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让孩子出人头地，他们还会撒谎

号称自由平等的现代社会，为何逃不脱“龙生龙、凤生凤”的魔咒？

为何即使整体收入都在增长，内部的差距日益扩大也有害于社会？

从“读书改变命运”到知名学府挤满了富家子弟，教育改革向何处去？

吃到或继承时代红利却以为自己是凭本事赢的人越多，社会整体的经济发展就越可能放慢？

《社会流动性和它的敌人》借助经济学、社会学的数据和事实，理解社会流动性为何重要、如何走出阶层固化的困境。

当人们的社会阶层固化在底层或顶层时，社会流动性的缺乏让国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落在后面的人无法施展才华，精英阶层也越来越脱离社会，他们对那些有利于改善社会其他阶层的事务漠不关心。

英国是仅次于美国的社会流动性最低的国家，本书分析了多年来英国社会流动性变化的前沿研究，中小学与大学在创造更公平的未来方面的作用，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拥有丰富社会跃迁机会的关键原因。通过这本书，我们将更清楚地了解有哪些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有效方法，以及我们该如何更好地塑造自身的未来。

机会囤积者

机会囤积是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首次提出的一个术语，用以描述富裕家庭为防止孩子从社会阶梯上滑落并被社会底层的发迹者超越而采取的策略。他发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社会精英会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社会向下流动。在相对社会流动的零和博弈中，这意味着阻止其他人崛起。在中小学和大学的招生，以及工作招聘中，在体系中一切可以领先的地方，机会囤积者都保持着优势。

蒂利认为，机会囤积是导致社会不平等的核心行为之一。从事囤积行为的除了精英阶层，还有移民群体——他们正在一个新的国家建立自己的立足之地。在他的书《持久性不平等》中，蒂利描述了络绎不绝地抵达长岛的意大利裔美国移民是如何将其他群体排除在某些职业和商业领域之外的。排外的网络在移民社区中很常见，但是当社会上层的权势集团实施机会囤积时，这种现象会变得更加分裂，因为这些集团很难被其他人渗透。

保持工人阶级的地位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托马斯·哈代的小说《无名的裘德》中，乡下青年裘德试图进入基督寺——哈代为牛津大学虚构的名字——学习，但由于社会地位低下，他的努力遭到了强烈抵制。基督寺的神学院院长建议裘德说：“如果待在自己的阶层，坚持自己的行业，你在生活中获得成功的机会就会大得多。”进入基督寺（正如彼时进入牛津和剑桥一样）需要学习古希腊语和拉丁语文献，但这种教育只在私立的精英学校提供，像裘德这样的人是无法接触到的。哈代创作的这一壮志未酬的故事就是对维多利亚时代机会囤积现象的观察。如今，对于外来者来说，进入牛津和剑桥的障碍日渐式微，但仍然不能小觑：要在一个由近70所传统、偏好和特质各不相同的学院组成的令人困惑的体系中找到方向，为额外的定制科目考试做准备，并提交引人入胜的个人陈述。如果我们能够创造一种制度，中产阶级在其中得心应手，无缘了解的人则手足无措，那么牛津和剑桥肯定是这种制度的最好写照。

进入精英俱乐部需要的不仅仅是文凭或金钱。你的谈吐、穿着和举止都要以某种特定方式进行——就像贝克汉姆夫妇在21世纪初学到的那样。事情总是这样。19世纪中期，出身贫寒的新富实业家求助于自助指南，比如《如何变得有修养》和《来自绅士的建议》。“在这里你可以找到你需要知道的一切：什么时候握手，如何礼貌地结束谈话，如何优雅地坐立。”

正如他们两个世纪前的前辈，21世纪的全球金融精英也在寻求社会地位。对冲基金的亿万富翁们通过高雅艺术——比如赞助独家艺术画廊和博物馆，参加国际歌剧节，投资慈善事业，等等——攀爬等级阶梯。要想出人头地，良好的品位不可或缺。

那些身居高位的人投入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资源，以确保他们的后代不会跌破社会的玻璃地板，即便他们天生的才能或职业道德远不足以和他们的崇高职业相称。在高度不平等的社会中，社会等级下滑导致的收入损失更为严重，这让父母们对孩子的未来感到担忧。规避风险有强烈的诱因，这是一个例子。

事实上，从社会阶梯上摔下来的代价不菲。很难找到任何清晰又有代表性的向下流动的好例子。虽然更像是坊间传闻，一个生动的例外是弗雷德里克·赫维，第七任布里斯托尔侯爵。他继承了大约3500万英镑的财产，他的慷慨捐赠包括路易斯安那州的油井和澳大利亚的一个大型养羊场。但他长期吸毒，死时身无分文。大量淫秽的新闻报道记录了赫维令人震惊的堕落。

在英国，“非精英”因素限制了向下的流动性，研究人员在仔细研究了出生于1970年的高出身、低成就儿童的结果后这样总结道。这些孩子仍然保持了较高的社会地位，尽管单靠他们的天赋，是不可能有那么高的社会地位的。与此同时，低出身、高成就的儿童无法攀上社会阶梯，因为在上层没有他们可以进入的空间。

美国的一项类似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机会囤积迹象。大部分（43%）高收入家庭的美国人“技能一般”。收入较低，但有技能和决心进入高收入群体的美国人，如果有大学学历，在未来就多42%的机会成功：“从流动性的角度来看，如果目前被技能一般但留在顶端的孩子占有的大学席位，是由聪明努力但被困在社会底部的孩子所占据，情况会好很多。”很容易看出为什么社会流动性低会损害一个国家的经济生产率：浪费人才的代价十分高昂。

在《梦想囤积者》一书中，理查德·里夫斯重新提出了蒂利的观点，并描绘了美国中上层阶级如何通过获得最优质的教育、住房、医疗保健和其他服务资源，与美国社会的其他阶层拉开距离。根据里夫斯的说法，美国的机会囤积者属于收入最高的20%的人群，这一群体比超级富豪精英要广泛得多。他说：“那些收入最高的人正在更高效地把自己的地位传递给子女，从而降低了整体的社会流动性。”把你的女儿送进一所更好的大学，或者帮一位职场人士的儿子获得实习机会，这些做法孤立来看，似乎没有什么害处。但里夫斯认为，机会囤积者做出的个人选择累计产生的效果会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从而减少非精英阶层的机会。

但是，申请学校时肆无忌惮的作弊行为和正派的家长为了确保他们的孩子不沦落到次等学校里而采取行动，这中间的界限往往微妙无比。至少在英国，中产阶级中的忧心者多过战斗者。在资源丰富、空间狭小、竞争激烈的社会最高层，机会囤积的面目往往最为丑陋。

那些敢于占据道德制高点的人会被指责为伪善。父母做出的决定定义了孩子的一生，这可能会引发家庭矛盾和相互指责，并在几代人之间产生深远影响。著名戏剧导演兼公开的社会主义者乔纳森·米勒的儿子公开批评父亲把他送进了当地的公立学校，这让他上了头条。威廉·米勒在接受《星期日泰晤士报》采访时表示，他父亲的崇高理想“最终变成了一项漫不经心的社会实验，他的三个孩子连一项资格都没获得”

为了避免让自己的孩子承担同样的风险，威廉把两个女儿送进了私立学校。几年后，故事有了新的转折。《星期日泰晤士报》披露，乔纳森曾为他（其他）的孙子和孙女支付私立学校的学费，并为此感到羞愧。他哀叹道，当地的学校就是没有那种保证能被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录取的“光彩与声望”。他曾就读于著名的私立学校圣保罗男校，并哀叹社会上的特权阶层“有能力将孩子包裹在各种保护性的教育设施中，以保证他们会变得像他们的父母一样”。这位78岁高龄的老人补充道，他“很高兴自己没有看到更多的这种日益增长的恶性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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