非同时更深入地考虑GND如何为夺取和行使国家权力以实施这些提案的政治战略提供基础；其次，虽然GND的目标是改革资本主义还是超越资本主义的模糊性可能会在抽象上扩大其吸引力，但具体来说，这可能会削弱GND在物质基础上凝聚社会联盟的能力，需要进一步研究如何在不同情况下实现后者；最后，迫切需要进一步研究如何构建符合和支持国际目标而不是与国际目标相冲突的国家层面的提案。

Green New Deal Politics 

绿色新政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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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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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掘主义

校对 | 韩欣洁 李沛璠

审核 | 施榕

排版 | 李琬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