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月底，随着特朗普重返白宫，美国气候政策开启了深刻而系统性的倒退。此次气候政策的转向并非简单的政策更替或特朗普对前任成果的片面否定，而是一场通过行政命令、司法动员、预算重构等多重手段有条不紊推进的制度性重塑。
短短数月内，特朗普政府就迅速搭建起一套新的气候治理框架，其核心逻辑，不在于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本身，而在于如何以能源和碳排放为抓手，重新调整国家在气候治理中的角色定位。
这一系统性政策转向可以归纳为三大主轴。首先，是以复兴化石燃料产业、退出国际气候合作机制为手段，确立碳排放作为经济增长支柱的新国家叙事，从而完成一次"高碳复辟"。
其次，是借助联邦的统一实施能源战略之名，打击州一级的气候立法，重塑联邦政府的主导地位，实现气候政策上的“去州权”。
第三，特朗普政府也着手削弱联邦科研机构，减少对气候科研的支持，切断科学与政策制定之间的联系，实现“去科学化”。
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在华盛顿特区的第一资本体育馆（Capital One Arena）举行的就职游行期间签署行政令，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Jim Watson 摄，图片来源：AFP via Getty Images。
“高碳复辟”：国家主权叙事下的能源结构倒退
特朗普的气候政策的主要动作就是以“国家能源主权”为核心，来重新界定美国的国家利益。他认为此前民主党的气候政策是激进的，其对于传统能源产业的打击，已经破坏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因此，他重新调整了政策重心，构建了一个新的叙事体系。所谓的“高碳复辟”主要指的是特朗普希望以主权、国家安全、经济独立为名，重新正当化传统的碳密集型经济结构。
战略宣言：高调“秒”退《巴黎协定》
上任首日，特朗普便签署了题为“在国际环境协议中将美国利益置于首位”的行政令，正式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特朗普还指令美国联邦政府立即停止或撤销美国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作出的任何资金承诺，并要求相关部门在30天内提交报告，说明撤销或废止国际气候融资计划的具体行动，并命令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在10天内发布撤销所有冻结资金的指导意见。
此外，特朗普宣布暂停所有政府对外气候援助资金，并对所有现有和未来的气候项目进行审查，涉及每年约110亿美元的发展中国家气候项目资金。
与他在2017年第一次退出《巴黎协定》时不同，这一次的退出不仅速度更快，语言也更具对抗性。行政令文本中直接将《巴黎协定》描述为对美国经济造成不公平负担的国际枷锁，并指控其侵蚀了美国制定本国能源政策的权利，从而赋予退出行动一种维护主权与国家尊严的道德高度。
这一动作的象征意义远超政策本身。它不仅标志着美国正式背离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也为随后的一系列高碳政策的合法性进行了足够的叙事铺垫，例如在国内取消环保规定，在国际上抵制碳关税与绿色供应链协定等。
通过退出《巴黎协定》，特朗普政府相当于向世界宣告了其政治立场的根本性转变：气候变化从全球治理问题重新被定义为内政问题；减排行动从集体责任转化为经济负担；而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则被重构为对国家能源独立的威胁。
更为重要的是，“退出巴黎”的决策并非孤立事件，而是特朗普更大范围内政治战略的一部分。所谓“能源主权”概念，并不仅仅意味着让美国自主决定能源结构，它实际上包含着三重意图：第一，解除对化石燃料行业的国际压力，为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复兴扫清道德障碍；第二，阻断绿色技术领域在全球资本流动中的优先地位，重新塑造美国制造业和出口竞争力的叙事；第三，将国内能源议题政治化，使之成为衡量政治忠诚与美国国家身份认同的新标志。
在这一新的政治叙事中，传统的诸如“可持续发展”、“跨代责任”等环保语言被系统性地边缘化，取而代之的则是频繁出现的“能源独立”、“经济主权”、“国家安全”等词汇。因此，退出《巴黎协定》不仅是特朗普政府气候政策转向的起点，更是一个明确的信号：美国不再寻求在气候治理中承担领导角色，而是将碳密集型增长模式重新作为国家战略核心加以捍卫。这一选择也相当于彻底放弃了在全球气候行动中的可能的领导地位，在国际上加剧了全球气候行动的分裂与失序。
能源安全借口下的化石燃料“复兴”
退出《巴黎协定》仅仅是特朗普政府气候政策转向的序曲。随之而来的，是一场更为系统的、以“能源安全”为口号的化石燃料复兴运动。在这一战略框架下，化石能源不再被遮遮掩掩地维护，而是以国家生存与技术进步的必要条件被堂而皇之地重新正当化，甚至被塑造成了支撑美国未来经济与国家安全的基石。
随着国际责任被正式抛弃，特朗普政府迅速将政策重心转向国内，他在就任当天就宣布了美国进入“国家能源紧急状态”，理由是国内能源需求迅速增长，威胁到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而在这一紧急状态框架下，联邦机构获得了简化能源项目审批流程、加速传统能源设施建设、削弱地方政府干预权的广泛权限。
在后续的政治叙事中，白宫发言人多次将人工智能、大数据中心与电动车产业的迅猛扩张列为能源紧张的具体例证，进一步渲染出一种绿色能源无法满足未来科技社会需求的危机感。这个叙事逻辑将能源安全与国家安全、技术竞争力紧密绑定，任何对化石燃料项目的质疑，都被间接地等同于对美国的未来的一种威胁。
以此为基础，2025年4月8日，特朗普签署新的行政命令，正式指示美国环境保护署（EPA）为全国范围内原定于退役或升级的燃煤电厂发放排放标准豁免。根据EPA随后公布的信息，约有66家燃煤电厂获得了为期两年的豁免，免于遵守拜登政府时期设立的《清洁空气法》下关于汞、砷、苯等有毒物质排放的严格限制。这些电厂分布在23个州，总发电能力达到约64吉瓦，占全美燃煤发电能力的三分之一，涵盖了美国部分最大的污染源，如阿拉巴马州的詹姆斯·H·米勒电厂和密苏里州的拉巴迪电厂。
这一行政命令所传递的政治信号异常清晰：在“国家能源主权”叙事下，环境标准被重新定义为经济负担，而削弱环保法规其实是保障国家竞争力的一种必要牺牲。曾被视为气候治理基石的排放监管体系，如今被视作威胁美国技术领先地位的障碍。任何对化石燃料项目的质疑，都会被视为间接破坏了国家利益。
通过这一系列动作，特朗普政府不仅实质上复兴了化石燃料产业，更重要的是为能源的复兴提供了政治叙事上的正当性：从此煤炭与石油不再是气候危机的符号，就像他多次对媒体表示的只要在煤炭前面加上一个“beautiful” ，煤炭就可以让人接受。
重新赋予煤炭和石油正当性，正是特朗普政策的实质，他将传统能源描绘成支撑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与国家安全的“战略资源”。能源，从减排的对象转变为主权象征，碳排放，从道德负担转化为未来繁荣的代价。这一转向标志着美国气候政策进入了一个新的范式：不再以环境可持续性为标准衡量能源选择，而是以国家权力扩张与经济统治力作为最高准则。
通过这一系列操作，特朗普政府不仅恢复了化石燃料在能源结构中的支配地位，更试图在文化与意识形态层面，将高碳能源重新塑造为美国国家利益的关键。在这种新的政治叙事中，人们将不再关心传统能源是否会造成全球气候变暖，而是“美国复兴”的必要资源；环保标准不再是为了保护公共利益，而是成了威胁国家竞争力的枷锁。
这一阶段的政策组合清晰地揭示了特朗普气候战略的底层逻辑：气候问题不是科学问题，也不是环境问题，而是权力问题——谁有权决定国家发展的能源路径，谁就掌握了重新定义国家未来的叙事权。
在合理化能源结构“开倒车”的同时，特朗普政府将这一逻辑延伸至其他方面——通过对州权的压制和对科学与政策之间的割裂，完成其对气候治理体系的全面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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